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社区矫正的社会工作介入

自2003年7月起,我国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正式启动,试行在社区中改造罪犯,矫正其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使其重新顺利回归社会。虽然,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实施单位单一(主要是司法行政部门),社区群众的认同度不高,矫正对象本人的心理障碍等等,使得社区矫正只能是对矫正对象进行惩罚,无法满足矫正对象的就业、心理和重新回归社会等基本需要,其质量和水平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文尝试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视角来分析社区矫正,以期对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思考框架,充分发挥社区矫正的作用,以使矫正对象能够更好更快地重新融入社会。     

“国家统合社会”: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

当代中国社区建设全面进入“治理时代”。新时代,在“国家-政党-社会”的治理结构中,中国特色社区建设明确坚持社区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着力构建各类主体的“多元共治”格局,展现“国家统合社会”的实践图景。新时代社区党组织的核心定位与治理实践是国家治理、社会治理以及政党治理的现实要求,以此适应中国特色社区建设,进而提供社区治理的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实现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制度研究

立足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在政府主导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理论与实践探索,查找出其缺乏完善的制度规范体系、舆论氛围不够、欠缺社工数量与专业化程度达不到对矫正对象有效进行精神调适的不足,通过借鉴比较国内外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矫正的模式,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完善法律法规、加大宣传力度、搭建有效平台、引入购买机制、加强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智慧社会的治理模式探析

社会治理涉及公共权力的行使、国家决策的形成,是一个制度与行为的集合体。社会治理模式由社会存在所决定。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科技成果引发了经济社会领域一系列的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社会迈向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治理模式必须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改变,反馈于社会存在,更好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智慧社会的治理模式要灵活运用新兴科学技术,更要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体现思维的“智慧+”,强强联合,齐抓共管,围绕民生,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     

市域社会治理中的司法贡献——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应用为例

随着智慧法院建设的深入推进,人民法院司法审判大数据海量增长。发掘蕴藏在司法大数据中的丰富信息,探索司法案件与社会活动、政府行为之间内在的关联与规律,是人民法院延伸司法功能、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创新举措。司法大数据种类繁多、信息量巨大,社会治理的内涵更是无限丰富,对两者之间的关联关系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研究,工程量浩大,决非朝夕之功可以完成。鉴于司法大数据在社会治理中的功能、参与方式和面临的难题具有共通性,适宜先开展司法大数据分类和治理范围限定的样本研究。行政审判指数是社会治理效果的晴雨表。以J市法院行政审判大数据对市域社会治理的贡献为例,解读当前行政审判大数据参与社会治理存在的不足及原因,探索司法大数据深入分析应用的路径,可为该领域的实践展开与理论拓展提供参考。     

创新社会治理与完善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创新社会治理,而社区矫正所体现的刑罚轻缓化、行刑人道化以及犯罪治理社会化等先进理念,正是创新社会治理的有机组成部分。针对当前社区矫正机构工作力量薄弱、威慑力不够、约束力不强、协调能力有限等问题,必须多方联动、形成合力,才能增强社区矫正的实施效果。实践证明,强化对社区矫正的法律监督,适当拓宽检察职能,积极发挥协调作用,是增强社区矫正活动权威性、实效性的有效途径。     

帮教协会走进社区矫正对象家

为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区矫正对象教育、管理、帮扶、监督等工作,提高矫正工作的质量和效果,使他们尽快适应社会、奉献社会,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山城街道针对每个矫正对象都建立了帮教协会。帮教协会由以下人员组成:社区矫正官(司法所、检察院人员)、居(村)司法行政协理员、社会工作者、矫正志愿者、矫正顾问员、居(村)"两委"     

北京市X区女犯社区矫正工作调查分析--以性别为视角

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研究方法对北京市X区社区矫正女犯的基本情况和工作特点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女犯社区矫正工作面临的问题和困难等。建议在女犯的社区矫正工作中增强社会性别意识和视角,建立专门的谈话室,加强对女性矫正对象的分类帮扶和培训,吸收社会资源参与女犯社区矫正工作,充分发挥基层妇联在女犯社区矫正工作中的作用。     

“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基于社会资本的视角

“过渡型社区”是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新的社区形态,由于其特定的过渡性、不稳定性造成了治理难题.解决这类社区的治理难题的基础在于打破城乡二元分立的思维定势,对社区政治社会基础进行深入的分析,以保证治理方案的创新和绩效.社会资本是与社区治理紧密相连的理论工具,传统社会资本的崩解和现代社会资本的缺乏是“过渡型社区”的政治社会基本特征.重塑社会资本是实现“过渡型社区”的良善治理的有效方案,但却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物质与精神、政府与社会、中国适用性等方面的关系.文章通过社会资本的视角,重点分析“过渡型社区”治理难题背后的政治社会根源,以求获得学界和社区管理者对“过渡型社区”治理问题的重视.     

青少年社区矫正社会支持网模式研究——以J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为个案

文章以J市青少年社区矫正为个案,对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进行研究,在基于“人在情境中”的社会工作核心理念的基础上,认为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的社会支持网应该涵盖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只有在这三个层面上同时着手,才能够帮助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顺利地完成矫正任务,实现其重返社会的最终目标。     

公共性溢出：社会治理中的社区社会资本职场关联（2009—2021）

作为一种现代社会的关键治理载体,职场将如何在社会治理转型中影响社区社会资本的凝聚。基于全国“职业经历和社会网络”调查2009年至2021年四期截面数据的分析发现：职场之于社区社会资本具有公共性溢出的作用特征。第一,进入职场能提升居民结构性和认知性社区社会资本。第二,相较于未进入职场居民,进入职场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上的优势不断扩大。第三,身处党政部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体制外部门的居民,在社区社会资本凝聚上呈现差异特征。在中国社会治理实践中,职场在提升居民公共事务参与意愿和能力上既体现职场普遍性又体现体制差异性,进而与社区社会资本形成正向关联。这不仅体现了职场的社会价值,而且展现了体制内行动者的治理潜力,还提示了社会治理和社区社会资本中潜在的职场和体制部门分化风险。     

