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基因自我决定权

在基因检测业发展如火如荼的背后,受检者的权利却鲜受重视。基因自我决定权是受检者的核心权利,是基因检测法律规制的关键所在。其以知情同意为核心,是指受检者在基因检测中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是否进行基因检测,对检测过程中采取的行为措施是否同意,以及对基因信息如何处理的最终决定权。基因自我决定权属于一般人格权,权利主体为受检者,客体为人体基因。基因自我决定权的行使,主要体现在对检测流程及其结果基于充分告知的同意。基因自我决定权并非绝对,在特殊情况下应受到限制。     

人格与人格权立法模式探讨

人格权与人格不同,人格权不再是主体制度的一部分;人格权与财产权不同,人格权不可能归入财产权;人格权与人格权请求权能不同,人格权的“广义内容”不可能仅限于侵权法上的规定.民法上人格权制度的立法模式,应分为四个层次:民法的基本原则构成人格伦理价值的法治基础;民法的主体制度是实现主体人格伦理价值权利化的逻辑前提;人格权与主体制度分离并建构独立的权利体系和制度规则;对人格权的救济应采用“退出式”与“割让式”救济路径相结合的立法模式.     

公司集团中的权利救济:规范检讨与改进

传统的公司集团法律规制并未充分考虑公司集团治理的特殊性,导致相关的权利救济举措在适用时会面临一定困境.关注责任角度的事后控制、给予相关主体可行的责任追究机制,是回应公司集团权利救济需求的关键.一方面,对于控制公司等形成的侵害行为,可以因为适用了责任角度的事后规制而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在为相关主体提供权利救济的同时,这种规制模式契合了公司集团治理的实践,有助于避免相关权利的恣意扩大,亦意味着法律制度选择了以尽量克制的方式调整公司集团的内部治理,继而在权利救济与公司集团治理弹性之间获得平衡.     

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的边界识别

实践中将一般人格权作为口袋条款,将生活安宁权、被遗忘权等新兴权利纳入一般人格权案由下进行裁判。这种处理方式表明一般人格权的保护范围存在泛化和滥用的倾向。为更好地识别一般人格权保护范围的边界,可以分两步走:先对权益进行类型化检测,以分析该权利是否已被其他法律识别;再对权益识别作必要性分析,以判断该权利是否应当归一般人格权管辖。     

论"生育权"及其救济

生育权是公法赋予自然人的一项基本人权 ,也是一种民事权利 ,属于人格权的范畴。自然生育主体之外的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不得阻止、妨碍或干扰自然人生育或不生育的义务。对生育权的保护包括法律救济和法外权利救济方式。     

人格权商品化的法律保护

民法商法化的影响，部分人格权除本身为大众所接受的精神利益之外，其已经有财产权属性，于商业利用中产生了经济利益。我国尚未有完全立法，民法体系本身具有包容性和扩张性，对现有权利人格权进行内涵扩张解释就可以解决问题，无须引入美国公开权或创设新权利，对未来的《人格权法》建议采纳德国法统一权利模式。具体立法上应当从侵权请求权、不...     

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之构建

在检务公开中,权利救济制度的构建应当依照"权利→侵害→救济"这个逻辑主线进行分析和论证。按照权利内容的不同、权利属性的不同和权利主体的不同,在检务公开体系中,共涉及知情权和隐私权、诉讼权利和非诉讼权利、社会公众和诉讼参与人三对范畴。在构建检务公开权利救济制度的过程中,应当分别理清这三对范畴,从而根据权利主体、权利内容和权利属性的各自特点,按照相应的程序,进行权利救济。     

环境人格权及其法律保护

环境人格权是权利主体依法所固有的以环境人格利益为客体,为维护主体的完整人格所必备的权利,主要包括身心健康权、清洁空气权、宁静权以及阳光权等。环境人格权是以环境资源为媒介,以环境资源的欣赏价值和生态价值为基础的精神性权利,是一项社会性私权。其法律保护主要是通过确定环境侵权行为并进而追究侵权行为人的民事责任,为权利被侵害人提供相应的法律救济。     

英美法上权利与救济关系初探

在现代法治语境下,英美法上的＂无救济即无权利＂这一项经典命题发生了很大转变,权利逐渐成为救济的基石,人们也更多强调救济对于权利的实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实践中,救济对于权利的保护受到权利内容和实践因素的限制,救济也并不能完全维护权利。但是,救济仍具有一定的独立性,没有实体权利存在这一状况并不影响英美法院对于救济的供给。     

关于权利是否具有顺序性的思辨

文章认为权利是需要救济和保护,在权利救济时,事实上存在着权利位序的问题,文章从对一个千年的哲学例证的诠释开始,证明作为权利的所有者的人的天然的取舍驱动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根本。其次,认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划分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显著证明。最后,是通过权利冲突的实际解决来证明权利之间存在的位序性。     

