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荀子:以仁为基础的礼义构建

学界一般认为,孔子仁礼并建,孟子主要发展仁,荀子主要继承礼。荀子多言礼,少言仁,"仁"在荀子思想中则处于从属的地位。笔者经过对荀子思想的深入考察,发现"仁"在荀子思想中仍然处于基础性地位。荀子在孔子"仁"的基础上,继孟子之后,着重发挥孔子"礼"的概念,注重从外在规范上展开,以"礼义"为核心构建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在礼义构建中,荀子继承了孔孟仁学的基本精神,以仁义为本,以礼义为用,更细致地分析了仁、义、礼、乐之间的复杂关系,传承孔孟仁政思想。荀子的礼义体系是一个以"仁"为基础,包含了仁、义、礼、乐、法、刑在内的博大体系,注重人道为本的礼义道德,强调体道与修身,发挥礼义的社会政治功能。荀子的礼义构建还担当了对儒家王道思想的传承,他既法先王也法后王,以圣人的理想人格传承和守护王道理想。荀子是一个与孟子有共同思想基础,有许多相通一致之处的儒学大家,是先秦儒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科学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缺失及其重建

科学精神始终是人文学者和科学工作者关注的话题。科学精神的张力和总体水平,能反映出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的发展状况,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中国国民的科学精神仍显不足,“法轮功”现象就是一个明证。因此,本文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分析了当前科学精神缺失的种种表现,并提出,要重建当代科学精神就必须从改变我们的文化观念、思想观念以及庸俗的功利观方面去努力。     

《诗经》征役之歌的礼义与乐义

祃祭、祖道和陟祭为两周征役中所进行的土地祭祀之礼,祃祭用于王或天子军征前对所征之地的祭祀,祖道为军队出征时对先祖、道路进行祭祀,陟祭为经行高山时所行的望祀之礼.这些礼仪的诸多细节隐藏于《诗经》及其他早期文本中,汉儒不详其制,注疏有所抵牾,可考辨其制度,并分析相关诗作的礼义与乐义.     

重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精神价值维度

文学批评的精神价值维度立足于对人的精神关怀,以文学及批评自身对人的精神拯救、精神塑造与精神提升为价值标准,以同文学一道参与人的精神建设为价值目标.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存在着精神价值之维不健全的问题,其主要表现为以文本意义阐释遮蔽精神价值判断以及对文学精神价值导向的偏差.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利于文学批评更好地承担起推动文学发展的历史使命,也利于文学批评在回归其精神建设者的身份的同时充分实现自身的价值,并由此获得新的生机.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从“重礼义”到“尚功利”——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一条重要线索

本文着重研究了政治倾向从春秋时期的"重礼义"向战国时代的"尚功利"的演变,分析了"富国强兵"的功利追求与君主专制体制确立的内在联系,以理出一条中国君主专制体制形成的重要线索。     

信任危机呼吁道德重建之社会思潮分析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向社会化转型的历史时期,呈现出许多新的矛盾问题和社会现象。其中,社会信任危机日益严重,对社会的良性运转和持续协调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重建道德信任是我国社会建设与深化改革的必由之路,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指标体系,它对建设美好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心与礼义：荀子道德哲学的构建

荀子因其性恶论而饱受后世儒家诟病。然而荀子之学既不可能也不应该仅是一性恶论可以含涉完全的。在性恶的前提下寻求礼义之统的建立,从而实现化性起伪才是其学的根本所在,这里的礼义之统是从道德规范这个角度来认识的。在荀子看来而要实现这个目的,求助于人性显然是不可能,因此只能依赖于心的功能。在《荀子》一书中,心之涵义较为复杂,而在礼义之统的建立过程中,起作用的只是理性能力之心。理性能力之心又可以进一步分为认知之心和思虑之心。     

道德双重人格和道德重建

目前道德教育突出的问题是实效性不高,其中一个表现是人们在道德上的双重人格现象,即个体的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相脱节。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道德教育的观念和内容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教育方法单一片面不够科学。应该从道德需要入手,适时扩充道德教育的内容,完善道德教育方法,加强道德修养和在实践中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     

关于中华“道德元典精神”考

基于生产的原创性、涵盖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而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元典”，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自身发展上的道德个人主义以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人文关怀精神。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面向“中国问题”的文化哲学——当代中国人的文化生活危机与精神重建

面向“中国问题”的文化哲学研究理路,既是文化哲学理论发展的逻辑要求,也是现实生活世界的迫切需求.当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生活,在精神传统断裂后产生了强烈的意义失落与无家可归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加之缺乏启蒙诱发的深刻的主体理性意识,就容易在多元思潮中显得无所适从.重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历史传承性、主观能动性和整体统一性为破解文化生活危机提供了契机.     

传统文化与新世纪诗歌的精神重建

传统文化的精神影响在新诗之中仍然内在有力,深入骨髓。诗骚以降的介入情结和史传传统,使新世纪诗歌的“及物”意识逐渐觉醒与强化;“悲悯”情怀与新世纪大悲大喜的事件洗礼遇合,造成新世纪诗歌写作伦理的大面积复苏;受古典文化中存在型诗人的艺术态度和人格建构启迪,新世纪诗歌确立了一种清洁的诗歌精神。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及其重建

中国当代道德失范的根源为价值目标的多元化、社会调控机制滞后、市场经济自身的弱点、道德教育不适应迅速变化的形势等四个方面.而道德重建必须分两个层次低级层次必须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的道德规范,带有法律的强制性;高级层次是道德信念和理想的树立,是纯粹的精神力量,具有自律性特点.     

文化自觉视域中的大学人文精神之重建

以人的发展为目的、重视精神价值、关注德性培育的人文精神是大学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办学宗旨的偏失、市场经济的冲击、传统文化的缺陷,加之优良传统的断裂等,使得中国大学正在沦为职业培训所和名利场,而这种工具理性的张扬造成了人文精神的失落.为了重建中国大学的人文精神,我们必须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弘扬价值理性、继承优良的传统,充分做到学校自治和学术自由,将传统的政治教育变为公民教育,并且要加大教育的投入,关注教育的公平.     

中华“道德元典”精神的现代阐释

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论语》和《礼记》中蕴蓄着丰厚的中华道德思想,基于内容上原创性、涵盖面的广阔性以及思考的深邃性,成为中华民族的"道德元典"。其基本精神主要表现为:社会主体自身发展上的道德个人主义以及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人文关怀精神。其巨大的影响力贯穿了中华传统道德发展的历史,并具备其现代性转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