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启超的文学思想

梁启超为了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不仅积极创办报刊,造就舆论,而且致力于文学改良运动,倡导“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和“文界革命”(散文的解放),企图通过文化教育的改革来达到改革政治的目的。在当时的政治活动家中,数他和文学的关系最深。他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政论文作者。在小说、诗歌和散文方面都有着新的贡献。     

论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

“五四”文学现代文体意识的觉醒，首先体现在先驱者既推崇语言符号体系的革命，又认识到它毕竟代替不了文学文体的革命，并由此进一步从话语方式的根本变革上实现能指对所指的充分表达与创造；其次，“五四”文体革命与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种异质同构、同步发展的关系，从而保证了“五四”文体的现代意识与人本价值；再次，在文体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上，“五四”先驱者不仅将文体革命视为文学革命的首要战略重点，而且始终以现代文体的实践与探索为主旋律。文章同时还对现代文体概念、白话文运动与文体革命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现代转型,大体始于清末的“小说界革命”,而完成于五四“文学革命”。这一转型于“小说界革命”期间启行的直接推动力有二,一是小说被用作梁启超倡导的“新民”之工具,其他文体因素的大举向小说渗透;二是西洋小说翻译由林纾首开风气,新的小说表现技法的用于中国小说。这一转型在五四时期最终完成,时代条件之外,则在于“文学革命”突破了“小说界革命’的两个基本局限：一是纠正了文学的唯功利倾向,既赋予文学以启蒙使命,又充分重视文学自身价值,重视形式变革的重要性;二是抛弃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保守框架,而向西方文学全面认同,在内容、形式兼取的同时,着重学习西方的现代思潮和现代思维方式。     

从异域探葩到理论追认:瞿秋白汉字拉丁化的个人实践和理论逻辑

瞿秋白是汉字拉丁化的"开山老祖",两次赴苏俄(联)学习拉丁化经验,制订汉字拉丁化方案并反复修改。由于对前两次文学革命不满,瞿秋白倡导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其主要内容是"文腔革命",即形成更接近白话的书面表达语,而"文腔革命"这一文体改革所依据的基础音和基础方言是"普通话"。在"文腔革命"和"普通话"基本完成的基础之上便可进行汉字拉丁化实践,但拉丁化本身也会促进"文腔革命"和"普通话"的完善。     

浅论鲁迅小说的主题特色

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中国思想史上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也是在中国思想文化战线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伟大变革。作为这次新文化运动重要一翼的文学革命运动则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鲁迅,作为新文化革命运动的旗手,他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新的革命形势推动下,则以他的小说,反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要求,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显示了新文学革命的实绩,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启超与五四运动关系探源

五四运动既是思想文化上的启蒙运动,也是救亡爱国运动。梁启超与五四运动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倡导“新民”学说和“文界革命”,反省传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学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先驱,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游历欧洲的梁启超以私人身份旁听巴黎和会,维护中国权益,及时将巴黎和会损害中国主权的消息传到国内,点燃了五四爱国运动的导火线。虽然梁启超晚年思想渐趋保守,但他仍然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独立、民主自由、科学精神、道德革命表示赞许,他是新文化运动的辩护者而非敌对者。欧游归国后,梁启超高度评价五四运动的意义,希望五四运动变外交的国民运动为内政的国民运动,建议青年致力于文化运动以光大五四运动的价值。同时对五四运动中科学万能论、科学口号化等缺点进行了反思。     

“五四”运动与史学革命

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一次以民主、科学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在这次新文化运动中,不仅在我国思想界、文学界……等方面发生了伟大的变革,同时也在史学界发生了有史以来一次最伟大的革命。史学界的这次伟大革命,就是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许多先进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研究中国的现状。这种景况不仅使史学研究摆脱了传统的史学研究羁绊,而且使史学研究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使我国史学研究逐渐走上科学的道路,是史学的一次伟大革命。近代思想家、史学家梁启超曾经这样说过:“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最为发达。”(《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新史学》第54页)然而两千余年中国之封建史学,实质上是“帝王将相的家谱。”梁启超的这种观点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史学思想,他明确地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对于二千余年的封建史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系     

