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清末民初聊城山陕会馆楼墨记与区域戏剧文化交流

聊城山陕会馆戏楼后台及两侧室内壁上,布满了道光至民国年间各地艺人书写涂画的墨记,记有戏班名称、演出剧目、艺人名字、艺人生活等内容.从墨记中数十个戏班名称看,来此演出的戏班以山西各地为最多,陕西、安徽、河北及聊城本地的戏班也曾来此演出.在上百个内容可考的剧目中,政治故事、战争故事戏约有60余种,公案戏、侠义戏10余种,民间故事戏30余种.演出活动丰富了山陕商人及当地民众的文化生活,带动了鲁西地区戏曲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区域间戏剧文化的交流.     

晋商与山西戏曲关系研究

明清时期,晋商是一支有影响的商帮,足迹遍布全国。晋商在所到之处修建会馆戏楼,重金邀请家乡的戏班来演出,或携戏班随商队远行,促进了山西戏曲的对外发展,形成了商业路线和山西戏曲流传路线的＂合一＂,这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商路即戏路＂。     

明代单折戏的繁盛与家乐戏班之关系

明代中后期单折戏一度繁盛,作为一种特殊的戏剧形式,单折戏的繁荣与明代家乐戏班的繁盛相互适应。单折戏的形式特点与家乐戏班的规模相适合;家乐戏班演出形式的多样化使单折戏登上了戏剧舞台;明后期的一些失意文人不仅是家乐戏班的班主,同时也是单折戏的创作者。家乐戏班与单折戏之间相互契合,促进了单折戏的发展和繁荣。     

论晚明家乐戏班的兴起及其戏剧史意义

晚明是家乐戏班发展史上的重要时期。相望若林的家乐戏班不仅与职业戏班一道把晚明的戏剧演出活动推向高潮,而且对昆剧表演体系的完善,传奇创作、理论批评的繁荣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慈善救济活动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作为行业经济组织,继承和创新了会馆、公所的公益精神,在重视传统的业内济贫恤寡活动的同时,更广泛参与社会慈善救济活动。在同业公益方面,以同业救济及同业教育为主,而业内祀神的色彩渐趋弱化;在社会公益方面,同业公会代表行业商人赈灾救难、支持抗战、协助政府,以捐助钱物而非直接举办为其主要手段。此类公益活动有助于公会凝聚同业信任、树立公会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分担了政府之社会责任,但过于频繁的救济活动也给同业公会带来了财政负担。     

宋元戏剧中喜剧性因素的表现及成因

宋元戏剧中存在着丰富的喜剧性因素,表现在六个方面.其形成并非偶然,戏剧创作、戏班演出、观众需求等环节的商业化影响是重要原因.     

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中国行会史研究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成果斐然,但学术界对一些重要问题的认识却并不一致。本文就中国行会的产生、会馆是否属于行会、传统行会的功能与作用等问题,在介绍和评论学术界各种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作者自己的见解。     

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

国内外中国会馆史研究评述王日根在我国，关于会馆史的研究，大体始于水世纪２０年代。１９２５年５月，郑鸿笙发表了《中国工商业公会及会馆、公所制度概论》￣［１］一文，堪称会馆研究的第一篇论文，他认为会馆、公所与一般社团不同，规定入会者须交纳会费和认捐一定数...     

试论清前期苏州的手工业行会

一、关于行会以及对清前期苏州会馆、公所的分析什么是行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行会的产生是这样论述的,他指出:“在城市中和这种封建的土地占有结构相适应的是行会所有制,即手工业的封建组织.这里的财产主要是个人劳动.联合起来反对勾结在一起的掠夺成性的贵族的必要性,在实业家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对共同市场的需要,流入当时繁华城市的逃亡农奴竞争的加剧,全国的封建结构,—所有这一切便产生了行会.”①马克思又说:“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当时的手工业者同时也是商人)的必要和与此相联系的禁止外     

城市转型中近代上海会馆的特点

会馆 (公所 )就全国来说最早出现于南宋 ,明清时代在各大城市普遍产生、发展 ,民国时期呈现衰落迹象。而上海的会馆 (公所 )在清代上海开埠后才大量出现 ,是传统城市向近代化转型中的产物 ,其存在与发展与上海城市经济发展状况相一致 ,因而有三大特点 ,即 :都是商业性的 (即没有科试会馆 )、后来居上 (相比其他内陆城市会馆而言 )、长盛不衰 (民国期间 ,上海经济的持续发展促使会馆长盛不衰 )。本文据上述情况界定了上海的会馆。     

