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女代际经济支持对农村老年人参与新农保的影响——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分析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经济支持与新农保在农村养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旨在分析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对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影响。主要采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CHARLS）,利用spss的交叉列联表相关检验功能检验了子女对父母的经济支持与农村老年父母参与新农保的相关关系。发现有无子女的经济支持以及经济支持的水平与父母是否参与新农保是显著相关的。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与参与新农保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关系,农村子女对父母的代际经济支持都会不同程度地“挤出”或“挤入”父母参与新农保。在鼓励参与新农保、提高待遇水平的同时更应注重家庭子女赡养的“反馈模式”,促进二者相互融合。     

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经济账还是情感账

代际支持是现阶段影响家庭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在国家鼓励生育背景下,通过构建“能力-环境-意愿”框架,探讨民族地区脱贫家庭代际支持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其中经济账起主要作用,情感账以经济账的作用为前提;第二,在经济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主要通过能力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降低抚育成本、增加核心家庭收入和节约教育成本来提升生育意愿;第三,在情感账中,民族地区脱贫家庭的代际支持通过环境驱动机制影响生育意愿,即通过强化家庭导向为主的生育动机和塑造积极的生育态度来提升生育意愿。上述发现为代际支持提升生育意愿提供了新的视角和经验证据。     

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研究

文章基于转型社会视角,利用2014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探讨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关系的现实状况,并从微观机制和宏观结构两方面进一步分析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中国老年人家庭代际经济支持模式仍以供养型为主,但随着现代化进程,互惠型将逐渐占据更加重要的地位。在微观层面,老年人个体禀赋越低、文化观念越传统、健在子女数越多,则更可能身处传统的供养型的代际经济关系之中;家庭网络得分越高,代际关系越紧密,互惠型的可能性更大,游离型的可能性更小;同时,与子女同住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对子女的向下经济支持,呈现出抚养型或互惠型的关系。在宏观层面,社会保障的获得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代际经济资源的双向互惠流动。研究结果对于在转型社会背景下前瞻性应对中国家庭养老风险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代际关系的下位运行及其对农村家庭养老影响

利用问卷调查资料,定量描述了现阶段江汉平原农村家庭养老的基本情况,并从代际关系运行状态的角度探讨了农村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原因。研究发现,当前农村家庭养老遭遇问题并不仅仅是养老资源匮乏的结果,更是农村代际关系朝向下位运行的结果,即代际关系朝向上位的、双向平衡运行逻辑已被朝向下位的、单向失衡运行逻辑所取代。作为一种超经济伦理性的行为特征在代际关系的运行中逐渐消失,子代在养老行为中越来越理性化,这是当前江汉平原农村社会家庭养老面临困境的症结所在。     

流动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分析

在劳动力转移和老龄化的双重背景下,文章重点关注农村子女流动对农村空巢老人自评健康和慢性病状况的影响机制,比较经济支持和就近居住两种代际支持方式对农村空巢老人健康状况的不同影响。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库2015年和2018年的数据,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与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农村子女流向城市会显著恶化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并增加老人的慢性病患病概率。在对子女代际支持的两种模式进行比较后发现,经济支持效应可以改善空巢老人的自评健康,但对改善慢性病患病情况的影响微乎其微,忽视效应不利于空巢老人自评健康,但可以缓解部分慢性病的患病状况。以子女流动距离为门槛探究何种流动距离对空巢老人自评健康最有利,结果表明,当流动子女与空巢老人同县/区但不同村/社区时,空巢老人自评健康状况最佳。上述研究为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空巢老人照料政策提供了参考依据。     

新农保背景下农村老年人的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通过对福建省农村老年人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受到了年龄、身体健康状况、经济状况、新农保的养老金金额以及来自家庭、社区、国家层面的生病照顾、经济支持、生活支持和情感支持的影响。其中,包含新农保在内的经济支持是影响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最显著因素。     

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影响

文章基于2016年、2018年和202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三期数据,实证分析子女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子女的照料支持和情感支持可以显著提升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水平,采用OLS以及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发现上述结果仍然成立;低龄、 女性、中部和东部地区老年人的自评健康水平更容易受到子女代际支持的影响;存在着“子女代际支持—生活满意度—农村老年人自评健康”的传导机制。此研究结果为进一步推进健康老龄化的进程提供了有效参考。     

