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新史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中国20世纪初“新史学”是在不断加深的社会危机中应运而生的,梁启超开风气之先。其产生的学术原因是史学自身的发展和外国史学的影响。以进化史观为中心的近代史学观念和对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重要范畴的初步探讨,则标志着“新史学”的发展。梁启超与何炳松的“新史学”之间有许多极其相似之处,联系密切,甚至一脉相承。     

从西方史学发展看“政治“与“历史“的关系

古往今来,无论中西,政治与历史关系密切.本文在分析西方历史观和政治观历史演变的基础上,对西方史学发展进程中政治与历史之间关系的演变进行了论证和剖析;最后指出在西方史学发展的新阶段,新史学提出了新情境下的"政治"与"历史"的新内涵,从而改造了传统的"政治"与"历史"的关系,事实上起了非政治化和泛政治化的作用,但无论就内容还是本质来看,"历史"从未离开过"政治","政治"也须臾没有离开过"历史".     

湖湘传统史学及其近代转型

湖湘文化中有着一以贯之的治史传统.近代以降,湖湘学人分别参与了西方“新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引进和传播,从而促成了传统史学的近代转型.转型后的中国史学,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这其中便包括湘籍历史学人的突出贡献.     

新中国史学五十年的理论建设

20世纪前期 ,“新史学”理论的提出、进化史观的输入 ,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和发展 ,为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提供了前提 ;新中国史学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唯物史观在中国大地上的广泛传播 ,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是新中国史学的理论建设之最重要的方面。历史理论领域的重大成就和史学理论研究的兴起 ,反映了新中国史学理论建设在这两个重要方面的进展     

嵇文甫在史学理论上的贡献

嵇文甫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发展。新中国建立后，他积极宣传普及唯物史观，领导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河南分会，创办了《新史学通讯》。他一生致力于历史问题的现实考察，构建了历史评价的理论体系，书写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精彩篇章。他一贯强调根据中国历史的特点总结规律，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始终捍卫着历史主义以及阶级分析必须与历史主义相结合的原则，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传统历史编纂学的嬗变与中西史体的初步交融

近代以降,中西文化开始会通,历史编纂学逐渐突破传统历史编纂学的既定轨道,向近代迈进。在编纂理论方面,一些史学家开始质疑正统论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并希望将正统论的消极方面从历史编纂中剥离;在编纂体裁和体例方面,在反思传统历史编纂的成败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史学家提出以"新综合体"改造传统的史书体裁形式;在中西史学的互动中,西方历史编纂理论以及体裁、体例逐渐融入中国历史编纂的实践中,对新史学思潮的兴起具有重要的作用。     

简论清末民初新史学

清末至新文化运动前的新史学以西方历史进化论为理论基础，以科学实证为基本方法，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变革和深入发展的奠基石。本文对这一时期新史学形成的内因和外因，新史学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三大表现形式，新史学的三个特征，即科学性、民主性和民族性，及其重大意义进行了简要的阐述。     

中国新史学的摇篮——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创建90周年而作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清华大学历史学科的认知几乎一边倒地突出王国维、陈寅恪为代表的国学院传统,这一取向主要源于当下的主流学术偏好,"国学"复兴是1990年代以来学术界的一大事因缘,以"国学"为正统来书写现代学术史则是这一大事因缘的结果,以蒋廷黻、雷海宗为代表的清华历史系的"新史学"传统遂被消融和遮蔽了。清华历史学派最主要的遗产是"新史学"而不是"新汉学",历史与社会科学并重、历史之中西方史与中国史并重、中国史内考据与综合并重,是民国时期清华历史学的主流,这一主流是美国鲁滨逊所倡导的新史学与法国年鉴学派在中国的汇合。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留学英伦与严复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

严复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留学英国,使其亲身体验了西方政治、社会环境,较早接触到了西方最新的社会科学成果,并译介了一批近代西方名著。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一书,将西方进化论历史哲学引介到中国,改变了中国人的历史观念,对中国史学从传统向近代转变起到了理论先导的作用。20世纪初",新史学"产生,新史学著作纷纷以进化论历史哲学为指导,这与新史学家接受进化论历史观并与严复的交往有着密切的关系。严复是中国史学由传统转向近代的重要理论奠基人之一。     

巨灵与泰斗：梁启超史学研究述略

梁启超一生用力最勤、贡献最大的是史学。其史学研究历程大体可分为三个时期：1．受进化论观念影响的初期;2．创作《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并对旧史学进行全面解剖的成熟期;3．重在开拓史学研究方法的总结期。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产生于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他提出的历史研究法批判地吸收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大胆地借鉴西方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手段。梁启超的史学实践内容广泛,几乎涉及了史学理论和史书撰写的各个方面,且在每一个领域都有影响深远的成果。粱启超的史学研究特点鲜明：气象宏阔、重视历史整体、重视史学研究的量化、重视科际整合的特点等,可谓不折不扣的“大历史观”。粱启超善于新旧史学比较、中西史学比较,这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当时极具进步意义和参考价值。他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家严谨治学的精神,在史学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风,真正做到把“存真”贯穿于史学研究方法上,展示“客观史学”之大旨。梁启超史学研究有着中西史学交汇的背景,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传承性。     

从“不可能处”思考史学理论

史学理论的理论价值并不只是表现在它对史学研究的实际指导上,而在深层意义上更主要地表现在它对历史研究的可能性的深入思考上.史学理论的存在只是要保障历史学的自由,而不是要取消历史学的权利.长期以来,史学理论研究存在诸多弊端,鉴于此,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不能掺入任何非史学的因素.史学理论之于历史学,始终意味着自由,历史学在理论上不应有禁区.新史学理论的建构必须首先以解构清谈主义的史学理论为前提.     

