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燮和与上海光复

李燮和是辛亥革命时期光复会重要领袖之一,是上海光复的重要人物,然而由于其后来被莫名其妙拉进了筹安会,因而在同盟会—国民党一系革命话语体系中不再被重视,其领导革命党人光复上海的事迹也渐渐被陈其美所掩盖。过去若干年,出现一批纠偏文章,重新肯定李燮和在辛亥大潮中的历史作用,但似乎也有矫枉过正的嫌疑,过分夸大了陈其美与李燮和的冲突、光复会与同盟会冲突,甚者怀疑李燮和长江下游招讨使的名号也是子虚乌有、兵不厌诈。本文依据相关史料梳理李燮和光复会与陈其美同盟会在上海光复过程中的合作及其后来不同的政治选择,强调他们更多的是合作,是各人政治追求不同,而不是倾轧、冲突与火并。     

光复会与辛亥江苏光复--兼论光复会的消亡

本文论述了光复会在辛亥江苏光复中的历史功绩,探讨了光复会在民国初年迅即消亡及其历史功绩隐而不彰的原因.     

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施行粮食管制政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战后迅速出现了全岛性的粮荒.陈仪时期由于行政长官公署无法掌握大量现实的米粮,管制政策绩效不彰,致使日益严重的粮荒成为"二·二八"事件迅速蔓延全岛的一大诱因.魏道明时期台湾省政府继续施行粮食管制,以应对愈加严峻的粮荒与民众激愤的情绪.光复初期台湾的粮食管制政策主要包括加强对粮食流通的管控,举办食米平粜与配售,推行节约粮食消费办法等.这些政策成败参半.     

论光复后台湾教育的历史转型

本文通过对光复后台湾教育的去殖民化、台湾与大陆教育的迅速整合、自由主义教育初露端倪等层面的探讨,论述了这一时期台湾教育转型是台湾教育总体转型的初始形态.在这一初始形态的形成过程中,台湾的社会发展和教育发展相互印证,都获得了合乎理性的充分发展,这对日后台湾发生的多次教育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     

辛亥革命与台湾抗日光复思潮

清朝割台以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希望有朝一日光复台湾,这种愿望在台湾民众中尤为强烈,民众在认同清朝的基础上自发进行武装抗日斗争。同盟会成立后,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台湾隐存于民间的反清复明思想逐步演化成汉族反满复仇、共和抗日、光复回归的民族革命思潮。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台湾民众受到鼓舞,一些台湾革命志士参加辛亥革命,并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回台湾发动抗日起义,谋求光复台湾、回归中华民国,把台湾抗日光复思潮推向新的阶段。     

光复初期台湾的贸易管制政策(1945-1948)

光复初期,台湾省署(府)在岛内施行了严格的贸易管制政策。陈仪时期,由台湾省贸易局垄断经营所有的货物进出口及进口商品的配销事宜。这一政策遭到台湾民众尤其是商人阶层的反对,它也成为“二二八”事件全面爆发的一大诱因。省政改制以后,魏道明撤销贸易局,随即设立的物资调节委员会依旧是台湾省政府施行贸易管制的机构。光复初期的贸易管制政策对台湾省的财政收入贡献巨大。总体而论,这一时期台湾的贸易总额不及日据时期,首要原因是战后岛内重建困难,尤其是资金不足,生产萎缩;其次是战后台湾的对外贸易处于总体结构的调整与贸易对象的适应阶段;此外,台湾的贸易还因汇率等方面的原因承受了祖国内地一部分恶性通货膨胀的压力。     

光复会和上海光复

今年是同盟会成立一百周年,光复会是同盟会的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光复是同盟会中部总会和光复会共同策划,举行武装起义的;“复浙江,下金陵”,光复会也有劳绩。不久,陶成章被刺,光复会解体。本文根据史实,对此进行探究。     