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机理与路径

防返贫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基础和前提,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的有效提升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高质量推进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信息技术应用的视角来看,当前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存在数据基础建设推进不够、智能监测预警应用不深、协同精准施策研究不透以及动态监测管控支撑不足等四大问题。随着数字乡村发展,数字乡村能在信息化总体水平、数字化参与程度和网络化应用场景等方面全面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助力防返贫数字治理能力提升的水平。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推动下,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的不断演化升级,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四项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应用能够构建一个与农村社会客观情况高度仿真与同步的易返贫人群的“数字孪生”世界。虚实空间的双向互动将作为核心演化模式,促使防返贫数字治理全过程形成以三次映射为主线的智能化调适升级机制。智能化的防返贫数字治理机制将具备大数据和智能模型双驱动、实时预测赋能、去中心化决策与帮扶过程精准管控的关键能力。与此同时,通过统筹协调、思路转变、规划引导、多级联动、过程可信等五大路径,提升我国防返贫数字治理体系的智能化水平。     

社区服刑人员的社会融入与精神健康: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十多年来,社区矫正制度在中国获得了快速发展。学界对这一制度的运作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对社区服刑人员的精神健康问题关注不足。本文基于对上海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的调查数据来剖析这一群体的精神健康状况。研究发现,女性和判处缓刑的社区服刑人员精神健康状况更差。社会融入压力对精神健康既存在直接影响,也通过社会支持、矫正态度等不同路径产生间接影响。这对矫正社会工作的启示在于,不仅要从外部因素入手建构相应的社会支持系统,更要充分发挥社区服刑人员的主体作用,使之形成积极、主动的矫正态度,这是改变他们的精神健康状况、提高他们复归社会的效率、实现社区矫正目标的关键所在。     

重构社会空间：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基于C市F社区更新的考察

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面临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难以自发形成,党建引领是社会空间再生产的关键载体。以C市F社区更新为案例,以基层党组织重构社会空间为着眼点,致力呈现“基层党组织引领”与“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之间的过程机制。研究表明,在松散的社会空间环境中,基层党组织经由共建层面的“组织整合”、共治层面的“利益整合”和共享层面的“价值整合”三重尺度重构机制,塑造了一个治理主体紧密联结、情感信任高度凝聚、集体行动有机团结的社会空间环境。其实质是基层党组织主动融入社区治理,通过强化和拓展社区治理能力促进社区空间再平衡,进而实现社区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过程,党组织也依托基层社会实现组织拓展与权威塑造。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

提升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不仅是城市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然要求。借助社会质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能够识别出“缺乏社会包容”和“缺乏社会凝聚”两个风险因素。以北京、南京、义乌、宁波、成都和西宁6个城市的19个多民族社区为研究对象，对影响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的条件组合展开探讨，发现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提升存在“以居民参与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和社区认同为依托的包容型社区”“以民生保障为依托的参与型社区”三条实践路径，营造共生共乐的社区氛围、培育共享共有的社区文化、推进共商共议的社区参与和提供优质高效的社区服务，是城市多民族社区提升社区治理能力的必由之路。     

社区矫正中的社会力量参与

社区矫正是以社区为基础而展开的矫正罪犯的新的行刑模式和制度，社会力量参与罪犯矫正是社区矫正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力量作为罪犯矫正的“第三领域”具有其参与的优势。以民间组织为载体，以社会志愿者为中坚，社会力量循着行为规训、心理矫治、就业接纳和网络构建四大路径介入罪犯的社区矫正。     

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机制构建

未成年人犯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痼疾”,其犯罪行为是不良心理的外化体现。作为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重要手段的心理干预对矫正未成年人犯罪心理、预防再次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大量研究表明,在社区环境中,针对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矫正通常建立在主观的信念和零散的经验之上,由于缺少矫正效果的相应证据,难以实现预期效果。有鉴于此,文章通过Meta分析产生的系统评价结论为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心理干预提供科学证据,并希望通过完善社区矫正法制建设,构建科学的心理评估与精准矫正机制、持续性干预的经费激励机制、多方社会力量协同的参与机制等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机制,将研究证据广泛应用和推广至社区矫正司法实践,提高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心理矫正的科学性。     

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

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风家训文化蕴藏着丰富的治理资源,能够为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提供历史镜鉴与民族智慧。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传统家风家训文化的融入有利于涵养人性根基、培育家庭风尚、协调村社关系,从而能够提升基层社会主体素质、维护基层社会伦理秩序、助力基层社会文明建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需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传统家风家训文化进行扬弃与升华,并以家庭教育为着力点构建“个体—家庭—社会”逐级递进、内外协同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同时要通过内容创新和形式创新,促进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与基层社会治理更加紧密地融合。     

“五微”服务 探索小区治理新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健全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的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城乡社区。这要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更应该去“激活”社区,推动形成党建引领“共治”治理、“联动”治理,增强社区居民的主体意识,不断提升社区治理效能。     

调适与恢复:对城市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治理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农民工群体在壮大,他们的越轨行为也不断凸显并成为当前社会治理难题.针对越轨农民工复杂而嬗变的社会心态,其矫正治理既要正向发挥市民、传媒、政府等的帮扶作用,以营造健康社会环境平衡他们的心态;又要将农民自身的传统观念与当前城市文明相融合,积极培育其现代人格,以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通过调适与恢复治理最终提升越轨农民工的社会归属感,从而维护社会心态的健康和社会秩序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