"五四"认知模式中革命话语的初步确立──论瞿秋白"五四"观的政治情结

80余年来,对五四运动的解说呈现出多元发展的态势。瞿秋白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评价五四运动的第一人,他将五四运动纳入世界革命视野中来考察,是"五四"激进革命话语形成和确立过程中的重要一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瞿秋白领导了一场文艺大众化运动,旨在通过对"五四"文学革命的批判性审视,为新的文学革命鸣锣开道。他倡导来一场"无产阶级的'五四'",以否定资产阶级的"五四",实质是文艺领域领导权的争夺,与其说是文学革命,不如说是政治革命。     

反叛与复归——从"三界革命"看梁启超对启蒙与艺术的思考

梁启超赋予了“经世致用”更深层次的含义——启蒙,他以启蒙为目的的文学革命的诸多主张也可纳入其致用观中。然而文学的目的并不是单纯的致用,文学还是一门艺术,它必须要有艺术价值才能产生巨大社会效应进而得以传世,“致用”的目的却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妨碍艺术的发挥。在对致用与艺术的双重追求中,二者难以调和的内在矛盾使得梁启超陷入了两难的尴尬境地。“三界革命”这场没有深化下去的文学革命就充分暴露了这一问题。事实上,由于时代的局限,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在致用与艺术之间的徘徊实质上是在新旧之间反叛与复归的挣扎。     

余光中散文创作初论

诗人余光中早已名闻通过，而作为散文家，余光中的成就和影响同样不同寻常。在台湾散文界，他是为数较少的理论创作兼行并举的作家之一，他在六十年代初最先倡导“散文革命”，以过人的胆识和才情针砭了五四以来散文界的种种恶风俗弊，认为应“剪掉散文的辫子”，提出了现代散文的三要素，即弹性、密度和质料，推崇“新感性”。同时，他在“右手写诗”之余，左手写起了散文，其散文带着诗人特有的激情、敏感，具有丰富的想象力，体现了作者驾驭汉语言文字的卓越才能，融汇了作者学贯古今兼通中西的广博学识。余光中在散文革新的理论和实践两…     

词体革命:创作思路与理论建构

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诗界革命"的发起者和参与者,没有进行词体革命,这不仅表现为创作的贫乏,更表现为理论的缺失。而梁启超前期以"雅化"的标准推尊词体,也许是他没有进行词体革命的内在因素。胡适提出"白话词"理论,应该为现代文学史上词体的第一次革命,但还只是文学革命的附庸。曾今可发起的"词的解放"运动,是"诗界革命"以来第一次以词为主体的革命,取得了理论和实践的双重丰收;但因为未能领会诗界革命"新意境"的内涵,从而脱离了时代。李冰若和卢冀野之"旧辞新境"的改革,取得了理论和创作的成功,是最接近梁启超"诗界革命"精神的一次词体革命。词体革命经历了四个阶段,经过了三代学人的传递,呈现出不同的词体定位意识,导致各家理论无法调和,很难创造出各种要素完美结合的新词体。但词体革命在语言、格律、意境、风格等方面的探索,对当代词坛具有重要的启示。     

简论晚清“新文体”散文

本文认为，晚清“新文体”是作为“桐城派”的对立面而出现的。“新文体”是一个动态的总概念，本身有一个发展过程。冯桂芬、薛福成式的散文、王韬式的“报章文”和戊戌期间的“时务文”、经梁启超改造的“新民体”，乃是它发生发展的三个阶段，而“新文体”在与梁式“新民体”同时或稍后的发展，则分别导向了仿效“新民体”和转向白话文的两个分支。本文还对晚清“新文体”的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殊性以及社会影响问题等，提出了若干新看法。     

