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韩非以利民为核心的治国理路

利民是韩非的政治理想。他基于利民而追求天下大治;他的理想社会秩序是以民众利益为中心。在"争于力"的时代,利民是赢取民心的手段,也是增强国力的手段。利民并不是简单的给民以利,而是一系列利民策略的逻辑结果。韩非的利民治国策略包括"利出一空、理、法术势"并用。"利出一空"的农战政策之所以能利民,关键在于该政策是君民的共同利益;"理"的治国策略是基于民性弊端与制衡君主权力双重考虑,该治国策略可以明确君臣在农战政策中的利益分配,进而能从量上明确君民之间的利益关系;法术势结合的最大利民价值就是使君臣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加稳定,明法是为了利民,而术与势之运用是为了更好地明法。     

论韩非基于工具性关系的义利统一观

利益至上导致义利天然对立,但是工具性关系能够实现义利统一;工具性关系使君臣关系有三点突破：依赖而不是主宰臣民、成就臣民的“富贵之业”、臣民只能以农战得富贵;工具性关系促进了君与民、民与民之间的平等．这也是工具性关系铸就强国的根本原因。     

“三纲”源于法家

西汉董仲舒首次明确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①强调上下等级的绝对臣服关系。对这一维护封建专制的伦理教条,学术界多以为源自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实不然。孔子固然没有、也不可能有取消君臣、贵贱之别的思想,仍希望上下有分,等级有序。然而,他所理想的等级名分是在上者尊贤礼士、施泽于民;在下者安分守已、不犯上作乱。因此,在君臣、君民关系上,孔子首先强调的并不是臣民对君主的绝对盲从,而是君主对臣民的义务和责任。他要求为政从自身做起,国君必须“正身”。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②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     

略论爱尔维修的利益学说

爱尔维修认为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利益起着支配一切的作用;利益是我们的唯一推动力。他把利益原则提到自然规律的高度。爱尔维修认为,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和归宿,而社会公共利益是道德或美德的标准,他的伦理学目标,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和谐结合。爱尔维修追求利己与利他、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统一,对这一理论的探讨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持续、和谐发展。     

孔、墨、韩义利观比较

孔子以周天子的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周礼规定的正当利益为私利的内涵,主张利在义中的义利关系,运用道德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墨子以民众利益为义的内涵,以利他为私利的内涵,主张义利等同的关系,运用兼相爱、交相利的手段建设义利关系。韩非以诸侯国利益为公义的内涵、以臣民合法利益为私利内涵,主张义利相生的义利关系,运用法律制度来建设义利关系。     

哈耶克论市场服务的动力与调适

在市场服务中,服务者的主观目标和动因是个人目的和个人利益,企业所考虑的也是自身的收益和利润。追求个人目的和利润之行为不仅是应当的,而且具有正当价值;允许个人按自己的愿望和利益行动,允许人们追求自身目的,也不是自私自利。只承认客观结果意义上的利他人或小团体中的利他主义是不够的,市场服务中也存在目的意义上的利他精神。市场系统和一般抽象规则是调节个人服务行为的两类方式,对规则的遵从是调适之核心。     

功利主义与义务论辩难

义务论的道德标准 ,一方面 ,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严重 :它侵犯、否定每个人的一切目的中利己的欲望和自由 ;另一方面 ,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最为缓慢 ,因为它否定目的利己、反对一切个人利益的追求 ,也就堵塞了人们增进社会和他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于是 ,合而言之 ,义务论道德是给予每个人的害与利的比值最大的道德。反之 ,功利主义的道德标准 ,一方面 ,则对每个人的欲望和自由侵犯最为轻微 :它仅仅侵犯、否定每个人的损人利己的欲望和自由 ;另一方面 ,它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又最为迅速 ,因为它肯定为己利他、鼓励一切有利社会和他人的个人利益的追求 ,也就开放了增进全社会和每个人利益的最有力的源泉。于是 ,合而言之 ,功利主义道德便是给予每个人的利与害的比值最大的道德。     

