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的文人画观与明清文人画的反拨精神

董其昌的文人画观是以“南北宗论”为轴心线展开的,主要表现在“以禅论画”强调主体的顿悟作用和“以古为师”追求平淡的艺术境界两个方面。明清时期画坛上掀起的崇尚恣肆奇谲的文人艺术思潮是对以董其昌为核心代表的平淡境界和风格模式的反拨,由于这种反拨精神而形成的绘画风格特点,在文人画风格的发展上作了重要的补充。     

阳明学派与公安派

公安派从阳明及其后学那里得到了理论的滋育 ,主要表现在万物一体论对公安派文论及主体性精神的贯注 ;心本体论对于性灵说的启迪 ;崇尚“狂者”与公安派的“英特” ;不虑而知 ,不学而能与公安派的师心不师古等四个方面。     

董其昌书法美学与艺术风格论析

董其昌崇尚王阳明心学，同时又信佛参禅，他将心学和禅宗哲学融会在书法作品之中，使其书法作品清淡中见幽远，娟妙中含虚和，成为他心灵的轨迹。董其昌以禅论书，把质朴无华、平淡自然作为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书法艺术风格。董其昌在艺术理论上建树颇丰，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评王士禛的诗歌创作论

“神韵说”是王士禛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准绳。本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神韵说”的几个特点。文章认为,王士禛对艺术表现手法总的要求是能于诗中得神韵,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创作准则:一、意象浑涵,不着议论;二、笔墨精炼,意在言外;三、浑然无迹,色相俱空。通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的阐述,文章提出“神韵说”的特点是:神韵须出之于自然;极其重视想象的作用;要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以“全美为工”。     

评王士禛的诗歌创作论

“神韵说”是王士慎诗论的核心,也是他用以指导创作实践的准绳。本文对王士滇诗歌创作论进行了探讨,指出“神韵说”的几个特点。文章认为,王士禛对艺术表现手法总的要求是能于诗中得神韵,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创作准则:一、意象浑涵,不着议论;二、笔墨精炼,意在言外;三、浑然无迹,色相俱空。通过对王士禛诗歌创作论的阐述,文章提出“神韵说”的特点是:神韵须出之于自然;极其重视想象的作用;要求内容与形式的一致,以“全美为工”。     

论董其昌山水画的平淡意境

董其昌在南北分宗中标榜的“淡”为宗的艺术宗旨,为后世绘画意境的创意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本文从董其昌作品的特征、美学价值、塑造、渊源及对后世的影响等几方面,系统阐述董其昌的山水画的平淡意境     

略论王士祯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兼论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

王士祯是清代著名诗人和诗学家,他倡举的“神韵”说在传统诗论中占有重要地位。同时因为对“神韵”范畴界定的差异,“神韵”说在诗坛中引起极大关注,褒贬抑扬,仁智各见。他的宋诗观与“神韵”说之关联应是一个关注重点。从王士祯和严羽的苏、黄宋诗观之异出发,结合王氏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神韵”内涵,可以明确王士祯的宋诗观不仅是神韵说的相承,更是对其的发展。     

论江盈科参与创立公安派的过程及其地位

本文通过对公安派酝酿准备、开宗立派、调整发展、矫弊救衰等四个时期的考察,一反过去以三袁兄弟为公安派领袖的传统看法,认为在公安派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江盈科实际上是作为这个革新派的副将而与主将袁宏道并称为“袁、江二公”;他的功绩与影响,仅次于袁宏道,而在公安派其他成员之上。尽管袁中道在袁宏道逝世后曾作为公安派后期的主将而矫弊救衰,但江盈科在生前乃至死后一段时间内的影响都在袁中道之上。     

王士祯的风格论刍议

王士祯是清初诗坛的一代盟主,是著名的神韵说的倡导者。他一生标举神韵,瓣香王、韦,追求一种古澹清远的艺术风格,这一点为历来论家所公认,所重视,笔者也无异议。但是,士祯论风格,是否只限于山水清音一面,而排斥其他风恪?有同志对此作了肯定的回答,认为:士祯曾倾倒司空图,而论诗干脆只有一品——“含蓄”,至多也只限于与这有关的附近几品(指“冲澹”、“自然”、“清奇”),至于如“雄浑”、“沉著”、“高古”、“劲健”、“豪放”、“悲慨”之类,那就未免距离“含蓄”过远,在渔洋眼中只是算得品之最下者,索性一字不提了。(见郑朝宗《论王士祯的神韵说》,载1954年第5期《厦门大学学报》这种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因为它不符合士祯论风格的实际。理论的核心不等于理论的全部,偏爱某种风格不等于排斥其他风格。土祯论风格,一生以崇尚古澹清远为主,但是,在一定时期他也并不排斥“雄奇”、“豪放”、“悲慨”等风格。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浅谈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名列乾嘉三大家之首,为性灵派之领袖。袁枚论诗,注重“性灵”,也极其强调诗人的天分。本文从袁枚与公安派性灵之分野、袁枚的诗才论、袁枚论诗才中的灵感、才与学、识的关系等方面剖析袁枚的诗才论,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性灵说。     

