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象大意 可游可居——郭熙《林泉高致》美学思想新探

山水画是唐宋城市庶族地主(士大夫)的艺术,“大象”“大意”是山水画的本体,“饱游沃看”“取之精粹”是山水画创作的途径,“可游”“可居”是山水画独特的审美功能。郭熙的画论是对北宋山水画的美学总结。     

“闷”的发现与排解:冷清之闷与郁热之闷——兼及后五四时期戏剧写作心理动力

鲁迅深刻洞彻现代中国之“闷”并成功找到艺术排解方式,《呐喊·自序》把艺术家心理之消极情绪——“铁屋子”之闷,与中国现代命运起来,找到了一条具有启蒙意义的排解方式;欧阳予倩以“热心”书写潘金莲的冷清之闷,将传统的伦理故事讲述成社会问题,试图通过“女性解放”释放时代之闷;曹禺抱定“悲悯”情怀,用“心灵的艺术”奏响反封建与个性解放的主题,让“郁热”雷雨里疯狂挣扎的人们,归于平静沉着。《潘金莲》的“冷清”与《雷雨》的“郁热”,是鲁迅“铁屋子”之闷在各自时代语境中的“重现”,欧阳予倩和曹禺发扬五四启蒙精神,继续着鲁迅式“呐喊”。     

庞朴对中国文化密码“三”之探析及其意义

庞朴发现“三”是中国文化的密码,并追溯其源头和阐释其涵义;他运用密码“三”开中国文化宝库之锁,提出 “三”即“尚中”,“尚中”即“和”之观点;他运用开了锁的中国文化宝藏反证密码“三”之存在,形成了其研究中国文化的思想方法理论体系。庞朴有关中国文化密码“三”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社会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中国古代儒家"用夏变夷"思想与理论的变迁

“用夏变夷”是儒家民族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孟子首次提出后,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其精神实质和具体内涵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说来,它经历了从孔子时的“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到孟子时提出“用夏变夷”的思想;从先秦时的“外夷狄”、“正朔所不加”到汉唐时的“华夷一统”、“夷狄进至于爵”;从先秦汉唐时的“不予夷狄之主中国”到金元时的“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几个阶段。     

"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与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

王国维的“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是叔本华的优美、壮美说的“中国特色”的表述,其目的在于区分中国古典诗歌不同类型的美学意境。“我”特指意志认知主体或主体的意志认知,存在“美术”中的认知主体从结果看均属“静观”纯粹认知主体,即无意志认知主体,也即审美认知主体;“优美”与“壮美”是两种不同的认知观审心理经验过程,它们构成了“无我之境”与“有我之境”的不同审美内涵。仅从艺术表现的角度解释“无我之境”“有我之境”未免失当。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法而无法”的思想意涵及其精神

“法”的观念生成于先秦时期,《荀子》中“尚法而无法”可谓“法而无法”的最早出处,但与后来文艺创作之“法而无法”意涵不同。一方面,“法而无法”秉承了中国哲学自然之道的理念,汉魏晋书论中的“法自然”思想、唐宋文人和理学家所倡的“无意”“自然成文”“法度即自然”“从心所欲不逾矩”等理论都呈现着“自然之道趣”;另一方面,“法而无法”具有“变法创新”的意涵与精神,刘勰之“通变无方”,唐代之创变,两宋之疑古求新,破“正法”“常法”,倡“日新”“通变”等,皆凸显了艺术创变新意之思;同时,法之“无法”还具有超越之质,意在超越任何“法”之束缚,挺立自我、涵纳宇宙,从而通体透彻,自在活络。“法而无法”彰显着中国艺术特有的生命意识和创新精神。     

国医与书法

古代书论中,“中和”是书法艺术之审美原则,是品评书艺之重要标准,也是对儒家“中庸之道,尽善尽美”审美意识之具体体认.然而仅以儒家视角理解书法之“中和”原则未免失之狭窄;以辩证法立场解释“中和”,的确勉强,且失之宽泛;以美术形式规律与其它艺术角度把握“中和”,亦少书法独有之文化背景.“中和”作为书法原则之确立,与中国文化之多门类多层面有着极其广泛而深刻之内在联系,于此,不妨将医道与书法作一番深刻之详参比照,用古代医道(理论)理解书法“中和”原则,可以发现此一原则之文化内涵极为丰富,它指向书法艺术形式与人.与自然之最终统一,即“天人合一”,为中国一切传统文化艺术最高最理想之审美标准.     

论“两个结合”的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

“两个结合”是闪耀着真理光芒的重大原创性论断,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新高度,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深邃的理论思考与宽广的历史视野,蕴含着厚重的理论、历史和现实逻辑,它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思想的当代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现实需要。启航新时代,奋进新征程,推进“两个结合”,必须从四个方面发力：加强理论武装,锻造学习型政党;发扬主动精神,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增强文化自信,创造性继承、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彩华章。     

"人己通"外译模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研究

融合传播学、哲学与比较文化学等相关理论,参照以往经典传播模式,本研究构建了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人己通”对外译介新模式,并以《论语》英译为例,提出实施该模式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传播应遵循的原则。该模式体现了饱含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和而不同”之哲学理念、“推己及人”之他人意识及“文化平等”之比较视野。它克服了以往“5W模式”线性结构之局限,将起点与终点连接,形成了环形译介循环模式,提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重视受众与译介效果;同时,它突破了以往文化外译二元对立之藩篱,主张文化外译既要尊重文化之差异,更应探求文化之共通,这样才能跨越文化屏障,实现“人己通”,从而真正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走出去。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哲学特征述评

