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研究的范式转换——从“制度建构”范式到“文化场域实践”范式

近年来,城市外来人口的身份认同问题成为公共政策和学术研究的重要问题.主流的“制度建构”研究范式在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问题上渐现偏颇与不足.实现城市外来人口“身份-认同”的前提并不是“制度建构”研究范式所诉求的政府相关政策、制度的变革,关键在于通过强化既有内群体身份或创生新的“共享内群体身份”,实现其自我及社会的现实认同.相关研究应由“制度建构”范式向“文化实践场域”范式转换.     

国家认同建构：从“五族共和”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从民族认同国家的现代国家认同建构内涵看,国家认同建构的核心是民族的认同整合,即如何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统一,或实现各民族的多重身份认同向国家认同的转变发展。在近现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进程中,“五族共和”开启的“国家民族身份建构”与“承认各族身份”的“二重民族构建”催生了国家认同建构的“融合同化”与“平等共治”两条进路。国共两党的民族观念之争使得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逐渐分野对立：国民党片面强调“国族建构”的“国族同化”进路否认各民族,滑向了大汉族主义的泥沼;共产党强调“各民族解放联合”的“各民族平等自治”进路赢得了各民族对党和国家的认同,但客观上也存在弱化中华民族建设的嫌疑。新时代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嵌合互构”使得近现代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两条进路”走向了协调统一。今天,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就是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纽带实现各民族的认同整合,完成从民族认同到国家层面认同的跃升。     

调适·自觉:回族国家认同的建构

回族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即是回族建构国家认同的过程。作为秉持伊斯兰教信仰的民族,回族以主动调适和自觉融入的积极态度,吸收和承载了大量儒家传统文化,将两种文化融会贯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回族二元文化属性和认同。在伊斯兰文化与汉儒文化的碰撞、交流和融合中,回族群体和国家政权和谐互动,持续强化在汉文化环境中的国家认同和"中国人"身份意识,成功实现了两种文化的良性对接,历史变迁中,回族及其伊斯兰教不断朝着本土化和具有本土特色的民族化方向发展。     

“时间”形塑的文化符号———新疆伊犁回族内部身份认同研究简

因地域分布的广泛性和宗教派别（门宦）的多样性,地方认同和宗教认同成为回族内部一种普遍性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历史移民群体,伊犁回族内部还有“时间”认同。综合起来,当地回族身份认同大体上由此三类构成。前两者与内地回族内部认同既有相似性,也有不同性,后者则是当地独有的一种认同形式——“老新疆”与“黑户儿”,其为因“时间”而形塑的移民文化符号,并成为“你”“我”之间一个鲜明的身份标识。     

自我身份的迷失与追寻——《挪威的森林》中的身份认同建构

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对资本主义理性产生怀疑，人类面临着自我身份认同危机。《挪威的森林》中，主人公们在“我是谁”与“我将去向哪”这两个自我身份认同问题上都陷入困境，他们对自我身份的迷失，追寻和建构体现出现代人的身份焦虑和生存困境，也反映出村上春树对这一困境的思考和对拯救之途的探寻。     

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

国家民族政策与少数民族身份认同有着密切的关联,国家制度结构下少数民族身份认同的建构过程,直接影响着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状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工作和实施民族政策,建立公民"民族成份"制度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从而从制度上建构并确立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从“太极”观看王岱舆的回族文化认同

王岱舆对“太极”的看法有三:一是认为,真主乃“太极”之主;二是认为,“太极”生有形天地万物;三是认为,“太极”与“人极”具有相通性.王岱舆的太极观是他融合伊斯兰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他的这种融合也体现了回族穆斯林的文化认同,即从宇宙观或世界观的方面看体现了回族对伊斯兰文化的固有认同.从其所运用的概念范畴等看,体现了回族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学的认同.     