“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就医行为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CHARLS跟踪调查数据和断点回归方法研究了"新农保"对农村老人就医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新农保"明显提高了较低收入农民生病后的就诊意愿,增加了他们的就诊概率,但没有显著提高他们的医疗支付能力;对于较高收入的农民,"新农保"不但提高了他们的就诊意愿,而且也提高了他们的支付意愿。总体上看,"新农保"正在使农民的健康意识从"小病靠拖,大病靠抗"向"有病必治"转变,"新农保"对农民的就医行为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本文的研究结论同时也折射出较低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医疗费用依然是制约农村老人就医行为的重要因素。因此,双管齐下,进一步完善"新农合"和"新农保"制度才能解决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中国农村老人的就医困境。     

子女数量对农村父母代际经济支持影响研究——基于辽宁省实地调研数据

家庭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与功能单位,子女的代际经济支持是农村父母重要的经济来源和生活保障,家庭关系与农村代际经济支持是当今社会关注的热点之一。根据辽宁省实地调研获取的有效数据,描述辽宁省农村父母代际经济支持获取的现实状况,运用交叉分析和有序回归方法分析子女数量对农村父母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研究发现,子女数量对辽宁省农村父母代际经济支持具有显著影响,是否与父母同住及父母身体健康状况对农村父母代际经济支持也具有显著影响。提出落实生育政策,创新养老模式;弘扬优良传统,重视养老问题;繁荣老年文化,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政策扶持,健全保障措施等对策建议。     

代际支持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健康影响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中老年人慢性病现况研究,了解我国慢性病的现状;了解代际支持现状,在不同性别、年龄、城乡、医疗保险等方面是否存在差异及其对中老年慢性病人群健康的影响。经济支持在不同个体特征、社会状况人群中的差异显著,而联系、看望频次主要在不同年龄段和医保人群中差异显著;代际支持对健康自评、生活满意度和自理能力有影响;慢性病人群抑郁占比高,应加强对慢性病人群代际支持的重视,关注其心理健康。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代际支持研究

劳动力外出给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带来了冲击,老年父母的生活状况以及子女的供养状况也一直是农村家庭研究的焦点。西方理论依据交换和互惠的框架从行为动机和规则本身去理解代际支持,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分析概念和研究视角,但是对中国的文化与伦理因素关注不够,仍面临着本土化的挑战;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留守老人产生原因、自身生活现状、家庭结构和居住方式、获得支持状况以及思想观念变化等方面,但关于子女外出对家庭养老的影响仍存在争议。在具体考量子女外出的影响时,必须从评价主体和标准两个维度出发,综合考量子女状况与父母需求,子女外出产生的养老不充分不一定就意味着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今后相关研究仍需要在系统性、全面性、深入性以及理论研究等方面有所努力。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反馈模式——基于城市青年婚房购买的研究

婚房在婚姻缔结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面对居高不下的房价,父母给子女购买婚房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文章通过分析城市家庭父母和子女在婚房购买中的理念和行为,透视城市家庭代际关系的新变化。研究发现,中国传统家庭代际关系的反馈模式有所发展,但未被彻底颠覆,家庭中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得到了延续。然而,代际支持的时空、强度和内容都有了变化,由此形成了新反馈模式。这种模式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父母的财产转移提前,对子女的支持力度更大;父母和子女分居不分家,代际互动频繁;子女对父母的支持更多体现在精神情感方面的支持,父母的支持与子女的回馈不均衡,回馈时间延迟。     

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吗?——兼论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基于对湖北和陕西农村老人的抽样调查,检验了子女数量与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以回应"多子多福"的现实性,同时探讨了代际支持对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子"比"无子"更"多福",但"多子"不一定"多福"。有子女的农村老人,无论是儿女双全,还是只有儿子或者只有女儿,都比没有子女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高。但是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越高,对于有子女的农村老人,子女总数、儿子数量、女儿数量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均不显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更大程度上受到代际支持的影响,子女对农村老人的经济支持以及生活照料均可提高农村老人的主观幸福感。总体来看,并非子女越多农村老人越幸福,子女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才是影响农村老人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     