浅析房屋征收中的权利救济原则

房屋征收是因公共利益对私有财产权进行限制,在这一过程中,不仅因为公共利益具有模糊性和容易扩张性的特点而使权利救济成为必要,而且在权利救济的过程中,不仅必须注意处理好权利救济与合理补偿的关系,还应处理好权利人的权利救济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利救济的关系。权利救济原则所针对的并不是权利的某一方面,而是在各方权利明确的情况下,通过救济权利的规定对所有的权利一致地进行保护。     

涉检信访不能承受“权利救济”之重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法治理论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     

关于权利是否具有顺序性的思辨

文章认为权利是需要救济和保护,在权利救济时,事实上存在着权利位序的问题,文章从对一个千年的哲学例证的诠释开始,证明作为权利的所有者的人的天然的取舍驱动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根本.其次,认为基本权利与非基本权利划分是权利具有位序性的显著证明.最后,是通过权利冲突的实际解决来证明权利之间存在的位序性.     

大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冲突及其法律救济制度

高等学校在对大学生行使管理权时定位不准,高校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发生冲突时性质难以判断,成为司法救济的障碍。在程序规则方面,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因此要厘清高等学校与大学生之间的各种不同关系,根据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制订与之相适应的公法和私法,完善中国的教育法规体系;通过建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和完善行政复议制度、教育仲裁制度和通过行政诉讼等来构建高等学校学生权利法律救济制度。     

新时代我国公众权利意识的代际差异及影响因素

在经济和社会转型背景下,我国公众对待权利的态度呈现出多样性和差异化,反映了社会变迁和时代特征。在代际关系中,权利意识的差异表现得更为明显。研究表明,相较于年长的公众,年轻一代公众对权利认知更加清晰,权利主张的意愿更加强烈。从公众权利意识代际差异的影响因素来看,城市化、民主化、市场化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公众的权利意识,催生权利意识的代际差异。因此,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提高公众的受教育程度,进一步完善市场化改革,将有利于缩小公众权利意识代际差异,从而促进社会权利意识整体水平的提升。     

名誉权私法救济观念的批判与重构

名誉权作为最典型的非物质性人格权,其归属于权利主体的方式与财产权并无二致。在现代社会,随着人格权的商品化和责任形式的文明化,赔礼道歉、收回言辞等传统的人身强制和行为强制责任方式日渐式微,以财产强制为特征的金钱赔偿成为人格权最重要的救济手段。至少在责任法的层面,人格权与财产权实现了基本的统一,以金钱给付作为权利救济的最终依归。名誉权救济的财产性逻辑还表现在：名誉受损引致的财产性损害与尊严性损害本质上并无不同,实无区分财产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之必要,二者的同质性与关联性决定了它们必须被视为一个整体来对待。     

论人格权请求权的性质、行使及立法价值

人格权请求权是基于人格权产生的,以回复人格权的圆满支配状态为目的的独立请求权,不是人格权效力的直接体现。人格权请求权行使的内容包括权利行使的一般条件和方式。人格权请求权制度的立法价值体现在弘扬民法精神、健全民法权利体系、完善人格权立法体例等方面。     

环境权利司法救济困境及其可诉性问题的提出

环境损害是环境权利受到侵害的一种形态,环境侵权不能涵盖环境损害。通过私法和环境公益诉讼无法实现环境权利损害的充分救济。环境权利司法救济缺乏权利基础。在宪法和法律未对环境权利及其可诉性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权利主体缺乏可以直接寻求司法救济的可要求性。对环境权利的可诉性存在肯定与否定两种对立观点。应从权利本身出发研究环境权利的可诉性,从权利人的立场重新思考环境权利的可诉性问题,转变可诉性问题的思维模式,改变环境权利可诉性的研究视角,从环境权利可诉性的概念化争论转向环境权利如何裁判这一新任务。     

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性机制:教育权利救济

在法治原则下 ,救济与权利是相附随的 ,任何权利在受到侵犯时都必须有救济。教育权利的实现也需要救济机制。教育权利救济是教育权利实现的程序化机制 ,教育权利救济机制的框架是以宪法救济为根本 ,诉讼救济为主导 ,诉讼外救济为补充的整体。     

对新《民事诉讼法》案外人救济制度的思考

《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增加了第三人撤销之诉,以维护案外人民事权益.以第三人撤销之诉和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作为案外人权利救济的程序保障是正确的选择,但是,综合考察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的全部内容,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进一步完善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应完善第三人撤销之诉、完善执行异议之诉、取消案外人再审之诉、规制滥用案外人权利救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