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

数字乡村建设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也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举措。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空间为手段,构建数字化、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数字治理,能够提高乡村数字化治理能力,推动乡村治理转型。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突出体现为完善村民协商自治、促进治理权力多元化、构建村民集体身份认同。同时,数字乡村建设运用数字信息技术,重构传统乡村治理,促使乡村治理主体增能、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共同体再造。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增加治理成本。因此,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以改善村民生产和生活为目标,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从数字鸿沟到数字包容视角,解释通过数字包容策略化解数字鸿沟,尝试解决农村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不足的难题。研究发现,当前老年人参与数字乡村建设的技术困境主要体现为数字鸿沟的存在,具体表现为基础设施的“接入鸿沟”、智能设备的“使用鸿沟”以及能力素养的“知识鸿沟”,实则反映了技术与治理、行政与自治、增权与赋能的三大困境。而实现从数字鸿沟向数字包容的转变,制度安排是其中的关键因素。在制度安排层面要关注政策执行的精准度、居民需求的回应度和治理系统的适应度。在实践取向层面需遵循人本主义、简约主义和整体智治。为弥合乡村数字鸿沟,提升老年人数字包容,未来需要从组织维度助推老年人数字包容治理,从行为维度提升老年人数字参与能力,从技术维度增强老年人数字资源供给,以更好地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与农民数字生活

从数字化通用素养、数字化社交素养、数字化创意素养和数字化安全素养四个方面构建农民数字素养水平评估指标体系,架构农民“数字化教育—数字素养—数字生活”的理论框架,并依据四川、重庆654户农户调查数据,实证探究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以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为表征的数字生活的影响效应及群体异质性,计量论证数字素养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数字化教育对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且上述影响在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职业类型及收入的群体中存在明显异质性。研究进一步证实,数字化教育显著促进农民数字素养积累,且数字素养对数字化教育影响农民参与数字购物、数字医疗、数字生活服务和数字出行及数字生活参与度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社会老龄化产生耦合。我国数字乡村建设忽视了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保障，该群体数字权利体系和救济体系皆不完备，且怠于使用数字技术，难以实现数字权利自我保护，利益相关主体对该群体数字权利保障的参与度亦不高。乡村老年人享有数字人权，系既有权利及依赖于数据信息而享有权利的数字化表达；数字化的社会权利表达包括数字生存保障权与数字受教育权；数据与老年人形成依附关系时具有排他财产权属性，数字人身权保护针对个人数字信息权和数字隐私权。维护乡村老年人的数字权利，须推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入法入规，强化公权力部门在乡村老年人数字权利保障中的积极作为与担当，尝试建构数据信托和数据代管人制度，打造多元利益相关人协同治理格局。     

梯度嵌入与数字反哺：数字乡村建设中新农人的数字转化逻辑

作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建设的讨论往往突出自上而下的数字构建,常常忽视自下而上的数字转化,因而也就难以解释“脱嵌与嵌入共存,赋能与祛能相生”的建设悖论。以数字新农人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数字乡村建设的后半篇文章,理解数字转化的内在逻辑。研究发现：从流量竞争到公益反哺,数字嵌入乡村的程度不断加深并呈现梯度特征。数字在文化编码与行动反哺的推动下,逐步从“作为流量的数字”向“作为文化的数字”“作为发展的数字”“作为公益的数字”转化。数字的不断转化,使作为政策的数字乡村建设不断向下扎根,从而实现数字对乡村的反哺。     

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潜在风险及消解策略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乡村战略等宏观顶层设计的相继提出，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已然成为一种必然趋向。在乡村数字治理的实践过程中，主要以数字技术整合治理资源、促进信息流通与激活乡村公共信任的价值逻辑和多元主体之间不断交织与调适后共同选择的制度逻辑与为乡村治理赋权增能的技术逻辑为主要表现内容，共同构成了乡村数字治理的内在逻辑。当前，现代化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长期形成的传统治理模式并不会自然达成耦合协调，出现数字技术侵蚀乡土性、消解自治性与催生伦理风险等问题。未来，乡村数字治理需要通过促进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有效融合、强化基层党组织引领责任与村级组织力量、塑造“以人民为中心”的智慧乡村伦理规范等策略加以消解，从而保护乡村性价值。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数字技术如何改变乡村——基于5省10村调研的分析

