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谈戏谑之风与六朝俳谐文学

关于清谈与文学的关系,学界关注较多的是玄学义理对文学理论与文学创作的影响.其实,从广泛的文化背景来说,清谈不等于玄谈,也不仅仅是学术探讨,它还包括了那些虽无关学理,却充满机智幽默的谈说辩论.清谈中的调笑戏谑之风,直接促成了六朝俳谐文学的兴盛.     

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正始玄学,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魏末玄学,以郭象为代表的西晋玄学和以"江左名士"为代表的东晋玄学。其中,魏晋玄学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代表着魏晋南北朝庄学著述中的《庄子》文学阐释,主要包括王弼等人的言意之辨、阮籍《达庄论》中以文学笔法阐释《庄子》、郭象《庄子注》中的文学阐释以及玄学清谈中的《庄子》文学阐释。虽然此期的庄学著述基本上还是以庄子的哲学思想阐释为主体,其文学阐释尚属次要的、连带的和有限的,但在整个《庄子》文学阐释接受史上却开启了《庄子》的文学性研究,具有独特而重要的意义。     

论儒道文化之隐逸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隐逸.先秦典籍已记载隐逸现象,早期隐士多受儒家赞誉,魏晋名士尚清谈,受道家影响较大.世人对隐士群体的理解评价往往随时代发展而褒贬不一.隐逸影响了中华文化的多重组成,比如文艺方面的隐逸诗创作、文学形象塑造和史学考证以及民俗方面的茶饮风气形成等.     

从“清谈误国”到文化研究——魏晋清谈研究的历史回顾

魏晋清谈是中国历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一种文化现象,历来研究不绝。古代的清谈研究多注重政治批评,近代以来始转向文化研究,并在清谈起源、清谈分期及流派、清谈内容、清谈之形式问题及清谈的评价等方面形成了热点,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的“西化”倾向与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新时期意识流小说是外来文艺思潮影响的产物,是对西方意识流小说进行观念移植、技巧模仿的结晶。在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研究中存在着"西化"倾向,新时期意识流小说应该有两个"源头",一是西方意识流文学,发挥着外来因素的启发和诱导的作用,决定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名称和表述方式;一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资源,影响了新时期意识流小说的内容和实际,是新时期意识流小说产生的内在依据和土壤基础。     

从《世说新语》看清谈

<正> 鲁迅说:“东晋以后,不做文章而流为清谈,由《世说新语》一书里可以看到。”(《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世说新语》是褒尚清谈的,它记述了魏晋特别是东晋以来清谈的盛况。一清谈,严格说来是由魏正始年间兴起的。在此以前追溯到汉代,清谈通常称作清议,即臧否人物兼及议论政治。清议与察举制度有关,朝廷由察举取士,而仕途又为豪宗强     

魏晋士人文化的“展现形态”

魏晋文学的丕变,实源于士大夫精神上"展现形态"的确立。"展现形态"的三种表现是名士、清谈和重才性表现的文章。以上三种"展现形态"的背后,实与东汉人才选举乡里清议的逐渐废弃和公卿路线的加强相关,其突出表现是《人物志》的出现。《人物志》的以"谈"和"四理"取人,实际是在选举法则上,由道德、实践的原则向才性展现原则这一重大转变的标志。     

从非人到人试论"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由"非人"的价值取向转向人的价值取向.从"五四"新文学"白话文学"和"人的文学"两个"中心理论"全面考察和剖析,从文言话语模式向白话话语模式转向,实际上在文学本体的表层呈现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从"载道文学"向"人的文学"转向实质上是在文学本体的深层透射着"五四"新文学的价值转向.     