中国当代服饰审美风尚与主体身份认同关系的嬗变

服饰作为一种审美风尚,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国民族国家、社会族群、文化群体进行身份认同的基本方式。然而,现代社会的差异政治与混杂文化剪断了前现代社会以"观念——政治——文化——身体——身份"为线索的对位式身份认同逻辑,而衍变出更为复杂的身份认同模式:从共和国建立至今,教化实用主义的服饰审美风尚、个性化的服饰审美风尚、世俗化的服饰审美风尚、多样化的服饰审美风尚渐次成为主流的审美风尚,并先后承担了规训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启蒙的理性主体身份认同、感性化的主体身份认同与多元化的主体身份认同功能。古代服饰审美文化所承担的直接身份认同/区隔功能,遂在现代性条件下演变为多元认同主体的合力建构与秘密争夺。     

港澳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研究——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视角

推进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是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推动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必然要求。香港、澳门地区的国家认同建设可以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身份认同三个维度进行建构。目前,香港、澳门在国家认同方面主要存在“香港人、澳门人”与“中国人”身份认同对立、政治法律认同水平较低和地方意识过强等问题。对此,应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机遇,在香港、澳门地区加强国民教育、政治教育和文化教育,端正、提升港澳居民对国家的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文化认同,让港澳真正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民权运动初期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阳光下的葡萄干》的主题探析

身份认同在文学作品中经常是学者们关注的要点之一,而在非裔美国文学中,身份认同似乎成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作家们刻意描写的或是评论家们努力挖掘的常常都与自我探寻、身份建构有关。非裔美国女剧作家洛琳·汉丝贝莉的经典剧作《阳光下的葡萄干》反映了民权运动初期非裔美国人的身份认同观念及其行为取向,体现在作为美国人而向主流社会的认同和回归本源的非洲文化认同两个方面。身份认同的关键在于人们对待本族群“根源”的态度取向和由此产生的社会行为。人们根据时代、社会背景和自身的社会定位来做出必要的取舍,实现自我。     

从身份认同视角看“陈登科现象”的生成

陈登科有着从文盲成长为作家的传奇经历,被人称为“陈登科现象”。探究其成因,发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思想的统摄下,各种政治、体制和文艺的力量都介入了陈登科的创作历程,赋予了作家共同的身份建构——无产阶级文艺新人。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规约着作家必须首先对党性原则和党的立场进行认同,必须附和主流政治话语的诉求。然而陈登科对农民和知识分子的身份又有着某种倔强的认同,这与无产阶级文艺新人的身份建构构成了一定的张力,迫使陈登科产生了身份认同的焦虑,从而赋予了陈登科现象更丰富的内核。从身份认同视角考量陈登科现象的生成,也许可以更清晰地看出工农兵作家形成发展的历史面貌。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女性主义性别视角下的流散文学研究

流散文学在新世纪的世界文学领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体现了本土与异国之间的一种文化张力：相互对抗又相互渗透。从女性主义的社会性别视角来看,西方主流社会对流散作家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是以一种性别的形式将其女性别化、边缘化和文化他者化,使其一直以来都在经历着文化变形的生存体验。因此,流散文学文化身份的建构,首先应该是性别身份的建构,获得平等的国家身份和广泛的社会认同,这也是流散文学改变不平等的社会政治处境,获得平等权利的必要而有效的途径。     

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基于反对型利益相关者行为的视角

作为一种人为风险,非传统安全风险是行为体在安全场域内通过主体间、交互性内隐行为以塑造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具有隐秘性、建构性、难预测性等属性。十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因与中国在观念、身份、利益等层面存有国际认同缺失问题而视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存在性威胁”,以致引发认知谬误、情感拒斥、意志抗衡等非传统安全风险。在全球认同危机时代,认同缺失是引发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风险的核心变量。随着全球风险社会的来临,中国与“一带一路”建设反对型利益相关者需秉持“聚同化异”理念,协力凝聚价值共识、建构身份认同、促进利益共享以应对相关非传统安全风险。     

"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政治话语是现代国家认同建构的一种有效媒介.对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文本进行分析,可以发现:"人民"是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的一个重要政治话语,在国家认同建构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党和政府治国理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在道德上被国家赋予了神圣性.在政治实践层面,"人民"的期待和需求得到了满足,生活水平得到了提高,"人民"的尊严、地位、身份、贡献得到了国家的承认."人民"的未来生活将会变得更加美好."人民"这一政治话语之所以能在当代中国国家认同建构中起到巨大作用,还在于"人民"这一政治话语有效地利用了党代会这一政治仪式空间的力量.     

