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中“红孩儿”原型在元杂剧中的叙事线索

吴本《西游记》中"红孩儿"的形象有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元代前红孩儿的形象是以鬼子母之子的角色附于佛经中"鬼子母"故事而流传的。元杂剧中其虽不是一个成熟的文学形象,但故事叙述的大致线索都已出现,杂剧《西游记》中的红孩儿虽然仍从属于鬼子母的故事,但其对取经故事所起作用已大大加强;同时,元杂剧中也出现了铁扇公主的形象,这为后来吴本《西游记》对红孩儿故事的整合提供了丰富的叙事元素。吴本《西游记》出于叙事结构调整的需要和对孙悟空正面形象塑造的要求,综合了元杂剧中的叙事元素,塑造了红孩儿这一生动的人物形象。     

论汉译佛经长篇故事之体制对唐代叙事文学发展的作用

汉译佛经长篇故事情节链很长,出自虚构,唐前已有一些在汉地流行;这类故事在唐前纯汉地诗文中几乎没有,而初唐小说《游仙窟》突然叙述了这类故事,则《游仙窟》这类故事的出现受到了汉译佛经同类故事的影响。盛唐及其后,汉译佛经中的这类故事在汉地已流行了很长时间,汉地人叙述同类故事的作品越来越多。可以说,汉译佛经长篇故事对唐代叙事文学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西游记》:艺术化了的心学

《西游记》作者吴承恩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小说所叙述的故事与着重塑造的孙悟空形象，形象地表现了修心正性、成圣作贤的心学理论。孙悟空从充满欲望的野猴到取得正果的猴神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去心中之欲的过程。     

佛经故事与历代笑话

佛教东渐,佛经故事随佛典汉译等途径流播中土,产生了大量具有中国特色的笑话。这些深受佛经故事濡染刻烙的笑话,印证了梵汉交融给民间文学带来的深层影响。     

僧伽大师与无支祁的传说

结合历史文献考释了有关僧伽大师的传说。僧伽大师的传说,自唐代开始、宋代尤盛,与文学结缘并与无支祁的神怪传说融为一体,并与西天取经的故事接轨;阐述了无支祁与《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源流关系,认为孙大圣的形象源于中国古代神猴,通过各种资料显示了孙悟空形象的衍变,是从无支祁狭窄单调的描写中,一步步扩大、衍变、充实,而更宏大神奇,个性突出的。     

中国古代冥游母题几种类型及演变过程——兼谈冥间世界对于阳世官场腐败的揭露

受汉译佛经影响,中国古代冥游故事的几种惯常母题模式都表现了冥间世界的黑暗腐败,是阳世现实官场的折光。     

论《游仙窟》体制所受汉译佛经影响

《游仙窟》虚构故事的情节链很长并且各个环节连接得都比较紧密自然,受到汉译佛经中同类故事的影响;较大规模地用诗唱和,受到汉译佛经中较大规模地用偈颂对话形式的影响。     

论支遁诗文对汉译佛经之容摄

东晋时期,大量佛经出现了汉译本,佛经对汉地本土文化的浸润加强。作为东晋高僧,支遁的诗文不仅在题材层面容摄了佛与菩萨之行事等,对佛经诸法空、禅定思想的容摄更已深入到核心的主题层面,其五言赞则容摄了汉译佛经赞的五言形式,显示出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初期阶段的特征。支遁诗文容摄佛经有力地开拓了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道路,确立了后世汉地本土诗文容摄佛经的格局。     

冯燕母题的佛经文献考原--妇女观和侠义情爱观的一个跨文化个案

唐初汉译佛经已具备冯燕杀不义妇故事的基本母题要素。但佛经中 ,当事人将自己的行为归结为“业”———宿命 ,而以冯燕为当先的中国侠 ,却较多地表现了一个好汉敢作敢当的气概 ,不祈求官府宽恕 ,不累无辜。这一广为传播的重要母题的文本营构 ,当来自外域传译过来的佛经故事 ,巴利文文献的佛本生故事也有不少旁证。关于佛经翻译文献元典的具体细致的研究 ,应当引起更多关注     

主题学研究：《佛本生故事》与中韩两国民间故事之关联

《佛本生故事》是佛经中最具文学性的作品之一。它不仅产生古老，而且具有流传的广泛性，其跨国界、跨文化的广泛流传，对中国文学和韩国文学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传播的过程中，逐渐与本土文化融合，最终成为两国各自文化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时代、环境、文化及民族心理的不同，佛本生故事在中、韩两国流变的过程中，赋予了其不同的民族文化意蕴。     

蛇鼠、藏宝、掘宝秘诀与佛经故事——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孙悟空原型又一说

有关孙悟空原型的讨论莫衷一是,至今尚无定论:鲁迅先生认为孙悟空这一形象取自唐传奇《古岳渎经》中的淮河水怪无支祁;胡适认为出自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的神猴哈努曼;还有认为孙悟空是个“混血猴”。我认为:《西游记》故事的发展历史是漫长的,在其发展过程中,故事和人物受多方面作用和影响,包含的思想、文化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同时,艺术形象的创造多为“杂取种种”而形成“这一个”,小可过份胶执。另外,《西游记》一书后半部份中,孙悟空的主要特征是:不畏艰险,排除万难,保护唐三藏西天取经,终成正果。我们不可因为其思想意义上的消极的一面而否定了这一主要情节的客观存在。据此,我们认为《宋高僧传》中有一段记载也可作为孙悟空原型讨论的一条资料提     

