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

近代以来国学在不同语境下表达出的不同观念,可分为三个方面,即救亡意识主导下的、政治取向的国学观念,启蒙思潮主导下的、文化取向的国学意识,以世界汉学为参照的、学术研究的国学观念。近代国学概念的定义也可分为三种用法:第一种指遭遇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原有的思想文化与学术体系;第二种为扩大的用法,即以国学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简称;第三种是指近代以来以传统文化为对象的学术研究的体系,即国学研究。国学研究在近代的演进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特点是在学问方法上延续清代的考据学、训诂学,而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第二阶段的特色是呼应新文化运动、强调科学方法和疑古思潮;第三阶段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突出代表的、汉学化的国学,即与世界汉学、世界学术接轨、合流的新的国学研究。近代国学名家的第一代以章太炎为代表,第二代是太炎门人所代表的北大学者,第三阶段的代表是王国维和清华国学院的学者,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绩,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重新认识1920年代的新国学运动和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学术典范与历史意义。     

释古与清华学派

本文概述了清华国学院、文学院的学术研究史，分析了＂清华学派＂以近代科学思想和方法阐释传统文化的＂释古＂特色，以及汇通古今中西的学术追求，＂兼取京派海派之长＂的治学态度。作者认为，这些特点虽然并非清华学派所独有，但在清华确实显示了相对的“集团性优势”。     

国史、国学与国家——浅释民初清华国学研究院四位史家之思想与史学

清华大学四大史家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与李济之人生路程、人生观与文化观,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生于清朝末年,都是南方人,"旧学"根底都很深厚,都对"西学"即所谓"现代科学"与"科学方法"下过功夫。以上四点对他们的学术路程、思想定向、世界观与人生观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四位史家到清华执教时,思想与国家观已成型,以后鲜有改变,而其最后之生命归宿亦因之而注定。四位先生之治学皆起始于国学,后转究西学,再回应国运与世势之变而归入国史之研究,乃成其终身大业。其间由于家世、家学、个人品性与人格、人生经验、立身之文化观与世界观等等因素之异殊,而使其个别经验路程不同,但亦各有创新国学系统与开辟国史新研究领域之划时代贡献。清华国学研究院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与教育制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与四位史家密切相关。四位史家在清华执教的1925年夏至1929年春这段时间,为清华国学研究院的黄金时期,使清华成为中国史学第一重镇,短短四年间培养出数十位史学精英。总之,国家变化、政治失修、社会失调及于个人世界之安危,使中国学术出现新局面,而国史之重整与翻新亦多为其相连之结果。     

论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的“推测史学”

欧洲启蒙时期,苏格兰史学派像大陆启蒙学者一样,把全部历史纳入研究范围,遇到一些不得而知或者不能确知的历史内容,就通过推测来解决问题,是为推测史学。它的产生有其合理性,其学术机制是:以自然科学超越神学、以演绎弥补经验不足、把共通的人性与特殊的环境相结合。它是启蒙学者对历史进行有哲学意味的探索,其表现方式是依据已有的历史知识对未知的历史领域进行推测,它不仅是对神学史观的超越,并且是后世科学史学的最初尝试。     

20世纪20年代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

1926年创办的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是20世纪20年代复兴国学的一次重要的实践.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虽在实际运作中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样本,在一定程度上是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延续,但其根本动力却是源于陈嘉庚的办学理念,是厦门大学学科建设的必然要求.它在国学研究与学科发展上所进行的尝试,有过自己的贡献,在中国学术传承上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

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上的清华学派指的是1930年代前后,以叶公超编辑的后期《新月》、《学文》等文学刊物为主要批评园地,以清华大学文科特别是外文系为核心的文学批评群体,其成员涵盖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等北平高校的一些师生。该学派主要成员以叶公超为中心,包括清华外文系学生钱钟书、李健吾、常风、郑朝宗和外系学生李长之等。他们深受欧美文艺熏陶,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英美新批评的观念,强调作品的中心地位和文学的审美特性,在方法上普遍运用扩展的比较法,注重批评的独立品格和个性,在实际批评中提出了不少特立独行却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该学派在理论和批评实践上都有着不俗的成绩,但在当时和之后相当长时间内,并没有引起与之相称的反响和关注,这或许与其浓郁的学院色彩和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有关。     

浅谈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

本文论述了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的本意，即培养国学专门人才，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交流、融会与创新。指出对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等人的“中国文化本位论”，应作具体分析。介绍了国学院融合中西古今的优秀教学法，注重个人自修；因才施教；注重治学方法的指导与培养；治学和做人并重，鼓励学生立大志、树新风，“造成一种适应新潮的国学”的教学传统。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研究工作

该文论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对“国学”的理解，及其研究国学的目的和方法；介绍了他们治学的特点与成就，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和李济诸导师在学术研究上的开拓与创新；认为他们为国学的继承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关于20世纪语言学发展史三大学派的简述

20世纪语言学发展很快,以语言学家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学派奠定现代语言学的基础;以语言学家乔姆斯基为代表的生成学派发起了现代语言学的革命;以语言学家韩礼德为代表的功能学派将语言内部研究推向语言的使用研究。     

文明史学:20世纪初“新史学”建构的知识谱系

戊戌时期出现的史学变革言论,是文明思潮在史学领域的表现,至20世纪初结出硕果:以文明史学为蓝本建构起一套新的知识谱系,完成对传统史学的革命。新史学是实现新文明的路径之一,欲真正理解新史学,必须站在文明视角。新史学的核心贡献并不局限于"历史是什么"的本体层面,而在于依托文明理论视角,初步建立起一个新的史学知识谱系,其主要逻辑架构可以概括为:为什么要书写历史——书写什么样的历史——怎样书写历史。新史学不仅致力于实现历史书写从"眼光向上"到"眼光向下"的典范转换,而且尝试用"人类——世界——国家——社会"这一清晰的层级结构,来取代"天下——王朝——社会——家族"的传统书写模式,并由此带来扩大史料范围、跨学科治史等一系列史学方法层面的变革。     