新月社及其新格律诗主张——《五四新文学运动》之一节

<正> 一九二三年,北京出现了一个以胡适、徐志摩为首的资产阶级文学团体——新月社。据徐志摩说:“最初是聚餐会,从聚餐会产生了新月社。”(《剧刊始业》)新月社成立之后的最初几年,在政治上和现代评论社比较接近,明显地表现出资产阶级两面性;在文学活动上主要是聚餐会上清谈。当时他们的成员都是以个人名义在国内各报刊上发表作品。一九二五年,相继参加的有闻一多、梁实秋、朱湘、刘梦苇、饶孟侃、于赓虞等,多数都是诗人,很自然的聚餐会上清谈的中心就是新诗。一九二五年十月,徐志摩出任《晨报副刊》主编,这样新月社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学阵地。一九二六年四月,他们在《晨报副刊》上创办了《诗刊》(每周一期),有计划地从事新格律诗的倡导与创作活动。《诗刊》虽然只出版十一期就“放假”了,但由此他们却开创了新文学运动中的新月诗派。     

魏晋社会的意识形态

魏晋时期,由于中央政权和封建传统相对削弱,孔教以外的思想被源源引入,形成了儒、玄、佛、道并立的文化格局.玄学的出现修补了前人理论上的漏洞,建立了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同时也刺激了唯物主义的发展.由于哲学的介入,一时清谈成风,与此相联系的便是名士们避世态度的出现.避世、善清谈便是名士"魏晋风度"的基本特征.     

艺术廊苑

<正> 唐翼明 湖南省衡阳市人,1942年生。1960年唐翼明高中毕业;1978年10月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统研究生班,并于1981年3月提前毕业,成为我国建国以来的首位硕士;同年赴美,次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为著名海外华人学者夏志清先生治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1991年获博士学住。 著作有《古典今论》、《魏晋清谈》、《大陆“新现实小说”》、《现代文学》、《魏晋玄学与文学》等。其中《魏晋清谈》最见功力,是中外各种文字中,独立而全面地研究魏晋清谈的第一本专著。海外著名学者余英时先生(耶鲁大学教授)称许它“填补了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空白点”,王葆弦先生(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称它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 唐翼明教授还是著名书法家,曾先后在武汉、台北、纽约、东京等地举办个人书法展,部分作品为武汉黄鹤楼收藏。     

战后20年文学论纲

以"战时8年文学"和"战后20年文学"的思路替代以往的"40年代文学"和"17年文学"的思路,能立足于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文学,打通原先被分割成"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两种时期"文学间的内在联系。在战后东亚现代性曲折展开的背景下,1945年至60年代后期的中国文学,构成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的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文学各有其流变脉络,战后香港文学在意识形态对峙中开始其文化个性和文学品格的寻求,战后台湾文学突破国民党政治高压,在文学思潮引发的文学传承和转换、创作多元典律的构建等方面呈现出影响中国文学整体格局的重要走脉,战后中国内地文学则开始了原旨意义的延安文学理想和激进实践的延安文学理想间的复杂纠结。这些流变恰恰呈现出战后中国文学的共同性,并从整体上构成了一个进入"民族新文学的自觉自立"前的过渡时期,其蕴含的丰富课题及其实践,初步形成了中国文学分合有致的多元格局;所提供的文学范式,则包含着民族新文学面临政治困境、经济转型、社会变革作出各种应对的历史经验。这种视野中的40年代至6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其丰富性和历史传承性,提供了20世纪中国文学历史整合的重要基石。     

俄罗斯侨民文学的中国情结

伴随着大变革、大动荡的二十世纪俄罗斯文学艺术的异彩纷呈,出现了三次大的俄侨文学浪潮,三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使俄侨文学卓有成效地扩大了俄罗斯文学在世界文学之林中的影响。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随着"侨民文学"的"回归"与其遗产的发掘,中国的俄罗斯侨民文学也得到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中国俄罗斯侨民文学也必将成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论文学视野中的文学人类学

文学人类学是文学和人类学的边缘交叉性学科.顾名思义,它包含着"文学"和"人类学"两个义项,因而有两层意思:一是从文学角度做人类学研究,就是用文学来充实和"诗化"人类学研究;二是从人类学角度做文学研究,就是用人类学方法研究和"讲述"文学.     