数字技术为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提供了全新的手段和工具。本研究基于5省10村的社会调研,从村庄内部的视角出发,呈现乡村振兴背景下数字技术嵌入乡村社会的整体图景,剖析数字技术形塑乡村社会的表现及其产生的多重效应。研究发现,外源性的数字技术在嵌入乡村内部系统的过程中,以硬件和软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筑牢乡村发展的底层架构和技术基础,并在乡村多元场景中广泛运用,这构成数字乡村建设持续运行的整体图景。乡村内部各要素在与数字技术的互动过程中产生了重要结构性变化,数字技术在不同层次和维度重塑乡村社会的基础秩序和社会生态,农民个体生活、乡村群体结构、乡村产业形态、乡村治理形式、乡村公共性等均发生不同程度的重构。本研究认为,数字乡村的研究、政策与行动应该从技术变革、主体赋能和村庄本位的角度出发,在尊重村庄主体性和保持乡村性的基础上,实现数字技术与乡村社会的调适与融合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检视

基于TOE分析框架,构建了包括8个观测变量和30个测量指标的评估指标体系,检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的实践效果。通过对14个农业农村部评选的“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研究发现,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能够重塑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乡村治理结构再造,拓展居民参与渠道,赋能乡村治理能力提升,从而助力乡村实现有效治理的目标。但同时,数字技术也会造成一定的乡村治理负担,表现为数字技术的功能“收缩”导致内容生产的行政化,数字技术的社区分化引发内容生产与需求的分离,数据指标硬化和治理内耗引致数字技术的悬浮化,治理主体间的数字鸿沟导致数字技术的挤出效应。为此,需要以“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重新审视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治理,超越对“数字技术”过度技术化和行政化的追求。     

从全面脱贫到乡村振兴：数字经济能否接续助力？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是现阶段我国“三农”工作重心,在有效衔接时期,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日渐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和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助力农村从“脱贫”到“振兴”发展,起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持续性。当各地区处于不同衔接程度时,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具有差异性,地区衔接程度低于50%,数字经济的助推效应最显著。     

数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度评估及驱动因素研究

构建包括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乡村数字经济参与度、乡村数字生活参与 度和乡村数字治理参与度四个维度的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度评估指标体系,并依据四川、 重庆和宁夏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和非试点地区９县(区)１１２９户微观调查数据,实证测度了数 字乡村建设视域下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探究了农民实践参与的阶段性特征、内 外部驱动因素及其影响差异性.研究表明,西部地区数字乡村建设中农民实践参与总体及 分维度水平均偏低,且乡村数字基础设施使用度＞数字生活参与度＞数字经济参与度＞数 字治理参与度;现阶段试点与非试点地区农民实践参与度的差异主要来源于乡村数字治理 参与层面;经济欠发达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民参与数字乡村实践较为滞后.研究进一步发现, 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身体健康状况、是否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内部因素,数字技能培 训、家人及亲友中有无村干部、村庄中有无益农信息社、村庄中有无开通微信公众号等外部 因素均对农民数字乡村实践参与总体及分维度水平产生差异化的显著影响.为加快以乡村 数字化转型助力乡村振兴,提出协调推动数字乡村各领域的建设、注重区域均衡发展、构建 差异化支持策略和驱动机制等政策建议.     

数字乡村建设的理论机制研究

新时代以数字技术助力乡村振兴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建设数字乡村是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和农民全面发展的关键一环。基于程序化扎根理论的研究思路,对26个数字乡村建设的典型案例进行三级编码,遵循“因果条件 脉络 中介条件 行动策略 成效”的故事线逻辑,围绕动力机制、组织引领机制、要素整合机制、制度保障机制及评价考核机制构建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模型。动力激励机制作为运行过程的出发点,组织引领机制、要素整合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是运行过程的重要环节,评价考核机制作为运行过程的落脚点,各个机制共同作用构成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完整体系,从而实现数字乡村建设理论机制循环运行。由于数字乡村建设内容繁杂,各地区发展基础参差不齐,因此,要因地制宜找准数字乡村建设关键发力点,解决各地实际问题。     

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是国家基于农业农村发展需要,以数字信息技术赋能乡村建设,助力实现高质量乡村振兴而做出的时代选择。数字信息化时代下,正确把握内蕴于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之间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有助于厘清当前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内在逻辑,探索数字乡村建设创新乡村治理的重要路径:提升农民数字素养、创新社会参与渠道、构建乡村治理平台与完善配套政策体系,从而更好地实现数字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的融合,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的现代化。     