“胡绳学派”与中共党史研究述论

“胡绳学派”概念的形成经历了一个过程,这个学派代表性的中共党史学家包括胡乔木、胡绳、龚育之等。他们的著述对于中共党史研究及其学科建设和发展产生了深远 影响,通过对他们及其著述以及中共党史活动的考察和梳理,能够为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和完善党史学科体系提供思想理论资源。学界需要从多方面加强对“胡绳学派”代表性的党 史学家及著述进行研究和评析,这对深化中共党史研究及加强其学科建设均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的“中国”想象

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学史试图透过想象与建构的方式,将"中国"的国家形象以历代文学作品的书写史迹为切入口,采用"作为进步的历史"与"作为历史的记忆"等方式,以"中国"形象的国家化建构替代对历代文学作品的政教化评判,以便时人从中感知出一种具有强烈集体认同感的文化记忆,最终获得包含历史真实与塑造真实两重面孔的"中国"自立自强的历史图景。此举是通过有特殊针对性的选择,来建构彼时社会变革与政治变革所需的历史凭藉。故而,将民族富强、国家兴盛及教育启智的时代呼吁与文明进化视域下的"中国"想象相结合,成为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建构"中国"形象的"范式性例证"。     

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师生情谊

本文记述了陈寅恪应聘到清华国家研究院任教一段令闻嘉誉的故事，撰述了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吴■诸师间，以及师生间，师爱生，生尊师，“师弟之间，恩同骨肉，同门之谊，亲如手足”的真挚情谊，论述了道德的继承性问题     

构建“新剑桥-则行”学派：传承与创新

“新剑桥-则行”学派以其独有的哲学基础、理论内涵,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为丰富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贡献力量。2023年是新剑桥学派领军人物斯拉法逝世40周年,也是其中国弟子、辽宁大学经济学科奠基人宋则行逝世20周年。为了纪念两位经济学家,传承“斯拉法-宋则行”经济思想,文章重点介绍辽宁大学则行学派对新剑桥学派经济思想的传承发展和实践探索,并对“新剑桥-则行”学派在当前的发展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朝鲜北学派“和谐”思想论析

北学派是在朝鲜封建王朝统治日渐腐朽、各种阶段矛盾日益尖锐、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历史背景下,同时又在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北学派先驱洪大容、朴齐家、朴趾源等提出"北学中国"的倡议,体现了他们在思想上坚持传统儒家"和而不同"、"包容并蓄"的思想理念,在经济上提出"利用厚生"发展生产的务实主张。以大力发展物质生产,提高科学技术等方面来"和谐"朝鲜王朝各种社会关系,极大地促进了朝鲜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论清华“人文日新”精神及其对当代高等教育的启示

"人文日新"精神是清华大学不断发展、日益壮大的动力源泉,传承文化、改革创新、奋勇争先的进取精神是其精神内核。对"人文日新"精神的探究,对于当代中国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人文日新"应成为我国当代高等教育创新发展的核心理念。"人文日新"是高等教育的重要职能、发展路径和关键所在,高校要大力弘扬人文精神,自觉提升道德情操,不断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实现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引领创新文化的四大职能。     

论梁启超“新史学”的方法论特征及其对20世纪中国历史学的影响

在许多研究梁启超"新史学"思想的著述中,大都就"新史学"的救亡与启蒙功能作了许多细致的挖掘,而对于"新史学"所倡导的跨学科的治史方法涉及不多。"新史学"在当时确实起到了济世救国的作用,现在重新回首"新史学"走过的百年历程发现,它在20世纪中国历史学中彰显出的魅力则在于倡导一种总体史的著史范式和多学科的治史方法,并为日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与唯物史观派史学一脉相承。     

“物转向”：21世纪以来的理论衍进、内核演变与文学研究前沿生成

受21世纪新的物人关系和危机语境的牵引和推动,西方人文社科领域的“物转向”理论大潮在纵深衍进的同时发生了内核演变。以“新物质主义”为内核的21世纪“物转向”理论思潮凸显“物质动能”,通过消解二元论为主导的人类中心思维重塑物人、物物之间的纠缠互动关系。“物转向”理论思潮在21世纪的内核演变促成了“物转向”文学研究呈现从“转向物”到“转向物质动能”这一衍进趋势,开辟出一种具有明显非人类中心倾向的研究路径,深刻塑造了近十年来外国文学研究前沿的风格。     

王瑶与“清华学风”——兼及《中古文学史论》的方法与意义

王瑶在20世纪80年代对清华文科学风的表彰,引出了学界关于清华学派的讨论,但迄今为止,关于这一学派的内在学理与涵盖范围,却众说纷纭。将这一议题置于王瑶自身的学术渊源及其论说语境中来讨论,不难发现,他所阐述的清华学风,其学理基础建立在冯友兰、陈寅恪等清华学人对二三十年代实证史学之方法与前提的修正与反思之上;而王瑶自己撰于1942—1948年的《中古文学史论》,则与同时期朱自清的《诗言志辨》及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共同构成了这一学风的产物:它们采取了一种近于客观的历史的阐释方法,同时又对历史中知识观念与批评价值的变迁保持高度的敏感,从而突破了五四以来重估价值式的文学史研究范型,在学术史上代表了后五四时代一种对传统和历史更为开放的文史研究的新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