亲贫性支出与公众主观幸福感——基于2013年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幸福经济学、公共财政学和计量经济学为基础,通过运用"2013年吉林大学公众主观幸福感调研"数据,探究了亲贫性支出中的各项指标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并着重分析了财政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通过有序概率模型回归分析发现:在全国截面数据上,出现了国民经济增长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相背离的现象,"幸福悖论"在中国省际层面上成立;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对增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显著作用;而教育、医疗的财政支出对公众主观幸福感产生一定的消极影响。     

不同学段教师教育幸福感的比较研究

教师教育幸福感是教师对自身的教育生活质量的多维度和多层次的综合体验。通过对陕西省1000名教师的调查发现,不同学段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存在差异,其中与高校教师、初中教师和小学教师相比,高中教师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的教育幸福感偏低。要提升教师的教育幸福感,需要从外在的客观教育环境的改善和教师内在的主观思想观念和自身修养两个层面努力。     

居住安排、居住条件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

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研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对陕西和湖北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文章考察了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表明,与子女等同居并不能直接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只有与子女等同居但子女外出打工时,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才比寡居以及与配偶独居时更高.居住条件的改善可以提升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居住在楼房、房屋更新、房屋建筑面积更大、房屋建造者为子女的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更高.另外,分群估计发现,居住安排对女性、低龄、未受过教育的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更大,居住条件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不存在较大的群体差异.研究进一步发现,居住安排和居住条件会影响农村老人的代际关系满意度和居住条件满意度,进而影响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     

教育影响幸福吗?——基于中国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2年我国问卷调查的经验数据,通过构建教育与主观幸福感的有序概率模型,检验教育对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与公众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收入对公众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且绝对收入的效果明显弱于相对收入;传导途径出现多元化,且各传导变量效果不一,教育通过非经济因素的传导效应明显更强。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公众主观幸福感,政府应该加大教育投资力度,降低私人的投资成本,让教育成为居民改善收入水平、实现社会阶层跨越、提升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研究

本文在北京、广州、昆明、沈阳、西安五个省会城市取样的基础上,对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情感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预测作用最大,其次为资讯支持和工具支持。路径分析显示,年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对主观幸福感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还通过社会支持这一中介变量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性别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完全经由社会支持这一变量来实现。     

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研究

本研究以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免费师范生为研究对象,采用苗元江编制的《综合幸福量表》,研究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总体主观幸福感水平、主观幸福感各维度的差异并探讨提升免费师范生主观幸福感的策略。调查结果表明：（1）主观幸福感总体状况良好;（2）幸福感各维度得分从高到低依次是友好关系、健康关注、自我价值、利他行为、人格成长、生命活力、正性情感、生活满意、负性情感;（3）幸福感部分维度在人口学统计指标上面存在显著差异（p＜0.05）。建议从引导免费师范生及早进行人生规划、重视和谐班集体的构建、引导学生关注积极生活事件提高愉快体验等方面去提升免费师范生幸福感各维度水平,更好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提升地方师范院校免费师范生的培养质量。     

领导干部的幸福感与工作绩效

对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工作幸福感和工作绩效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和工作幸福感水平较高,对工作绩效的自我评价较高;领导干部的幸福感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领导干部的工作幸福感会影响其主观幸福感,工作中的自我接受和福利待遇幸福感影响其生活的满意度,自我接受和人际关系幸福感影响其情绪体验;领导干部的主观幸福感对工作绩效的预测效应不显著,工作幸福感的不同方面对不同的工作绩效具有显著的预测效应。研究建议:重视领导干部幸福感的人口统计学差异,有针对性地提升不同的幸福感;重视领导干部不同的工作幸福感对工作绩效不同方面的影响。     

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调查——以包头师范学院为例

目的 教师的幸福意味着学生的幸福.了解教师的主观幸福感对师资管理等具有重大意义.方法 本研究通过问卷发放的方法对包头师范学院青年教师进行《主观幸福感问卷》调查.结论 结果表明:包头市高校青年教师主观幸福感中等偏上;职称、教龄等因素是影响主观幸福感的重要变量.     

城市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豫省例证

通过对开封市六个社区老年人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发现,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并非取决于诸如性别、年龄、教育、退休前的单位类型等外在的个体特征,而是家庭状况和社区因素。家庭关系越和睦,子女越多,社区服务水平越高,社区内邻里交往越频繁,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     

当前主要社会群体主观生活质量研究——以沿海某省调查为例

本文以幸福指数为分析工具,对工人群体、农民群体、干部群体、国有企业管理者群体、知识分子群体、新兴群体和城市贫困群体等七个社会群体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了实证研究.就本次调查来看:除城市贫困群体外,所考察的其他六个社会群体的总体幸福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不同群体间主观生活质量存在差异,并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主观生活质量所存在的群体差异,集中体现了社会变革中不同群体利益的实现状况.主观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对自评幸福感所发挥的作用存在群体差异.当前,知足充裕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对七个社会群体的自评幸福感普遍发挥作用.     