情感亲密度、亲代支持与赡养行为——基于CGSS数据农村样本的实证分析

代际关系的传统外在约束力随着现代化进程逐渐被弱化,而亲子间的情感亲密度与代间互助日益成为维系代际关系、保证子女履行"赡养契约"的重要因素。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考察了中国农村地区亲子间情感亲密度和父母支持的现状及其对子代赡养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从主观维度自评代际关系的好坏还是从客观维度报告代际互动的频率,皆发现亲子间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和频繁的情感互动,代间关系较为紧密。情感亲密度对子女给予老年人的精神慰藉影响最大,其次是生活照料,而对经济支持的影响不具有推论意义。父母近期的功能性支持(包括经济支持和生活照料)一定程度上影响子女的赡养行为。通过在模型中加入交互项发现,无论儿子还是女儿,情感亲密度对他们给予父母支持尤其是精神慰藉和生活照顾都有显著影响。而儿子和女儿的性别差异表现在对父母近期生活照料的回馈,女儿表现得更为积极。(1)     

新农保对中国农村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

基于微观调查数据,对新农保制度能否促进农村家庭的收入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参加新农保和参保人数越多都会使得中国农村家庭的纯收入与人均收入显著增加。基于异质性考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纯收入还是人均收入,收入越低的家庭,参保对家庭收入的促进效应就越大;而且参加新农保缩小了不同收入家庭的收入差距。     

分户不分居:代际支持与农村老年人居住方式

据统计,与成年子女共同居住仍然是农村老年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农村地区三代共居家庭的比例高于三代扩展家庭。为解释这种分户不分居的现象,在天津农村进行抽样问卷调查。在相关性分析的基础上通过logistic回归,探讨影响老年人居住方式的主要因素。结果显示,子代对代际支持的需求显著影响老年人的居住方式,而老年人的自身需求则对居住方式没有显著影响。三代分户不分居有可能成为农村地区代际合作的主要形式。     

农村代际流动对土地流转的影响

基于农村代际流动背景,从理论角度分析农村子代人口流动对父辈土地流转影响的作用机理;借助2015年中国健康养老与追踪调查数据,采用两部分模型（Two Part Model）：Probit模型探究子代人口流动能否推动父辈土地流转行为发生,Tobit模型分析其对土地流转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村子女受教育水平、非农户口、流入城市等级和收入水平显著正向影响其父辈土地流转;并通过分组回归发现,农村代际流动对父辈年龄差异群体、子女数量以及居住养老方式差异群体的土地流转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为此,应当根据农村地区差异和实际发展水平,加强教育建设,推动社会公平,阻断社会阶层固化与贫穷代际传递,增强代际流动性,进而推动土地流转。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

基于2009—2017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运用条件混合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了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就业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新农保会显著提升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的概率,降低农业规模经营的概率。从家庭资源禀赋来看,新农保显著提升了精英家庭和互联网接入家庭农户创业的概率,对非精英家庭和未接入互联网家庭农户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讨论发现,信贷获得和风险态度是影响新农保就业效应的两个重要因素,信贷获得显著强化了新农保的创业效应,而风险态度在新农保促进农户非农就业和创业中的作用并不一致。因此,应充分发挥新农保制度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减震器”功能,但也要重视部分群体在就业创业中的“堵点”和“焦点”问题。     

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了研究新农保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意愿的影响,选取山东省即墨市D村作为调研村。通过问卷法和访谈法搜集资料,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家庭人均收入和对新农保的了解程度均与劳动力转移意愿成正相关,即家庭人均收入越高,转移意愿越强;农民对新农保制度越了解,转移的意愿越强。而参保档次、对新农保的满意度和认为新农保在养老中发挥的作用则与劳动力转移意愿成负相关,即农民参保的档次越高,转移的意愿越低;对新农保的满意度越高,转移的意愿越低;认为新农保在养老中发挥作用越大,转移的意愿越低。而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并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