陶行知提出生活教育理论是其批评各种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结果,是与他的中国教育改造思想相互作用的结果。 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教育格格不入,形成了尖锐的冲突。以程朱理学为例,程朱理学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只讲教学,不讲做,更不讲教学做合一;只讲学校,不讲社会;只讲教育,不讲生活。在中国“理欲之辩”各家中,戴震以“节欲”和“理在物中”反对程朱的“存理灭欲”,陶行知很赞赏戴震的观点,他说“我们还得与戴东原先生的主张打一打通”。陶行知反对程朱的“灭欲”,丰富和补充了戴震的“节欲”,提出了“遂民之欲”。这个思想是对“理欲之辩”的发展,具有“民本”的思想特征,体现了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人民性。     

明体达用、体用贯通——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鲜明特质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鲜明特质。“体”澄清了理论来源,“用”明确了实践指向,体用贯通展现了历史和未来的交相辉映,理论与实践的相辅相成。具体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澄明了马克思主义之“本体”,以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大用”;标明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母体”,以达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之“应用”;阐明了伟大建党精神之“原体”,以达自信自强守正创新之“功用”;显明了开放包容之“载体”,以达文明交流互鉴之“效用”。“本体”是根本依循,“母体”是深厚根基,“原体”是不竭动力,“载体”是必由之路。习近平文化思想遵循“本体”,植根“母体”,激发“原体”,扩容“载体”,在担负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伟大实践中熔铸成“一块坚硬的钢铁”。     

浅析中国古代权利概念的缺失

“义利之辨”是中国古代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关于它的讨论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年。中国古代文化中“义利之辨”中的“利”并非是指我们现在所讲的权利;中国古代的特殊的社会结构导致权利主体的缺失;和谐的价值追求阻碍了权利观念的萌发;强烈的道德主义倾向扼杀了权利观念。     

寻梦到徽州

凡到安徽徽州屯溪观光览胜的人,无不游览老街并称奇叫绝。屯溪历史上水运交通便捷,街道店铺建筑多沿袭宋时风格。虽几经整修,仍然保持着宋代街衢风貌,被誉为“今日宋城”。明清徽商     

李大钊的“调和论”的理论价值

李大钊的“调和论”含义极其丰富,它既是一种理想社会状态,又是一种世界观、宇宙观。他认为“调和”与“对抗”一样,也是促进社会发展的力量之一;他赞美“调和之道”与“调和之美”,肯定“协合”、“互助”、“爱人”是社会主义道德观念,提倡“两让”、“容人”,以达中和之道。他对中国传统“和”文化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     

先秦史学批评述论

本文认为,先秦是中国史学批评的萌芽阶段,探讨这一阶段史学批评的状貌,有助于理解中国史学批评的发展路径和特点。此期关于史学价值之认识,有鉴戒得失、惩恶劝善、可资施政、有裨修养四说;关于史书编撰要素,有“事”、“文”、“义”三方面的探讨;关于史家素质,确立了“学识渊博”和“书法不隐”两条“良史”标准;关于批评自身之审度,触及了广义论辩的目的和特征,并无意中揭示出“知人论世”之科学方法。此期史学批评还有三个特点:往往与综合性学术批评混在一起;深受儒家学说影响;极为关注史学的政治功用而未重技术方法。     

可说与不可说——《老子》道言观再探

《老子》之“道”作为宇宙的最高原理及终极存在,乃无形无象无限之大全;“言”因指涉经验世界而落于形迹。“言”之表达的有限性与“道”的无限性之间存在着距离与冲突。为了解决“道”与“言”之间的紧张,《老子》提出象征、“正言若反”等言说方式,以方式之改变来战胜“不可说”之困境。然此皆为“方便法门”,惟有于“无言”之静默中方能臻入“道”境。另外,《老子》之道言观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思维方式、科学等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古代爱情诗歌文化探源

<正> (一) 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层结构,可简括为:家国同构、天人合一。它在中国历史上的逻辑展开,曾经替封建士大夫筑成一座座“炼狱”,从中锤锻和塑造出他们的双重人格。这既表现为儒家入世与出世,即“兼济”与“独善”之间的矛盾,所谓“内圣外王”之道;也表现为群体道德与个体价值,即“明礼义”和“知人心”之间的撞击,所谓“外儒内庄”之道。“一显一隐,灌溉着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各个方面。”这是创造中华民族灿烂的古代文化的精髓和灵魂之所在。     

唐宋城市社会史研究专题——“眼睛向下”的中国中古城市社会

唐宋城市社会变迁是都市经济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探讨唐宋都市社会变迁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变动是其中的核心问题之一，尤其是社会中下阶层的构成与变动，是把握都市社会变迁的关键，也是我们认识中国传统社会变化的一把钥匙。今天，随着研究方法的转型，基于“唐宋变革”说基础之上的城市社会史研究已经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研究内容和深度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大量新史料地涌现，也为研究者“眼睛向下”提供了新契机。新形势下，中国古代城市社会阶层研究的新进展，也必定会对我们认识今天的城市社会及其转型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国传统儒家知识论之当代意蕴

西方当代批评学派(包括女性主义)对西方传统之知识论提出了质疑,反思的问题指向了当代批评学派构思中的新知识论,甚至伦理。新知识论强调主体的价值取向(善)与知识(真)的关系,以及重新厘订“客观性”的涵义;同时关注知识主体(人)与知识客体(自然与社会)之间的权力关系。然而中国传统的理性之知(真)及德性之知(善),被视为相通及相辅相成的,“穷理格物”、“格物致知”比西方传统知识论有丰富的涵义;人与自然同出一源,“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超越性思考打破了西方式认知中“主体—客体”的二元格局;儒家“道德理性”中知识主体同时超然同时受场境影响的特殊活动,有别于西方传统知识论中强调的“客观性”。中国哲学关于知识的思考涉及“前理性”的思维方式以及“体性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