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文艺整风的政治学解读

延安文艺整风对20世纪政治文学具有重要的意义。无论在运动的组织形式,还是指导运动所产生的理论体系,文学后果,对20世纪政治文学发展的影响是空前的。正是因为延安文艺整风,文学一政治范型正式转化为政治一文学范型,政治文学的理论范式定型化。对当代中国来说,文艺整风是一个划时代的历史事件,它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如何推进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演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鲁迅后期文学意识形态观探源

后期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文艺现象,在美学及文艺思想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对文学作为一定经济和政治的能动反映的意识形态性质进行了深入阐释和辩证把握。一方面他批判了文艺超阶级、超时代的“人性论”、“文艺自由论”和“性灵说”等非意识形态化思潮,从文艺的功利性、阶级、政治倾向性及群众性等方面阐述了文学的意识形态性质;另一方面,又不同于文艺与经济、政治关系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观点,对文学作为意识形态反作用于一定政治、经济的能动作用,对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定的政治、经济内涵——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具体实际的正确理解,对社会心理,国民精神等文艺与政治、经济关系的中介环节的重视,以及对文艺本身的特殊规律的把握等方面,又阐述了文艺与经济、政治关系的辩证内涵。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在左翼文学领导人对梁实秋、胡秋原、苏汉、林语堂等人所掀起的非意识形态化思潮的批判中,鲁迅的揭露和批判之所以最为有力,在揭露和批判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观点的阐释也最为精辟,一是因为鲁迅后期文艺观有着不同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较高、较全面的逻辑起点,这就是有着以美感     

论三次批判运动与共和国初年的文学范式

建国初期的三次文艺批判运动是文学艺术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武训传>的批判运动涉及的是如何阐释历史和怎样阐释历史的问题.<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涉及的是如何通过经典的阐释去规范当下文学创作的问题.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涉及的是文学如何言说现实、作家如何改造的问题.三次文艺批判运动对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的迅速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但其运作方式对社会主义文艺的长期发展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文艺社团的转型与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解放区文学迅速走向了体制化,并且形成了规范中国文学发展的当代文学制度。作为延安文学制度的基本构成要素之一,解放区文艺社团的转型直接推动了延安文学制度的建立。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前,解放区文艺社团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形态,但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作家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为中心,以"自由"、"民主"为核心的启蒙意识和批判精神是"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的基本理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以后,毛泽东的"讲话"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文艺政策,以"乡村剧团"和"文工团"为代表的"工农兵型"文艺社团取代了"知识分子型"文艺社团,成为解放区文艺社团的主体。"工农兵型"文艺社团以"讲话"确立的"工农兵方向"为唯一的社团建构理念,成为解放区后期文学发展中政党意识形态的传播者。作为政党意识形态的载体,解放区后期文艺社团具有特殊的社团组织形式,所有的文艺社团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规范下运行的。因此,解放区后期的文学完全被政党意识形态化了,而作为延安文学体制构成要素的文艺社团的转型过程在本质上是一种政党意识形态化的过程,解放区文学的体制化过程实质上是作为一种文学理论的"讲话"转化为政治实践的过程。     

马克思文艺思想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理论前提

马克思的文艺思想是时代的产物,是人类美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从总体来看,马克思文艺思想的形成,主要有两个条件:一是无产阶级已经登上政治历史舞台,开展了独立的文艺运动,因此要求有人来总结自己的经验,并回答无产阶级艺术实践中提出的各种问题。马克思参加了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也参加了无产阶级的文艺运动,他有条件也有能力担负起这一历史使命;二是马克思批判地吸收和改造了人类二千多年文艺     