清末广府戏剧演出图像说略——以《时事画报》、《赏奇画报》为对象

清末在广州出版的《时事画报》及《赏奇画报》,发表了为数众多的戏剧演出图画。由于这些作品大体采用写实手法,且图说互用,故可从中看出清末广府戏剧演出的大概状况:一是祭祀演出占有很高比例,二是演戏肇祸现象屡屡出现,三是戏剧改良如火如荼,此外还可以从中得知粤剧演出的其他风俗、戏班情况及当时城市剧院、农村戏棚的形制情况等。画报作者站在维新立场,客观上提供了难得的、形象的戏剧史料,应当引起重视。     

中国传统行会在近代的发展演变

行会作为在中国经济生活中发挥重要功能与作用的传统工商组织,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受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以及中国传统经济结构逐渐发生变化的影响,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行会以往限制同业开店设厂、招收学徒,划一产品规格和价格等行规,在实施过程中屡遭同业反对,难以为继。一部分固守成规陋俗的行会因此而衰落,另一部分行会则被动或主动地顺应时代进行变革,在组织制度、结构功能等许多方面都加以调整,从而得以继续发挥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并逐渐向新型同业组织———近代同业公会演变。     

清末民初天津工商同业研究所初探

清末民初天津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工商同业研究所,体现了工商同业组织发展变化的一种新趋向。这些同业研究所并非从事工商学理研究的学术性团体,而是传统行会向近代同业公会演变过程中的一种新型过渡性同业组织。在确定自愿加入原则和实行投票选举制度方面,同业研究所明显体现出与传统行会所不同的特点,在组织结构上也与后来的同业公会不无相似之处。     

近代工商同业公会制度的现代性刍论

本文从比较的角度,分析了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现代性。文章认为,从成员构成上看,行会是师傅、帮工、学徒混杂在一起的封闭性、排他性、专制性的封建团体,新式同业公会则是开放性、自愿性、民主性的资本家阶级的同业组织;在经济功能上,行会保护师傅的封建性垄断,限制竞争,同业公会则以维护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为主旨,鼓励正当竞争;在活动机制上,行会具有较大随意性、神秘性,同业公会则注重规范化和制度化建设,办事讲究公开性、效率性。从行会到同业公会的转化,标志着工商同业组织近代化过程的基本完成。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初探

文章认为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并非舶来品,既有本土的历史缘由,又有时代的要求。其类型分为学会、报纸、学校、集会和会馆、公所、商会等两类,各有不同的特征;它们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及经济变进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清地域商人与江南文化

明清时期的各地地域商人 ,在江南刻书印书 ,贩纸贩书 ,收藏书画彝器 ,繁荣了江南文化 ,推动了江南工艺品市场的发育成长。商人作为文化投资者的角色应予重视。商人建戏馆 ,请戏班 ,捧名角 ,赞助戏曲演出 ,推介戏曲流派 ,使得江南戏曲文化更加多姿多彩。各地商人建造了数百所寓有地方建筑特色的会馆 ,崇拜寓意各异的地方神灵 ,从事各种民俗活动 ,资助各种宗教文化设施 ,在江南营造了浓厚的地域文化 ,丰富了大众文化的内容。各地商人长袖善舞 ,与江南达官名士觥筹交错 ,以厚资博高名 ,各有所好 ,相互利用 ,谱写了近世士商关系的新篇章     

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的交融共生——以抗战时期的晋察冀边区为例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乡村民众对戏剧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戏剧活动多是围观而不参与。中共政权借助思想教育、组织动员、演出革命戏剧、规范村剧团行为等路径,使乡村民众逐渐改变了对戏剧的态度,实现了由围观者向参与者的转变。在"运动群众"参与乡村戏剧活动的基础上,中共政权通过政策引导、机构协调、专业剧社帮扶、媒体推动等举措,为民众参与戏剧活动创造条件,使乡村戏剧活动逐渐演变为群众性戏剧运动。以群众运动方式开展乡村戏剧建设,极大地促进了边区戏剧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民众精神文化生活;而群众性戏剧运动的开展,也极大地配合与推动了各项群众工作,对动员民众拥护、支持和参与中共革命发挥了重要作用。戏剧建设与群众运动交融共生,成为中共抗日根据地乡村文化建设的特色和优势,对解放战争及以后一定时期的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戏剧翻译双重性之应对策略

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戏剧翻译一直鲜受关注,这与戏剧翻译自身的复杂性密切相关。戏剧翻译的复杂性源于戏剧艺术本身的"双重性"特征。为了做好戏剧翻译,首先应充分认识到戏剧及戏剧翻译的"双重性"特征,继而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最终让翻译成品兼具"可读性"和"可演性"。在具体的戏剧翻译实践过程中,译者应当采取与导演、演员等人员通力配合的合作策略。对于传统经典戏剧翻译,在通俗易懂的演出本之外再出更为详细的案头本,可以有助于传统文学和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光大。     

晋商会馆、公所与近代山西商会

明清时期的晋商会馆和公所是近代山西商会的间接前身,近代山西商会的成立,标志着山西近代资产阶级商业团体的出现,对山西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对社会变革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