法国文学取向的中国新文学批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中的“诗”与“散文”观（一）

文学革命倡导与新文学独立发展之间有不同的历史要求,新文学需要向文学审美形态转化与深化,文学批评的审美意识和审美形态建设具有首要的意义。“诗”与“散文”的分裂,是19世纪法国文学引人注目的现象,对“诗”与“散文”及其关系的认识,是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审美建设的重要内涵。从中可见,陈独秀仅仅建立起了中法文化暨中法文学通道,更体现新文学独立发展意义的穆木天与沈雁冰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却起到明显不同的作用：穆木天为‘嗷文化”的新文学注入了‘恃”的内涵,这有助于新文学向文学审美形态的转化,沈雁冰则更表现出对文学革命倡导观的延续和套用,在他的法国文学取向的文学批评中,“散文”与“诗”是截然对立而难以相容的。     

梁启超与朱光潜美学之比较

近现代中国美学大家中,梁启超"人生生活于趣味"的人生观,朱光潜主张"人生的艺术化",二者在理趣上是一致的。梁启超倡导的"新文体"和朱光潜对未来"新文学"的思考在方向上也是一致的。他俩都不偏废文言,而主张以生命情趣为本体,把白话文造就成一种既有文言的凝炼,又有欧思的畅达和谨严的文字。无论是梁启超还是朱光潜,他们的文学革命都是来自于生命情趣本体的外化,"新文体"和"新文学"都是"人生生活于趣味"和"人生的艺术化"人生观的体现。     

“发现”与“丢弃”——试论梁启超的小说观

在中国的文化文学尤其是小说史上,梁启超以自己倡导的“小说界革命”和“政治小说”奠定了他在中国近代小说理论和创作史上无人可及的地位。本文以中国近代社会的政治、文化和文学(小说)为背景,探讨梁启超的近代小说观的得与失、贡献与不足。     

论杜牧的散文

杜牧不仅是晚唐的著名诗人,而且在散文上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他是继韩愈、柳宗元之后又一兼长诗歌与散文的名家。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卷2说:“有唐一代,诗文兼擅者,惟韩、柳、小杜三家。”此可谓确论。1 在决定散文创作的文学理论方面,杜牧与韩愈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韩愈文论的核心是文以载道和文体革新。文以载道是目的,文体革新是手段。他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也?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他的创作活动实践了他的理论,在继承前人的基     

论现代散文的发展走向

“五·四”时期,白话文战胜文言文,是体裁大解放,空前大发展阶段。这时,现代散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文体,随后便出现了我国散文发展史上的第三个高峰。正如鲁迅所说:“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与文化策略──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是思想启蒙,文化策略是白话文体。“启蒙”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功利性。“白话”既是一种文学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科学”和“民主”,在“启蒙”和“白话”中得到了有力体现。文学革命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逻辑发展,服务子以“救亡图存”相号召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文艺社会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主流形态,由此而得以确立。     

"小说丛话":新小说理论的发展与纠偏

190 2年 10月 ,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 ,正式拉开了晚清“小说界革命”的序幕。梁启超高屋建瓴式的理论倡导对新小说的兴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但也存在着诸多理论上的偏颇。而此后梁启超及其友朋在《新小说》上开辟了“小说丛话”专栏 ,以笔谈的形式继续就小说理论等问题进行探讨。这组笔谈的主要论点回应、发展、补充了梁启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倡导 ,更重要的是许多观点与梁氏迥然有别 ,对梁启超的小说理论起到了纠偏、修正之作用。考察“小说丛话”的具体理论主张 ,对深入、全面地发掘晚清“小说界革命”的理论资源 ,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徐特立教育思想浅谈

徐特立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教育家和革命家。他一生爱国爱民,坚持革命,锐意进取。他在青少年时代赞成变法维新,拥护康有为、梁启超。变法失败后,他又支持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五四”时期,他积极投入“驱张”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奋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