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地权市场的重新审视——《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评介

<正>明清以来,中国传统地权形态的发育及其交易形式的多样化,使土地流转趋向活跃,促进了生产要素的组合和优化配置。当前,"三农"问题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更深层面的学理探求和历史追索就成为学术界不容回避的研究课题,众多学科和学者纷纷关注传统乡村地权,将其置于历史进程中加以重新审视。不过,学界对传统中国农村地权分配和地权交易的研究多集中于民国时期和前近代社会。近些年的研究主要针对当前我国农地制度的弊端,多集中于提出各种农地制度理论模式的预设。至于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流转和交易问题的研究却尚未有专门的探讨。令人欣喜的是,湖北社会科学院张静新著《建国初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乡村地权市场探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独辟蹊径,给人耳目一新之感。     

关于传统租佃制若干问题的商榷

中国过去认识传统乡村社会的模式,影响最大为“租佃关系决定论”与“乡村和谐论”。前者强调租佃关系的作用,后者则把传统乡村看成一个非常和谐的、温情脉脉的大家庭。但这两种理论皆属一种理论虚构,难以考之史实。事实上,传统中国土地并不那么集中,租佃制并不那么发达。小农自由交易导致严重分化的说法不成立。历史上朝代际和朝代内土地趋向于集中的“规律”并不存在。当时的社会不公与社会危机另有原因,与租佃制关系不大。把地权问题说成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首要问题、把地权不均说成是传统中国社会弊病、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的主因,从而把平均地权说成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主要手段,都是没有根据的。     

革命乡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之嬗变——以晋绥边区西坪村为例

战争与革命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晋绥抗日根据地乡村社会变迁的两个重要变量。革命乡村西坪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富农阶层地位下降,中、贫农阶层扩大,贫农地位显著上升。地权分配发生变化,土地占有更加分散,土地经营以自种地为主,租佃走向衰亡。通过抗战前后的对比,西坪村阶级结构与土地关系变化显著,向着利于中农的方向发展。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占有关系刍论

在民国时期的华北乡村社会,土地占有关系与以前相比较并没有明显的集中化趋势,而是趋于相对分散;乡村土地资源主要拥有者并非地主、富农等乡村上层,而是处于乡村社会中间阶层的中农。这种土地占有关系的出现,与灾荒对乡村上层土地扩张的制约、乡村上层的分家析产、匪乱对富裕者的冲击、传统伦理道德对乡村社会的影响等因素密切相关。     

《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建设论争

《独立评论》是20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创办的一份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政论性刊物。以《独立评论》为平台,一批著名学者对当时中国的发展道路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乡村建设问题即是一个引起普遍关注的问题。《独立评论》周围的知识分子从研究中国乡村问题入手,思考中国经济发展之路,提出一些解决中国乡村问题的思路和措施,并对当时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运动提出不同的看法,引起时人对乡村建设运动的质疑。综观这场关于乡村建设的论争,它所反映的其实是知识界对处于内外交困的中国乡村社会发展道路的不同观点,而其中通过发展城市和工业化来救济乡村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从《民法典》看乡村治理中急需关注的十个法治问题

结合我国《民法典》的实施,研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治理中的问题,意义重大。研究这些问题时,要重视两个核心的民法规则:一个是《民法典》第96条关于农村集体法人作为民法特别法人的规定;另一个是《民法典》第261条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权的规定。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集体组织及其所有权制度的重大变化,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完善乡村治理的法律制度,需要进一步准确认识社会主义的土地理论、农村集体化理论,遵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在涉及农业的经济基础已发生本质变化的情况下,勇敢地推出农村地权流转的政策思路。在乡村治理的法制建设中,要解决村民自治组织和农民集体经济组织相区分的问题;解决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制度中建立股东大会、成员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的问题;完善集体组织中的成员和成员权的制度设计;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特别法人地位;把"三权分置"当作一项重要的制度予以推广,搞清楚地权运作的法律基础问题;把紧宅基地审批关,推行宅基地的"三权分置";修订《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满足解决农村建设用地权利及新型农村合作社问题的需要;解决农村集体、农民家庭和个人的各种土地权利登记问题。     

