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农村“分家”现象研究——以甘肃省白银市X乡Y村为例

通过对一个村庄进行调查,从分家的时间、分家时到场的人员、分家意见的权威性以及对分家认识的积极化趋势进行分析,"分家"现象有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此相联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从感情型向理性化,从"老一代为中心"向平等、"新一代为中心"方向的变化。家庭已经不是家庭成员资源配置的唯一场所,女性在家庭资源分配中的主导权从后台走到了前台。     

西北农村“分家”特点及原因分析——以甘肃白银市X乡Y村为例

基于分家的时间、分家时到场的人员、分家意见的权威性以及对分家认识的积极化趋势分析,"分家"现象有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此相联系,代际关系也出现了从感情型向理性化、从"老一代为中心"向平等或向"新一代为中心"方向的变化.这种普遍化、简单化和分家评价的中性化趋势与当前土地经营方式有关,与西北农村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与农村消费取向的转移和年轻一代中"个人本位"、"小家庭本位"意识的增长有关.     

农村分家模式对家庭规模变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对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分析全国人口普查原始数据可以发现,自20世纪90年代启动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农村分家模式发生明显的历史性变动,主要体现在兄弟分家和父子分家两方面:兄弟间的分家模式从"一次性分家"向"多次性分家"转变,兄弟结婚后越来越多地是结婚一个就分出去一个,而不是等所有兄弟都结婚之后再一次性分家;父子之间,原有的父亲选择与独子或者小儿子一起居住的模式也正在发生改变,父亲与所有儿子甚至是独子分家、形成空巢家庭在全国不少地区成为普遍趋势。分家模式的这两种变动趋势是农村家庭规模进一步小型化的直接推动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分家习俗的变迁

分家是中国乡村社会的一项重要习俗。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分家的类型、原因、提出时机、内容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新变化，分家过程的提前化、简单化、理性化特征日益凸显。分家习俗的变迁，是在国家主导的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历史背景下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家庭权力（资源）结构的变动、传统伦理的流失与个人主义的盛行、经济发展与国家政策变化...     

分家、代际互动与农村家庭再生产——以鲁西北农村为例

鲁西北农村分家与代际互动形态对既有家庭再生产理论形成冲击。伴随家产的累积与流动,家庭的“分—继—合”体系发生重组,进一步呈现出虚“分”、弱“继”、实“合”的特点。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家庭发展压力,母家庭成为子代核心家庭应对生活压力时的转嫁对象,代际互动过程中的家不仅没有裂分,反而紧密地粘连在一起。现代农村家庭结构趋于代际合作的实质,是分家后围绕家庭再生产所形成的亲子两代核心家庭之间家庭资源的整合利用。家庭结构趋于核心并非意味着家的整体性的退场,中国的现代家庭依然具有自己独特的传统面向。     

法律人眼中的现代农村分家——以女性的现实地位为关注点

青海、甘肃两省部分农村分家的规则大致相同,即儿子在婚后就可以要求与父母分家,每个儿子在分家中得到的财产数额基本相同,在分家的同时还须明确其父母的养老和遗产继承问题,通常是小儿子养老并继承遗产,而分家所涉及的家产分配、养老、继承等均与女儿无关.尽管分家规则完全遵从传统习惯,却与现代法律思想相冲突,且从中反映了女性地位停滞的现实问题.     

中国农村家庭能源贫困的经济效应研究

选取家庭做饭燃料、照明、家电服务、娱乐/教育和通信五个维度来构造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对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进行了考查;能源贫困的福利效应分析中利用工具变量2SLS方法研究了电力可及性对农村家庭消费、收入的影响,基于分层Logit模型探讨了电力可及性、家庭做饭燃料对农村个体健康、教育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随时间的推移呈现下降态势,家庭做饭燃料的贡献率稳步下降,照明的贡献率在各个年份中均不足1%,家电服务（以是否有冰箱衡量）的贡献率稳步下降,近年来通信维度的贡献率比其他维度的贡献率大;家庭规模、户主特征、居住地区等变量对多维能源贫困有显著影响。电力可及性对农村消费及收入提升均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农村家庭中不清洁的烹饪能源使个体受教育程度显著下降并增加了不健康的概率。     

分家：权威，血缘和利益的博弈——以湖南省M村为例

分家析产是农户家庭生活中的重要事件.农民分家节奏加快的深层原因是家长权威的弱化与年轻人经济能力的增强.分家之后的家庭关系从纵向看新家庭的宗祧继承观念正在减弱,从横向看新家庭与母家庭合作性更强,大家庭的关系更和睦,从总体上看新家庭与亲属关系的亲密程度取决于他们之间经济关联度的强弱.变化表明:农民正在超越家族一体的血缘观,趋向于在货币利益的导向下进行行为选择,其市场化、社会化程度正日益提高.     