论李斯的社会人格

对李斯的历史评价涉及到对秦朝以及中国封建社会的评价 ,影响李斯评价公正性的问题在于对其人格的认识。“老鼠哲学”不是统贯李斯一生的处世态度 ,而是随阶段不同而有所不同 ;李斯要求改变生活现状、提高政治地位是无可非议的 ;李斯杀韩非 ,不仅是为了个人利益 ,也是为了秦国的利益。因此 ,我们不能对李斯的社会人格持完全的否定态度。     

“王”抑或“霸”——孟子“王道”学说之悖论

孟子的教导只能造就霸者,不能造就王者,这是孟子王道学说的悖论之所在。王霸之辨在于君主心术之辨,"王道之成"以君主的"王者之心"为基础,但造就"王者之心"却是一项不可能的事业。孟子与诸侯对话时非常注意修辞,诉诸的根本不是君主的"不忍人之心",而是君主的"利心",试图用"利"或"无敌""王天下"来打动时君。孟子的教导不但不能在现实的君主身上造就"王者之心",而且只会诱导出"霸者之心",这就不免与他的王道理想南辕北辙。     

确立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必然性

社会主义价值观建设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必须找到一个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关系的最恰当的方式。既要重视个人利益,保护个人正当利益,又要反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把个人利益的发展严格限制在不危害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的范围内。这种价值观就是集体主义价值观。它是一种崭新的、正确的价值观．是时代的主旋律。     

韩非之礼学

韩非是法家著名人物。但是,韩非并不简单的否定礼,他借用礼的等级性维护和论证君臣之间的等级关系,除了从法治维度批评儒家德治、仁政,还从礼的维度批评儒家的道德仁义,并将忠孝仁义等纳入礼的控制之下;他肯定礼仪在政治层面和生活层面的价值,在情礼(礼仪)之间又重情轻礼,反对礼(礼仪)的价值的异化。     

论社会分工对现代人性的型塑

作为制度根据的人性为社会分工所规定，所以，分析社会分工所型塑的人性结构的历时性与普遍性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发达的社会分工及其社会结构——公域与私域决定了现实的人性结构是：个人意识与集体意识的中道平衡；人的自利心与利他心的中道平衡；个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中道平衡；自由与秩序的中道平衡。因此，从人性的角度看，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在正当程序中实现多元价值的中道平衡——追求价值的程序论证为法治之要。     

论元代君臣关系的主奴化

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可以分成主奴关系和普通的尊卑关系两种类型。元代以前的君主官僚制社会中 ,由于官僚制度等因素的制约 ,名义上无限至上的君权在行使中受到很大限制 ,君臣之间形成一般的尊卑关系 ,没有主奴意识。元代的重要官僚大多来自怯薛 ,该组织成员始终是皇室的奴仆 ;而怯薛在国家政治中的中枢地位又使得当朝权贵以做皇帝奴婢为荣的风气不断弥漫到各族官员身上 ,君臣关系不断向主奴化方向发展。与此相适应 ,传统中限制君权的诸多政治运作 ,如封驳制度、执奏制度等 ,在元代被大量破坏或不克施行 ,官员也难再有其他朝代士大夫官僚们的人格尊严和自觉。当然 ,元代以前 ,君臣之间的尊卑反差一直在缓慢地扩大 ,元代则使其最终发生了质的变化 ,这一变化被明、清两代继承     

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以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罗伯特·达尔论信仰与民主

任何一种政治体系都需要合适的政治信仰来支撑。在区分三类不同信仰认知的基础上,达尔认为在像美国这样的多元民主国家,公民虽以个人利益为信仰,但同时也具有利他的本性,然而个人利益的过于强调损害了民主的健康发展,因此通过公民教育倡导合理的利己主义以提高公民与精英的品德修养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西方民主权利与功利价值观的冲突是导致西方民主问题的根源。     