王渔洋扬州文学活动评述

王渔洋（王士）是清代“神韵说”的倡导者,康熙年间,他主盟诗坛达５０年。本文评述他在扬州５年文学活动的成就和影响：康熙年间的两次“红桥修禊”,为扬州文化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其后的卢见曾、曾燠、伊秉绶等人的“红桥修禊”,乃至臧的“冶春后社”,都是王渔洋的余波遗响,扬州文化的振兴,王渔洋是第一功臣;王渔洋在扬州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写景诗的创作,是他标举“神韵”的早期的体现;王渔洋大量的创作实践,以清新平淡的风格取代了遗民诗凄清愁怨的格调,为他日后主盟诗坛创造了条件。可以说,扬州这块沃土造就了一代诗才王渔洋,而王渔洋在扬州的活动,又为扬州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画之南北宗——明末画家董其昌

明末著名画家、书法家、艺术理论家董其昌在中国美术史上地位十分重要,他针对中国传统文人画创作所提出的“南北宗”论对后世影响巨大,成为之后近300余年文人画创作的主要指导思想。对于这一美术创作理论的提出,我们应从大的社会背景和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重新看待这一重要的美术创作理论,进而尝试还原其本意,给予董其昌及所提出的“南北宗”论一个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     

以画为寄:晚明文人画美学的基本特征

晚明文人画美学思想的基本特征是 :以画为寄。它要求绘画超越其物质依赖性 ,而转向表现自我内心。这一美学理想包含“真情说”和“自适论”两个方面的具体内涵 ,它的代表者分别是徐渭和董其昌     

诗的美学理论——“境界”说——读《人间词话》札记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境界”说是其核心。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境界”说虽非王国维首创,但“根本”论的提出却是他的贡献。一九○八年王国维亲自整理出版的《人间词话》的第一     

秦汉时期的“文法吏”

本文通过对秦汉时期“文法吏”的含义、“文法吏”产生的条件以及“文法吏”与“酷吏”的关系等几个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秦汉时期法律与吏治的关系,并对“善史书”、“文无害”等争议较多的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的看法     

董其昌文人画的美学思想及历史地位

董其昌通过“北宗论”建立起一套系统的文人画理论,在绘画形式上董其昌提出了“笔墨精妙论”,总结了中国文人画的表现形式.在审美境界上以淡为宗,反映了中国封建后期普遍的审美情趣.董其昌处在晚明复古主义与浪漫主义两种相对的艺术思潮之中,他一方面顺应了中国艺术向主体内心发展的趋势,信仰禅宗,强调“丘壑内营”“淡由天骨”;另一方面,他又推崇古人,讲求节制,从而坚守了中国传统文人清高、淡泊的审美格调.他一方面赋予笔墨线条以独立的审美地位,给予八大、石涛以艺术形式上的启迪,另一方面又没有因为笔墨形式语言的独立而走向八大、石涛等人的以情造物.他是中国文人画理论的集大成者,是中国古典和谐美艺术的杰出代表,同时又是近代具有崇高特质的艺术在形式语言上的先驱.     

论郑板桥的审美观

郑板桥“适天”“全性”的哲学思想决定了他在审美趣味方面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他欣赏自然美，也不排斥时态美，却不主张人为地制造畸态美。在诗文创作方面，他推崇“沉着痛快”的艺术风格，却又兼容司空图的韵味说；在书画方面，他主张脱尽时习；提倡清新自然、简约平淡的作品。他在评论别人作品时常以“乱”为赞词，自己在创作中也常常追求“乱”，从审美的意义上说，这种“乱”，实际就是“活”。郑板桥生活的时代是我国历史上市民力量和市民意识又一次抬头的重要时期，他和同时期的曹雪芹、戴震们一起，不同程度地要求个性解放，表现了市民阶层的美学理想。     

王士祯“神韵说”的审美意蕴辨析

“神韵说”在中国古代诗论中是颇为重要的一支,它以标榜“神韵天然”而独具美学价值。但历来对其褒贬不一,引起较大的争议。文章拟从中国传统诗论及结合国外新的美学观点的角度,对王士祯的“神韵说”的审美意蕴作些探究。主要通过对“神韵”的解说、“神韵说”美学蕴含的内容以及动态的创作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较完整地揭示“神韵说”内涵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