中国古代掘宝母题动植物功能的跨文化探源

中国古代金银变化母题,关于寻宝中动植物功能、神物作为寻宝器具的信奉,是一个外来的神秘信奉。庞杂的古代金银变化母题,离不开这一外来思路的最初启发。关于“银伥”看守金银的信奉,也当是上述掘宝民俗同一故事的别种说法,及其逆向思维和补充。藏宝掘藏故事中的蛇、鼠意象,其文本渊源,在巴利文本生故事与中古汉译佛经中普遍流传的“感恩动物忘恩人”母题中,也可以找到其蛛丝马迹。     

佛经翻译文学与《聊斋志异》中的瘟疫与灾害母题

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母题演进的历程中,有些原型母题的意蕴并非本土生成,而是与相异的其他东方民族之间通过文化互动、文学交流植入而来,从毗邻的印度文学翻译传译过来的成分占有很大比重。在清代蒲松龄所撰《聊斋志异》中便有许多故事内存着经由汉译佛经传来并融汇于我国文化、再现于文学叙事的印度母题,例如小说情节中时常出现的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灾害,即为实例。     

美猴王探源

《西游记》描写了一组中国人到西天取经的故事,但孙悟空的形象却不是舶来品,恰相反,他的行为表明了他具有地道的中国文化的特质。石猴的“石”乃“天心”之意,在道家则为“元神”,而“水帘洞,”也即先天之心所居之源。猴为天干的“申,”孙悟空又叫“金公,”“金公”在周易的卦爻上为乾阳一,以“一”入“中”,恰又为“申。”凡此种种,不难看出,“美猴王”虽皈依佛门、却与易道之中国文化有血脉联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集中体现。     

"娼女当堕为雀鸽"与"龙畏细虫"二说之佛教渊源考论——文言小说与佛典原型研究二例

《阅微草堂笔记》中提到冥间有此判罚:妓女来世当转生为雀鸽!此说来源于佛教。早期佛经寓言中讲鸽子是种淫欲旺盛的动物,且被欲望所困苦。另外,佛教以为人死之后会按“习气相投”的原则转生,故欲望重者就会转生为鸽子之类。《聊斋志异》有“龙畏细虫”之说,原来诸多佛经中经常提到龙有三种苦恼无法解脱,其中鳞甲有虫是其大烦恼之一。以“龙怕虫”作为情节要素的佛教故事不少,且都情节生动,这些传说在中国产生了一些本土化的变异与翻版。可见,佛经影响中国小说的过程往往是先要有佛经故事与本土故事为中间环节的。     

中西古典小说比较

中国有自己悠久的文化传统,但她的文化却是开放性的,她吸取与之交往的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丰富了自己的传统。就小说而论,随着印度佛教的传入,佛经的唱读和变文、宝卷的流行,引起了我国话本小说的大发展。后来的《西游记》,不但取经故事本身与佛教文化关系直接,即使孙悟空这样的重要形象,也与古代印度纪事诗《拉麻传》中的哈奴曼有关。     

《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及其影响

摘要： 《圣经》汉译,自唐朝景教以降一直是基督宗教在华传布进程中的重要事工。然而,中国翻译研究界在解读中国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时,往往强调佛经汉译而忽略《圣经》汉译的嬗变及其影响。文章以《圣经》汉译为研究对象,通过梳理其翻译原则的嬗变,从学理的角度揭示《圣经》汉译与中国翻译理论发展的关联。由此可以看出,《圣经》汉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在一系列翻译原则问题上进行了不断的探索与完善,因此,《圣经》汉译研究理应成为中国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圣经》汉译原则的嬗变,既有达到宗教传布目的之需要,也有适应中国本土文化发展之调适。对《圣经》汉译的研究不仅对翻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还具有社会学的意义。     

原型的再生:孙悟空与方相氏

有关孙悟空的原型之争初见于上世纪初,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类:胡适的“外来说”、鲁迅的“本土说”和当代学者季羡林的“混血说”等,均以“猴形”身貌特征———即以猴论猴作为追本溯源的立足点。笔者以为,“猴形”只是用来挪喻与吸引读者审美需要的假借之物,而透过“猴形”所蕴含的“原始意象”才是孙悟空形象的原型意义所在。孙悟空在整部《西游记》中所扮演的角色最重大的职责是替人类(唐僧)驱逐各类妖魔鬼怪,这可溯源于原始的驱傩首领方相氏角色。孙悟空的两件法宝:一是火眼金睛可识别妖魔鬼怪,来源于方相氏的“黄金四目”;二是“如意金箍棒”可驱邪逐祟,来源于驱鬼的“终葵”(驱鬼棒),而“终葵”后演化为“钟馗”,在宋以后的大傩仪中实际充当着方相氏的职责,实际上也源于方相氏。另外,从孙悟空的身世、神态与装扮特点等方面,也能看到方相氏的某些“原始意象”痕迹。故孙悟空的原型即方相氏。     

生地何迁,姓名何缘,太乙何编?——孙悟空形象初议(《西游记》美学问议录》之四)

孙悟空出生地东南移是其形象演变中寓言特征加强与题旨、结构要求象其物宜文脉的一种体现,多种素材的化用显示六位时成精神贯注文思而具典型化的功效。孙悟空姓名双取的历史文化因缘与猿、猴和人的兼象是适应心性兼修题旨的需要。孙悟空号称太乙真仙被反复点染是与百回本校订者、写作者关系的一种不可忽视的线索。孙悟空等形象历史文化成因考察离不开思维方法与形象审美价值品位关系的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