近代商会研究的新成果——《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评介

张学军、孙炳芳教授所著《直隶商会与乡村社会经济(1903—1937)》作为人民出版社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变迁丛书之一出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关于商会与乡村社会研究的学术专著,也是中国近代商会研究的又一新成果。     

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定位——从乡村建设最早提出者问题谈起

卢作孚所著《乡村建设》一书最早出版于1929年10月1日这一事实,不仅有助于重新检讨有关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研究中的若干结论,而且有助于重新审视"乡村建设"最早提出者这一重要问题。以《乡村建设》、《北碚月刊》、《卢作孚文集》等史料为中心,通过阐释卢作孚乡村建设思想的内涵,并与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卢作孚不仅是"乡村建设"的最早提出者,而且其主持和影响下的乡村建设实践持续时间最长,成效也最为显著。其乡村建设思想在乡村建设思想发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城镇化地区乡村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研究

为研究城镇化地区乡村土地利用效益,以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的广州市为例,从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3个角度共选取9个指标构建乡村土地利用综合效益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协调度模型,定量评价广州乡村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结果表明,2003~2011年以来,广州市乡村土地利用效益协调度由极不协调向高度协调演变,其中土地利用经济效益增长最快,乡村土地利用正经历由外延扩张向内涵挖潜转变;但土地利用社会效益增长缓慢,土地利用经济和生态效益的提升尚未同步转化为社会效益,影响土地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民初土地纠纷案件判决依据解析——以《江苏省司法汇报》和《司法公报》为分析对象

民国初年的土地纠纷案件数量众多,司法机关对土地纠纷的审判很重视,一些重要的判词刊载在《司法公报》与《江苏省司法汇报》上.从判词明显看出,民初江苏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都尽量按照法律规则对土地案件进行判决,同时灵活运用契约、习惯、法理、司法判例和司法解释等多样性的判决依据.民初土地纠纷案件判决依据的多样性与传统法向近代法的转型有密切关系.通过对民初媒体所关注的土地纠纷这一极具中国特色的案件类型进行研究,分析民初江苏地方法院和最高法院对土地案件审判的依据,可以从微观角度观察近代中西法律磨合过程中司法改革路径的选择.     

从“田制不立”到“土地兼并”:民生视角下宋朝土地制度的形塑与演化问题研究

耕者有其田、民众安居乐业是历代统治阶级治国安邦的美好愿景,民生保障和土地制度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甚至王朝兴衰的关键。从民生视角出发,本文通过剖析宋朝土地制度与民生实践的互动演化发现:在“田制不立”政策导向下宋朝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封建地主阶级所有制空前发展,民生状况堪忧;尽管租佃制客观上推动了地权分离,有助于农民租佃土地从事农业生产,然而繁重的地租和徭役赋税进一步恶化了民生问题。两宋期间的土地利用和赋税等制度曾有过阶段性调整,但始终无法缓解地权分配严重失衡所带来的民生状况恶化和社会矛盾冲突。透过民生和土地的内在逻辑发现,民生状况恰是土地制度演化的关键因素,民生保障应是地权结构调整的实践理性。     

老区土地政策演变与农村生产要素流动研究——以1946-1956年的山东为例

作为老解放区,山东省自1946年即开始土地改革,至1949年全省已有72％的地区进行过土改.新中国成立后,土改从1950年冬在新收复区进行,到1951年3月全省土地改革完成.土改结束后—集体化高潮前,中共对山东乡村地权交易的政策经历了从鼓励—限制—全面禁止的急剧转变.期间,农民的地权占有和使用状况、土地经营方式的规模、主体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乡村基层治理中的政府和社会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乡村社会治理结构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在这一过程中应处理好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充分实现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资源配置机制的互补。研究发现,传统乡村治理结构在当前乡村社会仍然在发挥作用,随着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弊端在逐渐弱化,而其有利的一面依然保持。经济发展进程本身会自动淘汰传统资源配置机制的糟粕,保留其有利的一面。因此,政府可利用传统乡村治理结构中有利的一面,与之良性互动与配合,毋须急于去取代它,但要警惕基层政府的滥权之害。     