论利益原则与利益动因

对利益的追求,是人们从事各种社会活动的最初动因。人们永远不会满足于既得的利益,总要不断地追求利益数量的最大化和利益关系的公平化。追求利益数量最大化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政治进步、文化繁荣最强有力的永不消亡的原初动因。人民利益数量最大化,是一条基本利益原则。追求社会利益关系公平化,是实现社会公正的根本动因。社会利益关系公平化,是又一项基本利益原则。利益有公利和私利之分,权力有公权和私权之别。公权只应和公利相结合。人们对权力和利益合理结合的追求,强有力地推动着政治文明和反腐倡廉。权力和利益结合的合理化,是又一项基本利益原则。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一、价值、利益与集体主义价值观 　　价值是关系范畴。马克思说,“价值这个普遍概念,是从人们对待他们的外界的关系中产生的。”伦理学上所使用的价值,是指调整人们行为的道德价值,它通过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表现出来。作为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式,价值由经济基础决定,又通过“利益”这一“中介”而实现。利益是人对周围世界一定对象的需要,它有个人利益 (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各种需要的总和 )和集体利益 (按着一定关系所构成的联合体的共同利益 )之分。所谓集体,不是指任何狭隘的集团、组织和地区,而是指社会、人民和群众。集体主义是…     

公理与公利：明清之际公共思想的分析范式初探

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重要内容,是在明代思想对“私”“利”正名的基础上,如何由“私”上升为“公”,一方面在承认“私”“利”的基础上重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也为“私”“利”提供正当性理据。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私”“利”是不具备正当性的,而明末启蒙思潮则承认“私”“利”的普遍性与必要性。这就必须解决如何处理公私、义利关系而构建“天下为公”政治秩序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明代启蒙思潮形成了“公理”与“公利”两种分析范式,即以公理为核心,规范性的“统私为公”进路与以公利为核心,经验性的“合私成公”进路。前者调整了传统理学的“理一分殊”理念,在承认私利的同时,也认为“利必有害”,“私”“利”必须遵循“理”的客观规律,因此,道德精英的“以欲合理”的超凡入圣,以及在此基础上“布大义于天下”,即“统私为公”。后者基于气学、心学对于传统理学的突破将公利设置为政治正当性的基础,而公利是私利适当关系下的总合,因此,国家治理应建设公共导向、兼容和谐的利益关系,以“合私为公”。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两种进路的背景、发展及局限,对把握明代理学与气学、心学的整体脉络,厘清明末启蒙思潮的公私义利论证逻辑,扬弃性继承中国传统利益...     

《受害者》中的犹太宗教伦理观

《受害者》主人公利文撒尔在每一次伦理抉择时总是选择以善和责任为中心的伦理价值观,并且他在行善和承担责任的过程中有明显的受难倾向,体现出犹太宗教伦理的核心思想。利文撒尔所坚持的犹太宗教伦理观与当时美国社会盛行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形成鲜明对比,他的善念和责任感使得在利益驱使下日渐模糊的善恶分界线重新清晰化,展现了犹太宗教伦理思想中蕴含的强大道德力量,唤起了人们对社会道德根基的思考。     

韩非的“自然之势”与“人设之势”新解

＂势＂是韩非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之一,具有复杂的意义。韩非为了回应当时学者对慎到＂势之足以治天下＂的攻击进而论证＂贤势之不相容＂、＂势之足用＂的观点而将＂势＂区分为＂自然之势＂和＂人设之势＂。＂自然之势＂并不是学术界一般所讲的＂世袭的王位＂,而是指不可改变的事物变化的趋向,包括社会的变化趋向。＂人设之势＂存在于纯政治的框架内,指君主由于其所处地位而拥有的权力和权势,以赏罚的权力为主要内容,也就是韩非所说的＂二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