20世纪40年代重庆左翼文艺界的论争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重庆左翼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关于现实主义问题的论争。事情是由当时正在上演的两个剧本《清明前后》和《芳草天涯》引起的,但重点不在对于剧本本身的艺术评价,而是借此来讨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论争一方的何其芳从延安来到重庆,负有宣传延安文艺讲话的使命,他根据文艺必须服从政治的原则,认为大后方文艺界的主要问题是非政治化倾向,要求加强文艺的革命政治性;另一方的王戎受到胡风理论的影响,认为文艺界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加强文艺的现实性和作家的思想力量。当时胡风没有出场,但何其芳的批判矛头是对着胡风的,可以看作是批判胡风运动的前奏。这场论争之所以值得回顾,是由于它上承"左联"时期的文艺斗争,下启新中国成立后的批判运动,所以不可等闲视之,应该细加辨析。     

文学话语的增殖与误读:对"民族文学运动"的再思考

"民族文学运动"是中国民族主义文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上世纪40年代初由陈铨发起。陈铨以民族意识的培养为目标,对传统末世文学、五四个人文学及普罗革命文学进行了尖锐批评,极力倡导盛世文学。但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民族文学运动"曾受到左翼革命话语的种种质疑和误读,甚至被扣上法西斯文艺的帽子。学术范畴内的文学批评由此被错误升级为意识形态批判,而文学话语的增殖效应也在这场文艺论争中得到深入体现。     

批判中的迷失和希望--从意识形态中阐述后现代主义及中国当代文学语境

后现代主义起源于西方社会的政治运动，其精神实质是从政治和文化上对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批判，其缺陷在于未能建构出一种理想的社会和文化模式。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所经历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和后现代主义有极其相似之处，而且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了对意识形态批判的后现代主义色彩，但在从反政治意识形态到泛意识形态的转变中，文学走向了迷失。重新使文学关注意识形态，使作家在社会责任和市场经济中寻求平衡，是文学发展的希望。     

沈从文的文学观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定位

在沈从文的文学观念中,文学的独立意义是其核心内容,他的创作、批评乃至一切文学活动都与此相关。20世纪30年代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就是他通过编辑实践向“白相文人及海派习气”宣战,在政治和商业操纵之外为文学生产寻找新的生长点的成功范例。     

文人集团与赋体创作

两汉时期的文人集团以“梁园宾客”与“邺下文士”最为著名。这两个文人集团的形成,固然与政治中心对文人的吸引力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中心的主人(梁孝王与曹氏父子,特别是曹丕)不但自身爱好文艺,而且能以较为平等的宾主关系与文人相处,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提供了较为自由的艺术环境。这种文人集团对文学创作,特别是赋体创作有积极的影响:它保证了审美趣味的丰富性;有利于作家艺术个性的充分展现。另外,它还成为后世纯粹的文人社团或文学流派的前奏。     

杰出学问家何满子——读《何满子学术论文集》

何满子不仅学养深厚、治学严谨,而且禀持良知而履行着社会批判职责。其最有力度的社会批判,是就我国当代文艺史上的理论、事件所做的辨析,其中涉及的都是重大而敏感的问题。比如,伸张文学的自由精神,为文学的独立性所做论证,揭露实用主义政治尤其是权力政治对文学的摧残等等。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中国“左翼”运动与延安红色文艺

中国左翼文学生成于20世纪"红色30年代"的国际背景之下,早期中国共产党领袖人物瞿秋白和德高望重的大作家鲁迅先生等诸多文化先驱对苏联文学理论的翻译传播壮大了左翼文艺运动的力量。40年代的延安红色文艺直接师承左翼运动,左翼运动为延安红色文艺至少准备了四笔财富:(1)准备了理论基础,例如"阶级斗争理论"、文艺的阶级性、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武器"等;(2)革命文学创作经验,例如较好地处理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较好地解决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等;(3)红色文艺的领导干部和文艺家队伍,例如周扬、丁玲、萧军等;(4)作家主体意识,例如强烈的社会批判精神等。延安红色文艺思想理论的形成有效地吸纳了前三笔财富,而对第四笔则作了有效的规范,此后,在相当长的年代里作家主体消解在社会主体"工农兵"之中。其间所发生的无数次文艺运动,都与这笔财富被规范有关。     