史学的专业化与大众化刍议——“易中天现象”的史学解构

兰克新史学标举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重视社会的历史。科学与理性成为新史学专业建设的指南。对社会史的重视结束了"帝王家谱"的话语霸权,纵横结合的社会史为史学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新史学对科学与理性的过份强调,与"史学本质里"的文学元素产生了内在的冲突;后现代史学因运而生。"易中天现象"既是新史学社会史的延续与发展,也是史学文学性要求的必然表现,其大众化趋势正反映了史学发展的必然。     

梁启超晚年对历史理论的探索及困惑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之一,在“新史学”理论的建构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他晚年在对历史进化、历史规律、历史创造者等历史理论问题的研究中,勇于探索,敢于怀疑,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往往又陷入前后矛盾、困惑莫解的境地.梁启超的困惑是与中国近代社会吸收西方文化的特点相联系的,而根本原因在于其唯心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     

还“ 德” 于“ 史” ：柳诒徵与二十世纪东南学派史学伦理化转向

清末民初,传统伦理化史学遭遇巨大理论危机,以梁启超"史学革命"为标志,中国近代史学开启了知识论转型.基于实在论的"新史学"始于对"科学""进化论"等现代西方观念的绝对信仰,致力于将道德驱逐出历史领域.但一战后,国内史学界开始重新审视"史德"问题.文化论争中的柳诒徵及"东南学派"坚持"信古",在批判和借鉴章学诚、梁启超的"史德观"基础之上,表达了历史与道德密切联系的观念立场.及至"九一八事变"后,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实现某种程度地合流,并催生出"经世致用"的史学目的论."东南学派"重新阐释历史与道德关系,论证历史的道德属性,力图纠偏"史学革命"以来"为学问而学问"的研究倾向.历史领域的反传统思潮在1930年代有一次明显转向,"东南学派"引领的史学伦理化思潮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留下了独特印记.     

《史学月刊》与新中国“十七年”史学典范之构建

在新中国"十七年"马克思主义史学典范的构建中,《史学月刊》具有重要地位。1951年1月,《新史学通讯》创刊,创刊后的最初阶段关注中小学历史教育,贯彻唯物史观,明确历史教育目的,宣扬爱国主义,介绍历史教学经验,为历史教学答疑解惑,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历史教育体系的建立,贡献良多;同时,又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史学范式的讨论与建构。1957年《新史学通讯》更名为《史学月刊》后,加强学术性与专业性的转向,引领历史人物与历史评价、农民起义、历史主义等重要理论问题的大讨论,对于新中国史学典范的构建与史学人才的培养,均卓具建树。     

密切追踪西方史学流派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西方史学流派几经变迁,门庭众多,其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各有所异.要深化我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必须密切地追踪西方史学流派的演变过程,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南,对有关主要学派的学术思想、学术方法、学术规范与话语等进行批判地借鉴.其中尤其应当关注西方从近代传统史学向"新史学"的学术变迁,对这两者的利弊得失都应当给予认真的考量.惟有如此,我国的西方史研究才能够既充分吸收西方史学的学术营养,又克服其存在的种种局限,迅速而健康地迈向于国际史坛.     

钱穆与中国新史学

近两年来,中国大陆学者们似乎对"新史学"又有了一份新的热情,这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每逢世纪之交的一种惯常现象.后学总结梳理前学应是历史进步与发展的必然.然究竟谁人以及何种史学研究能代表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好象并没有达成基本的共识.本文从史学思想、史学方法两大方面,主张20世纪中国的新史学,肇起于梁启超,接踵之人乃王国维,真正成型的代表是钱穆.钱穆的最大贡献在于破除史家门户藩篱,提出贯通诸家的历史研究新路向;同时以独创性的思维,首倡以历史精神研究历史;并且在史学方法上提出"更生之变"与"洗汰传统"的史研新法.这些独具亮色的贡献,不仅领袖20世纪的史学研究,而且也代表着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方向.     

西潮冲击下民国史学风气的嬗变

中国近代史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兰克式实证史学的传入和流行,煽起史料考证之风,塑造了在民国时期占据主流的史料学派。西方汉学特别是欧洲正统汉学的诱导和示范,使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材料和方法出现重大调整。西学自身发生的蜕变,美国"新史学"的涌现、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上升、美国中国学的萌芽,也孕育和推动着中国史学不断变革。     

田野史学视野下的史学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田野史学是历史学研究与历史教育深入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探索新史学人才培养的突破口之一.2009年以来,贵州民族大学历史学专业运用田野史学的理念和方法,进行了专业实践教学的系列探索,效果很明显.文章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指出在田野史学视野下,以实践教学为切入点,打通四年本科教学全过程,分阶段分步骤层层推进,切实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紧扣培养自主创新型人才和服务地方文化建设的宗旨,是史学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