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抗战期间军政活动述论

韩国光复军是韩国临时政府领导的一支活动在二战亚洲战场的韩国民族武装抗日力量。韩国光复军总司令部作为韩国光复军的主要军事统帅机关,在干训、征募、宣传、编制调整、国际军事合作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组织领导作用,为二战对日作战的胜利及韩国独立复国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光复初期台湾群体性冲突事件述评

光复初期,台湾发生了不同类型的群体性冲突事件,有军民冲突、警民冲突、执法冲突等,其中禁舞废娼冲突、查缉摊贩冲突、房产争执冲突、米价暴涨冲突损害到民众的切身经济利益.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都是由于民众切身利益遭到侵犯,利益诉求长期被漠视,群起抗争,官员对民众冷淡麻木、滥用警力激化矛盾.多数群体性冲突事件具有非对抗性,基本上属于经济利益诉求等问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的.如果长官公署妥善处理,是可以预防和处理好的,却久拖不决,新旧矛盾与问题交织在一起,酿成大祸.长官公署的经济政策、改造台湾社会的方法有其错误的一面.根本原因是大陆籍官僚的腐败和低效导致了长官公署的钝化和失灵,损害了其作为全社会代表的角色,发展结果是对转型期台湾社会的失控.官民矛盾不断激化,民众的矛头直接指向长官公署.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不能总结经验教训,反而同意撤防驻台军队,于是控制台湾社会的军警力量薄弱,更大规模的群体性冲突事件一触即发.     

魏建功等"语文学术专家"与光复初期台湾的国语运动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回顾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之种种情形:从官方筹划、民众自发到学者("语文学术专家")主导,学术阵容、学术理念和学术实践,学术刊物、学术著述及其他学术资讯.本文认为,从"国语纪元"(1648)即清代初年迄今的国语运动在时、空两个方面的延伸看,"光复初期"和"台湾"乃是相当重要的时段和地点;光复初期曾在台湾主持国语推行委员会的魏建功教授,1949年以后在大陆语文学界继续发挥主导作用,光复初期台湾国语运动的学术经验亦得相当完美地融合于当代中国的语言文字工作.     

江苏光复与程德全

辛亥革命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在这次革命运动中,江苏(包括今上海市属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等县)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高举民主、共和的大旗,向封建反动势力展开了猛烈的冲击,在较短的时期内光复了江苏全省。江苏光复中表现为和平和武力两种形式,以往有人将和平光复说成是程德全“扮演”的“骗局”;对举义反正,宣布独立的原江苏巡抚后来成为江苏都督的程德全,说成是“假装革命”,“用反革命两面手法”窃取都督职权的人。我们不同意这些看法,故撰此文,以求教于史学界。     

杭州旗营与浙省光复

1911年11月4日浙江革命党人在杭州发动起义,次日基本控制省城,只有旗营在负隅顽抗。经过浙江都督府与杭州旗营协领贵林谈判,签订了议降条款,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但此后贵林并没有及时、完全地实施议降条款,他违反协定私藏军火被告发后很快被处死。浙江都督府总体上实行了对旗营、旗人的宽松政策,克服了一些地区过激的民族主义,有助于全省的光复,对周边地区也产生了积极影响。     

辛亥上海光复中的李燮和与陈其美

众所周知 ,辛亥上海光复是同盟会和光复会联合发动并取得成功的。陈其美与李燮和是上海光复的主要领导人。解放前的研究 ,由于受同盟会正统史观的影响 ,往往扬陈抑李。这种遗韵甚至在目前台湾出版的若干著述中 ,还时有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 ,大陆方面的史学家都已对李燮和与光复会在上海光复中的活动及其作用作了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其实 ,李燮和在上海光复中起的作用 ,无论在程度上、影响上不仅不比陈其美逊色 ,而且在关键问题和关键时刻的作用远远超过陈其美。所谓关键问题 ,一是对淞沪军警的策反。上海响应武昌起义 ,有两个难题必需解决…     