大学生主观幸福感及培养

追求幸福是人类永恒不变的主题之一,随着人们对自身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幸福成为人们日益关心的话题。在心理学界伴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与发展,主观幸福感逐渐成为心理学家关注的课题,研究主观幸福感有助于改善与增进人类的生活质量。文章旨在通过大学生主观幸福的归因及影响大学生幸福感的因素探讨,为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培养提供必要的参考。     

主观幸福感研究综述

主观幸福感包括人们的情感反应和生活满意度.近四十年来,对主观幸福感的测量由单项问题测量发展为多项目测量.在一个非常综合的层面,主观幸福感的多数理论可按其性质归为"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研究发现,主观幸福感与个人性格因素、环境与人口统计因素和文化因素等相关.系统化和综合性的国民幸福指数,能够进一步提升主观幸福感测量的影响.     

跨文化视野中的主观幸福感

幸福感的跨文化研究发现 ,不同的文化中幸福感的标准与来源存在差异 ,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主要有自我决定模型、多维模型以及目标模型。积极的自尊、关系满足、生活意义与规范、父母期望等在不同的文化中对主观幸福感有着不同的影响。主观幸福感模型的文化整合 ,使我们能更加清晰地理解文化在幸福感中的作用和机制 ,未来的主观幸福感理论模型应该综合考虑不同文化的影响 ,从而能够深入地理解幸福感。     

云南省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生活质量与幸福感评价

本文以小康指标体系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为基础,构建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幸福感评价指标体系,并建立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质量评价模型Q=Ni=1CiXi和少数民族地区居民主观幸福感评价指数H=Ni=1CiSi.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出发,对丽江市古城区居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做了评价.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在生活质量指数得分低的层面同样在幸福感量表中的得分也低;古城区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指数很高,其中农村居民的幸福指数高于城镇居民的幸福指数,表明人们是否幸福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很多和绝对财富无关的因素;古城区现在应该大力发展经济,重视教育,提高卫生保健水平.     

幸福感的城乡差异分析——基于中国CGSS2008的调查数据

幸福感是人们对主观生活质量进行的一种情感性评价,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本文在文献评述及概念界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年)提供的数据,从自我期望体验、身心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等三个层次上深入分析我国城乡居民幸福感之间存在的差异。通过对分类变量进行有序逻辑斯蒂回归,发现城乡居民幸福感差异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即农村居民幸福感不高于城镇居民。同时,简要分析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教育差距的经济学分析

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较多.本文在收入差距模型上加入城乡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差别作回归分析,发现教育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必须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力度,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基于社会资本中介效应的分析

儿童期是个体成长的关键时期，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状况会影响居民成年后以至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水平。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多重中介效应模型证明并揭示了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能够产生正向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居民成年后的认知性社会资本和结构性社会资本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和城乡差异，儿童期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女性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男性居民大，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比城镇居民大。从生命历程视角看，儿童期是提高居民成年后主观幸福感水平的重要时期，因而可以通过完善儿童发展的制度体系、加强教育扶持力度、推进社会诚信建设等途径，促进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的提高。     

论增强大学生的幸福感教育

积极心理学视野下的幸福是"快乐与意义的结合".在此基础上的幸福感教育符合科学发展的要求,对于创新思政工作的方法和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的促进作用.文章对幸福感教育的路径进行了探讨.     

大学生综合幸福感结构验证与影响因素分析

以《综合幸福感问卷》为工具研究大学生综合幸福感。发现大学生幸福感在性别、文理科方面无显著性差异;独生子女大学生的幸福感高于非独生子女大学生;学生干部的幸福感显著高于非学生干部;城市学生幸福感高于农村学生;不同年级的大学生幸福感有显著差异;经济因素主要影响主观幸福感;运动能提高幸福感,但过量运动反而会导致幸福水平下降。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运动时间、是否贫困生、年级、生活支出、性别、是否学生干部．对心理幸福感有显著回归作用的依次是是否学生干部、年级、运动时间和城乡来源。研究发现SWB与PWB都是幸福感的有机组成部分,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     

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基于公共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

中国生育政策的变化将影响家庭子女数量，进而影响个体教育获得。系统研究同胞数量与个体教育获得的关系可以为优化公共教育投入结构、全面促进教育公平提供参考。文章基于居民收入调查（CHIP）和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有序Probit、工具变量回归和倾向得分匹配等模型验证了同胞数量会对个体教育获得产生挤占效应，且当个体为女、具有农业户口、父母受教育程度较低、来自中西部地区时，受到的挤占效应更强。进一步分析发现，个体教育层次越高受到的挤占效应越明显，且会影响教育质量和未来工作收入。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教育投入水平的提高有助于缓解挤占效应，且高等教育投入的调节作用最为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