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乡村”建设路径探析

“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具有深远意义。针对“数字乡村”建设中存在的一些现实挑战，各地应该加快建设数字化信息基础设施，大力实施乡村产业和生活数字化建设，培育数字化专业型农村人才，不断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浙江省作为“数字乡村”建设改革的先锋队，可以将浙江省“数字乡村”建设模式树立标杆，进而不断带动全国进行示范和推广。“数字乡村”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绘就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未来图景。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的数字乡村建设

当前我国农村已摆脱了绝对贫困,下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乡村的全面振兴,基于互联网大数据平台的数字乡村将成为乡村振兴的战略方向。数字乡村对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有效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农业全要素生成率提升,推动农村现代化转型,提升农村治理的智能化,破解乡村振兴难题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政策体系引导,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契机,深刻把握乡村振兴与数字化治理的内在机理,充分发挥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在乡村治理与发展过程中的功能和作用,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共建共享新格局,是数字乡村建设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路径。     

从“数字嵌入”到“数字包容”: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进路反思

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乡村治理场域，实现了乡村内部各要素于不同层次和维度上的结构性重组，为有效推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在数字化与老龄化不断提速的“双化”转型交叠期，由数字资源供给非均衡化和数字技术应用不平衡性等多重因素引致的“数字嵌入失衡”严重掣肘数字乡村战略的高效施行。作为古圣先贤“均平思想”在数字文明时代的新体现，“数字包容”为矫治数字嵌入失衡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调适进路，通过顶层设计、理念重塑、社会支持、多元投入以及权利保障等策略，建构集制度、价值、主体、资源、权能等要素于一体的数字包容体系，在对数字乡村发展价值理念和目标内涵形成有效回应的同时亦可促使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更为高效均衡、普及普惠。     

赋能与重塑：数字空间助力乡村振兴的创新机制

数字空间是数字技术在推动社会治理数字化过程中产生的全新的虚实共生空间,其互动性、融合性、扩展性、共生性等特质与社会关系的去中心性、目标的可及性、信息传播的高效性、动态演进性等运行机理,改变了乡村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式与社会经济运行模式,形构了依托信息技术推动发展的新型发展格局。数字空间是一把双刃剑,在动力、资源、组织等方面赋能乡村振兴战略的同时,也会由于信息资源的非均衡扩散、数字身份的符号化、部分主体参与能力的弱表现性等局限,难以为乡村振兴战略打造多元动力系统、构建乡村社会文明秩序、促进乡村治理转型。理念、技术、政策是影响数字空间应用开发的核心要素,要深入实施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就要树立以农民为中心的价值目标,建立均衡、包容、共享的数字空间;提高信息技术的普及率及农民掌握信息技术的能力,提升信息技术在数字空间的渗透率;优化政策体系,为数字空间发展构建良性运行的生态环境,从而提高数字空间与乡村振兴的适洽性,更好实现数字空间对乡村振兴的赋能效应。     

以数字化平台助力数字乡村建设的战略构想与对策措施——基于广东省的研究

“三农”工作重心已由精准扶贫转向乡村振兴。数字乡村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数字化平台是支撑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分析广东省建设数字乡村的必要性以及存在问题,提出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乡村文旅、综合金融服务、农产品交易、农村资源交易等五个方面建设数字化平台,助力广东数字乡村建设,并尝试提出各平台建设的对策措施。     

内外耦合式发展：数字乡村建设的策略选择

数字乡村建设是建设数字中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必然选择和重要抓手,厘清数字乡村建设的动力来源是有效开展数字乡村建设的关键要义。从当前实践来看,我国正处于外源型模式的数字乡村建设初级阶段,具有短期内提升乡村数字化水平的优势,但也不可避免地面临可持续困境。随着乡村振兴制度设计的不断优化和村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以及数字技术普惠效应的充分释放,内生式发展逐渐成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创新方案。有别于“外源型输送”的发展模式,“内生式发展”模式更注重内生力量的激发,但同时“内生式发展”模式存在着“动力黑箱”的梗阻。未来要可持续地建设数字乡村,应该发挥外源和内生模式的联动作用,从筑牢乡村的硬件基础、培育数字乡村共同体、优化制度设计理念以及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面打造外源与内生耦合的建设图景,为实现数字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