光复初期台湾的孙中山崇拜

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党的宣传下,"孙中山"成为国民党与国家的政治象征.为了战后收复台湾、获得民心,国民党强化孙中山与收复台湾之间的逻辑联系,强调用孙中山的心理建设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影响,而日据时期台湾民众对孙中山的景仰,为光复后国民党在台推广孙中山崇拜奠定了基础.光复后,国民党沿用大陆的宣传方式,全面推广孙中山崇拜,使其成为尽人皆知的国家象征,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台湾与大陆之间的一体化进程.但是,国民党在台对国父遗教的宣传与大陆同出一辙,流于形式,因此,并未能完全获得统治合法性,因民生问题而引发"二二八"事件,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孙中山崇拜的积极影响.     

区域社会与民间信仰——萍乡张相公信仰的初步考察

张相公是江西萍乡信仰最普遍的神袱之一,但现有研究却尚未涉及于此.通过考察地方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资料,可以发现:由于信众、地方精英及政府的支持,张相公信仰由村落神逐步扩展为区域神,而其所倡导的舍己为人、关注生灵思想是张相公信仰长期传承的重要原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张相公信仰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亦可发挥积极作用.     

吴玉章是《四川光复始末记》的作者

中国同盟会四川特派员吴玉章(永珊),于辛亥保路风潮中由日本衔命回川。他沿途联络同志,发动群众,与四川党人一道,成功地将保路运动转变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他作为新成立的蜀军政府代表赶赴南京参加工作,同时向同盟会本部复命。《四川光复始末记》即系他至南京后关于四川辛亥革命情况的报告,于1912年1月28日、29日,2月4日、5日分四次连载于上海《民生报》,刊发时没有署名。四川辛亥革命曾掀起了重重怒涛大波,头绪纷繁,起伏多端。在辛亥七·一五前,是以成都为中心舞台的保路风潮,蒲殿俊等立宪党人是活跃于前台的风云人物;成都血案后,一转而为血火交激的反清武装斗争,并形成了以荣县为根据地的成都东南战场。吴玉章、龙鸣     

辛亥革命前后的上海商团领袖郁怀智

郁怀智关注上海地方建设,组建商团,保卫家园,在治理地方事务方面发挥了作用和威力。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身先士卒,与起义部队一起,英勇抗敌,建立了功绩。还热心于地方教育、慈善事业。对郁怀智的历史贡献,长期以来少有人关注,希望能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宜昌商会与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有序失败＂

在辛亥革命高潮时期曾给予了宜昌光复革命以极大支持的宜昌商会,在辛亥革命走向低潮过程中,逐渐转变为反对革命,进而通过其社团组织力量及潜在的社会影响力,促使宜昌商人有序脱离革命队伍,辅助袁世凯政权权威在宜昌地方有序链接,赞助宜昌军政当局有序防范“二次革命”。在这一过程中,袁世凯政权统治权威平稳有序地植入了宜昌地方社会,辛亥宜昌光复革命也平稳有序地步入了通向失败的轨道。在民初政治变局中,宜昌商会政治向背变化的轨迹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透露出宜昌商人时社会稳定与工商实业发展的渴望及对“强有力”政府的需求,也反映出宜昌商会作为“民间权势集团”对政治集团行政权威在地方社会建立和存续的一定约束、干预能力。     

辛亥革命的两种起义方式——武装起义与和平光复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延续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次革命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下,联合各阶层人士,以两种起义的方式而取得成功的。本文拟以对和平光复这一起义方式及与此有关的立宪派问题,试抒管见,以就正于辛亥革命史研究者。     

论秋瑾与光复会

秋瑾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察其革命行迹,她主要以光复会相号召,以大通学堂为中枢,运动会党,联络新军,促进光复会的组织发展,建立光复军,策划浙皖起义,推动了光复会武装斗争的开展.继陶成章、徐锡麟之后,成为光复会的主要领导人,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