布鲁姆的文学经典观及其在中国的影响

哈罗德·布鲁姆作为一名极有原创精神和文学天赋的美国当代批评家,以"影响的焦虑"、"文学经典理论"、"浪漫主义诗学"和"创造性误读"等理论构建起其庞大复杂的理论体系,并通过其代表著作《西方正典》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文学经典的看法。布鲁姆文学经典观中始终贯穿着审美自主性、原创性、崇高性、陌生性和无功利性等特征,并构成其经典本体论。     

《人物志》与魏晋清谈

<正> 笔者初读刘邵《人物志·材理》篇时,曾因其名实不符而大惑不解。篇名叫《材理》,即人材的道理,而内容却全是关于清谈论辩的技术性问题。其实这正说明了清谈之风起源于人材理论的研究,并为揭示清谈产生的动因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物证。第一,刘邵的清谈理论清谈(?)魏晋思想界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形式,在这一形式下,思想家们通过反复论难,探讨事物的规律,因此清谈又与辩名析理的活动息息相关。刘邵在《材理》篇中虽然只是论述人材之理,但是人作为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具有哲学、政治、法律、心理等方面的内     

陶渊明“新自然说”再探讨

新自然说既区别于名教说,也区别于魏晋清谈名士之旧自然说,其理论核心是"惟求融合精神于运化之中",将自然精神贯注于生活之中,追求个人情感与客观外物的融通。这种思想对于中国士人文化的发展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本文从哲学、士人生活、文学表达三个维度加以论述,认为新自然说从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名教说与旧自然说共有的唯心主义倾向,在士人生活的层面上实现了儒道人格的融通,为文学表现中情物关系理论的深入研讨开拓了进路。     

世界华文文学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作用和价值——以战后中国文学转型为例

关注世界华文文学显然能在汉语新文学/中华民族新文学的整体背景上加强"世界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对话。世界华文文学的视野中考察战后中国文学的转型,有着众多深化:一是世界华文文学强调的互为参照的学术视野和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照有利于二战后文学转型的深层次机制的把握,最终会超越单一地区"文学运动史"、"文学思想史"等层面而指向文本自身,从而凸显史的"文学"性;由生活于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海外等不同"历史时空"的中国人/华人提供的"历史逻辑修正"所揭示的无法同化的原创性,在不同的文学价值观的冲突、递变中的代表性,在历史传承中对后来者有巨大引导力的影响性等,都反映出文本的经典性累积倾向;世界华文文学的存在以民族语言的根提醒着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研究走出国族意识的局限,使其学术期待、努力更好回归文学自身。     

魏晋清谈与论体文之关系

魏晋时代的思想和学术以清谈和论体文的结撰为主要表现领域。本文以清谈与论体文的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为研究视角 ,分析并论证了清谈与著论同时并起的文化现象和基本特征 ,并对清谈与著论在内容、形式以及文风上的彼此渗透和共同促进 ,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论证 ,重估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学术史和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怎样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我的"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整体观及其"四阶段论"

在宏观的历史视野下,20世纪中国文学先后掀起了四次文学潮流,即"清末民初启蒙主义(思想)改良主义(语言)文学新潮"、"五四新文学潮流"、"工农兵文学潮流"和"改革开放新时期文学潮流",彼此各有特点而显出其不同的阶段性,但都共处于"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的总体之中,有着共同的对于科学、民主和人的解放不断追寻的现代性特征;其中"五四新文学潮流"及其传统的接续,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具有特别重要的革命意义,不仅规范着"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总体方向,也标示着它启蒙主义、民主主义的基本性质.回顾一个世纪的文学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源于启蒙,兴于启蒙,衰于脱离启蒙向"政治文学"的演变;取得经验教训之后,最后又回归启蒙,复兴于启蒙和科学民主的继续追寻.这样看取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才能深刻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演变的规律性及其经验教训,正确把握其主体倾向和基本性质,将我们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的认识和研究大大深化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