读《中国园林艺术论》

《中国园林艺术论》全书五章是丝丝入扣、生气灌注的有机整体 ,作者用“文学钥匙”开启了园林艺术殿堂的大门 :将园林与文学内容联系起来考察 ,揭示园林的文学化倾向、将园林与文人的人格精神相联系 ,探讨了文人心性情趣与园林的关系、用文学研究的方法带入了园林艺术的研究。此书不仅是一本有关园林艺术的学术著作 ,也是一次有关世道人心的、充满着对于人的终极关怀的发言 ,是试图为当代人类建立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人性化的物质空间与精神家园的一种设计。但此书对物化于园林中的文人情怀也缺乏一种批判意识     

"雅""俗"对峙: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内在矛盾运动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几次大规模的文学运动,在操作方式上都利用了来自民间的俗文学的力量向由文人创作、占据文坛中心位置的雅文学挑战,由此引发的种种文学论争往往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思路和方式.因此,从文学品味上来看,雅文学与俗文学之间的矛盾对峙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内在动力.文学的俗化是一面双刃剑,它在推动文学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性倾斜.     

论避籍制度与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以贵州为考察中心

清代边省文学发展迅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这与避籍制度有很大关系。避籍制度一方面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迫使不愿外出就职的文人选择回避制度要求相对较弱的教职,为边省人才培养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说来,避籍制度对清代边省文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江山之助不仅促进边省本地外出文人的创作,而且边省风景与风俗也激发了入边省文人的创作,丰富了边省文坛。二是避籍制度扩大了边省文人外出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促进了文人的地域流动,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与互动。三是避籍增进了主流文坛对边省文学的了解和认同,促进了边省文学的传播。避籍促进了文人的互动。     

清代民问考评式结社述论

民间考评式结社是盛行于元、清两代的重要社会现象.它的出现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士人心态紧密相关,同时也是科举文化作用的结果.即使清代统治者严令禁止文人结社,但这种结社形式仍然得以广泛传播,成为清代一种流行的社会风气.民间考评式结社的流行不仅促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有利于文学发展,也填补了清代文人不能参加科举考试或科举不第的心理空缺.     

话语领导权之争：文人话语与政治话语

解放初期的政治文化运动在一系列批判运动中逐步形成了主流意识形态系统。伴随着主流政治文化形成的是来自政治文学外部与内部对话语领导权与解释权的争夺。文学政治文化化一定会带来文学运动的政治斗争化。     

东汉文人文学理念与创作实践的错位

东汉文人文学的创作理念表现为对先秦以来儒家文艺思想的一种总结和继承,它更多的是强调文艺的功利性质以及和社会政治、道德等因素的联系,具有鲜明的儒家传统文学观的特色。从总体上说,东汉文人们的社会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对非儒家的文学思想,特别是那些张扬个性和单纯唯美倾向,始终保持了一种高度的戒备和防范,或闭口不谈或改头换面将其纳入自己的轨道。但实际上,东汉的文人文学创作中又涌动着一股潜流,若隐若现地跳动着与传统思想不谐的杂音,表现了文学的私人性,直至在东汉中后期出现了大量的文学创作理念与文学创作实践错位的作品,而错位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出现,从质和量上为魏晋文论的繁荣打下了基础,为文学的自觉提供了的支持。     

盐铁论争与西汉文学“崇文过武”主题的形成——以《盐铁论》为考察中心

汉代文学社会批判主题的形成与嬗变与当时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应汉初吸取前朝经验稳定政权的时代要求,《新语》《过秦论》等一批作品涌现,形成了"过秦"的文学批判主题。这一主题被武帝时期作家沿承。昭帝时盐铁会上,贤良、文学对武帝弊政给予猛烈抨击,不仅借批判秦政影射武帝之失,而且借褒扬文帝时政批判武帝扰民政治,更多直接批评武帝时政,延续并深化了汉初以来的"过秦"主题,并由"过秦"转向"崇文过武",对此后汉代文学的社会批判思潮影响至深。不独昭显了古代文人参与政治的热情,更体现了独立的批判精神与深厚的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