印度国家认同的建构措施、问题与启示

印度国家认同建构要取得成功,必须理性地看待本国的民族、宗教等实际问题。但是,印度现行的国家认同建构政策存在着明显错误与局限。印度国家认同建构的经验对我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的传播与边民国家认同的建构

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是构建合法性的有效工具，边境地区通过“政治现实符号化”和“政治符号日常化”的连接，使边民的国家认同在边民与国家政治符号体系的交流互动中建构起来。通过国家政治符号系统围绕“理想政治模式”在边境地区展开的合法性叙事，将以制度认同、政策认同、身份认同等方式构建边民的国家认同。边境H县国家政治符号传播的整体情况较好，党政领导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思想上很重视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工作，政治符号传播的场域较广，种类也较为丰富，县级融媒体中心在国家政治符号的宣传方面突出重点，该县边民对与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国家政治符号关注度和认可度较高，对中华民族和国民身份的认同度较强，能够较为自觉地捍卫国家利益，对祖国的繁荣富强认同感较高。当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应从以下方面加以提升：拓展国家政治符号在边境传播的场域，创新传播的媒介与载体，充分利用边境地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坚定边民的政治信仰，持续贯彻落实兴边富民政策增强边民的政策认同，增强基层治理效能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现实基础。     

“光晕”下的真实——现代性知识话语论域中文人画研究

20世纪西方汉学家和艺术史家运用现代性知识话语，全面建构中国艺术史。在此过程中，绝大多数西方学者对中国文人画“情有独钟”。文人画作为中国绘画史中涵盖人物、山水、花鸟题材的独特绘画门类，因其“出位之思”、画家身份界定、画作构成要素、诗意追求、情感表现等因素而备受青睐，成为西方艺术史界广泛认同的中国绘画艺术最高境界的代表。西方现代知识性话语对文人画的擢升与标举，体现了中国文人画传统与西方现代学术规则、话语方式的表层通约性。西方学者在建构中国艺术史的过程中，解构与建构并存，湮没与擢升共现，“立”与“破”同在。被称为“心画”和“心印”的文人画，游弋于绘画和文学的区间，携带了浓厚的现代性气息，符合西方艺术由模仿再现走向直觉表现，西方艺术史撰写由对视觉艺术的语词性再创造走向分析、阐释的主流话语模式与学术规则。文人画的标出性特征与西方现代艺术思潮密切相关，是西方学者建构自身价值体系的一个“他者”注脚。     

“蚁族”身份认同研究

笔者带领课题组于2010年3月至11月,通过实地调查北京、上海、广州、武汉、西安、重庆、南京七个城市的“蚁族”群体生存现状,研究了该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对其影响因素和社会效应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大部分认同“蚁族”身份,表现出“内群体偏好”和“外群体贬损”的特点,而“户口”和“媒体建构”对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蚁族”的身份认同具有正反两方面的效果,社会流动信仰体系对于该群体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三线建设、现代性嵌入与中国体验——以口述史为中心的考察

本文以自下而上的视角,在国家叙事与个人口述之间,通过建构三线建设发展阶段中的“工地社会”“类军营社会”与“单位社会”三个理想类型分析现代性嵌入过程中新中国工业发展的微观形态,对普通亲历者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做出深描。相较于西方现代性深深根植于个体化内核而言,三线建设时期中国西南地区的现代性发展带有鲜明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与集体主义色彩。而另类的现代性体验（中国体验）作为一种集体表征,为亲历者认识当时局势、理解国家政策、产生情感共鸣、形塑身份认同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心理模板与认知框架,并直接促成“三线人”共同体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