岑溪市乡村中学体育教师现状调查研究

从2001年国务院批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起,我国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改革。我国教育改革能否成功,关键在于乡村教育,而最关键的人是乡村教师。体育教师承担着重大的责任。但是,由于我国经济水平不平衡,导致各个学校的教师很难得到合理分配。每个地方的师资情况大有不同,比如:乡村中学体育教师的学历整体偏低、师资配备不合理、工资待遇低、社会地位低等。根据2015年国务院发布的《乡村教师支持计划(2015—2020)》要求,需要在教师的审核计划和标准上进一步完善[1]。目前,有很多学者调查了乡村体育教师的现状,但是这些学者只调查了一些基本信息,结合这些基本信息给予的建议较简单,还有很多问题未能及时得到解决。所以,有必要对岑溪市乡村中学体育教师现状展开进一步研究。     

从“名田”到“庄园”：民生视角下汉朝土地制度变迁研究

土地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土地制度决定地权分配格局甚至生产经营方式,其演化变迁折射地权结构调整与社会关系变动。汉初民生凋敝、荒地广布,为恢复国力和巩固新政,施行不抑兼并、自由买卖的“名田制”与“授田制”。但是,到了“文景之治”时期已现土地兼并问题,至汉武帝时已经非常严重,大土地所有制不断扩张。限田令虽被提出但未真正实行,农民被迫沦为佃农或附庸甚至流亡,民生状况恶化。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庄园制”经济不断滋长。尽管“赋民公田”等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民生压力,但地权转移仍然较为频繁且不断集中于官僚地主手中,社会矛盾愈发尖锐。土地兼并引发的民生状况的恶化,也终致汉朝的灭亡。     

动能转换: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与乡村振兴

在中国,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及其变迁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和财产,土地制度的变化不仅事关农民、农业、农村的发展,而且事关治理绩效与乡村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的土地制度进行了两次大的改革,土地制度的"变动"引发了农民、农村社会要素能量的释放和能力的改变,实现了农村社会发展的"动能转换"。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重大战略,乡村振兴无论是产业发展、农民富裕,还是有效治理等都需要对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做出适应城市化、市场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变革,以赋予农民更充分的发展权和选择权。而承包地的"三权分置"和集体建设用地改革将给农村社会发展带来第三次"动能转换",助力乡村振兴。     

民国时期东北乡村地权变动探析

民国时期东北乡村的地权既有官地到民地的转化,还有民地所属权转换中土地由集中到分散的发展态势。伴随这些转变的发生,东北乡村的社会结构、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都发生了不同于以往的变动;同时,由于地权变动中伴随着人口的流动,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并共同作用于东北地区城市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东北地区城市化的进程。     

关于增加农民收入的分析--基于马克思地租理论的思考

本文基于马克思的地租理论 ,从级差地租和绝对地租两方面考察了我国农村地权与地租问题。文章分析了农民多重交租的现状与根源 ,并指出现有的地权制度还造成了土地抛荒的资源浪费、土地分散耕作的效益浪费 ,既束缚了农民走出土地 ,又严重阻碍了农业规模经营 ,使农业效率低下。基于此 ,文章提出了土地市场化、地租科学化、土地金融化、农村经济组织的完善与功能转变、政府行为与农业投入五点思考和建议。     

妇女土地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市场化的制度架构与政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流失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现阶段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因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妇女地权的界定上,法律赋予了妇女土地权利,并倾向于保障其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习俗却是要求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土地,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减弱了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力度.妇女土地产权界定的特殊性及产权保护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性.     

略论民国乡村自治的社会制约因素

民国时期,国家以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为目标的乡村自治制度在实际运作中扭曲变形,始终没有达到制度理想。虽然这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国家政治行为有关,但也与乡村社会本身的诸多因素密不可分。对这些因素加以分析和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化对民国乡村自治问题的认识,也对目前大力推进的村民自治具有某种启迪意义。 一、封建的乡村经济形态与政治结构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乡村自治制度的运作首先受到乡村社会经济基础的制约。 民国时期,地主制经济是乡村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地主是主要的乡村土地所有者。据统计,１９２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