中药做调料 药食不分家

在制作传统的饮食时，人们经常会根据菜肴的特点而加入调料。其实，调料中有许多是中药。古语有云：“药食不分家。”在人们品尝美味时，这些调料可以使人食欲大增，便于消化，利于健康。     

农村和谐家庭的建设

创建农村和谐家庭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来说既是基础工程,又是系统工程。农村家庭有文化层次不高、经济比较困难、留守家庭多、卫生状况差等明显特征。由于多种原因,农村家庭不和谐的现象较多,它既有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不同步的原因,也有法制不完善的原因。建设农村和谐家庭对建设新农村具有夯实基础、提高主体素质、培养新型农民、促进农村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要通过抓紧家庭经济建设、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进行学习型家庭教育,加强法制教育与建立农村和谐家庭建设保障机制等多种途径,努力建设好这一系统工程。     

人口流动导引的家庭代价及发展省思—基于陇东南 Q 村的个案考察

以陇东南 Q 村为个案,在分析农村人口流动动因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人口流动导引的一系列家庭代价。 家庭功能遭致消解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儿童青少年的教育抚养和老年人养老照料功能弱化;家庭风险多发频发性代价方面,表现为婚姻和家庭稳定性下降、青少年越轨行为突出和家庭成员安全风险增大;家庭分化或衰落性代价方面,表现为空巢家庭、隔代家庭和独身家庭大量出现,家庭的空壳化和复杂分化成为部分家庭走向衰落的前兆。 代价视角的分析表明,需要将家庭置于相关制度设置和公共政策讨论的核心,明确家庭建设在中国农村社会具有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发展和守护家庭,调动家庭自我保障、自我调节和服务的功能及积极性,是政府相关政策制定中必须予以重视的关键议题。     

城镇化与教育资源的相关性对农村的影响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随着甘肃省城镇化的加快,大量农民向城镇转移,进城务工农民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对城镇化效果产生一定影响.如何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成为农村教育面临的难题所在.地方教育资源供求能否满足农村教育与城镇化发展需要成为问题的关键.文章对甘肃地方教育资源供求及配置现状进行阐述,从而进一步对城镇化与地方教育资源供求相关性进行分析,并论述这一相关性对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家庭造成的影响.     

湖南农村家庭道德建设初探

以调查问题为依据 ,认为农村家庭道德状况存在下降趋势 ,家庭关系矛盾突出。其主要原因是农村基层政权行为功能削弱、思想政治工作放松以及几千年封建思想的影响。文章提出政府在农村家庭道德建设中能够且必须发挥积极主导的作用。     

城市郊区农村居民家庭养老支持力系统的构建——以西安为例

传统家庭在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迁移的结构性冲击下,养老功能的发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瓶颈;新农保政策也因制度设计缺陷无法达到政策的预期效果。农村现行养老方式受到了严峻挑战。鉴于家庭保障功能在农村养老中不可替代的作用,通过让家庭之外的社会资源注入家庭内部将家庭养老功能外化,通过增强内力——家庭经济实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完善家庭政策支持),壮大外源——政府、社区和集体支持共同作用,最终形成一种内源式生长和外源给予强力支持的农村养老保障模式。     

城镇化与农村教育资源的相关性及其影响研究——以甘肃省为例

随着甘肃省城镇化的加快不断对农村教育产生冲击作用,使得实现城镇化与农村教育协调并进的目标成为评判城镇化发展效果的主要内容之一。研究甘肃省城镇化与农村教育资源相关性及其对农村经济及家庭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甘肃省的城镇化效果,具有创新意义。通过论述甘肃省城镇化过程中的农村教育资源现状,并通过相关数据论证分析其相关性,进而论述这一相关性对农村产生的影响,对地方政府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如何发挥农村家庭养老的最大效用

在中国农村,家庭养老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渊源。家庭养老方式是几千年的自然选择,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中国力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探讨目前在农村家庭养老弱化、社会养老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充分利用家庭养老资源,使得家庭养老效用最大化,具有现实意义。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的新问题

城市化给中国农村家庭养老带来了冲击,使得家庭权力结构逐渐分散,子女孝养的功利性增加,家庭养老经济保障变得脆弱。但是基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现状,农村家庭养老的深厚文化土壤以及国家和政府为农村家庭养老提供了法律制度保障和具体的物质支持,这些都使农村家庭养老仍有其生存的空间。为了更好地适应城市化发展的需要,原有的家庭养老模式需要进行新的调整。例如积极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和其他养老保障,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集体养老相结合,更注重老人的内心感受和精神需求。     

影响农户家庭消费行为的因素分析 — 北京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的个案调查

本文以对北京市房山区窑上乡窑上村的农户家庭消费特征的调查研究为基础，分析了农户家庭消费的制度化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生活方式和需求环境等影响因素，并据此提出了促进农户家庭消费的几点建议。     

我国农村家庭养老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面临着养老意识淡漠、赡养权利保障不力以及孝道伦理弱化等方面的严峻挑战。解决农村养老问题需要国家、社会和家庭共同努力,构建以国家养老保障为主导、以家庭养老保障为主体、以社区养老保障为补充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从提高农村经济水平,完善法律、养老保险制度、探索社区养老模式以及和谐家庭关系等方面入手,综合治理,提高农村养老质量。     

构建家庭文化下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模式

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孕育出西方式的社会保障,我国的儒家文化则形成了家族式保障。当前,在城市居民享受了社会保障的福利之后,农村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因此,要在家庭文化背景下构筑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我国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以农村家庭保障为主线,以家族成员互助为补充,把政府和社会各方面力量结合在一起的统一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