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馘面)”字音义小议

(馘面):《康熙字典·备考·面部》引《篇海类编》,只释其音,谓“音掴.”无义.《中文大辞典》和《大汉和辞典》同《篇海类编》,并注“义未详”,《五音类聚四海篇海·面部》亦注“音掴”,未释义.《说文》、《玉篇》、《广韵》、《集韵》、《类篇》、《中华大字典》等,均无(馘面)而有“馘”.     

对《试论心理现象变化、发展的根据》一文中的几个哲学观点的商榷

邵宗杰同志在一九六二年的《杭州大学学报》第一期上发表了《试论心理现象变化、发展的根据》一文,(以下简称“根据”)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明人的心理现象变化、发展的根据,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看了“根据”一文,感到有不少的教益和启发,但同时也感到有些观点值得提出来进一步商榷。“根据”一文与其说是一篇心理学的学术论文,倒不如说是一篇充满了哲学词句的     

论共鸣的文化心理机制

共鸣,是文学欣赏中存在于欣赏主体与欣赏客体之间的一种极普遍却又极复杂的心理现象.鲁迅先生在《热风·圣武》中说:“是弹琴人吗?别人心上须有弦索,才会出声;是发声器吗?别人也须是发声器,才会共鸣.”这里,鲁迅先生明确指出了共鸣发生的主要条件,即欣赏主体与欣赏客体间的同构对应物:弦索、发声器.可是,弦索和发声器究竟是什么?这仍是困扰人们的“斯芬克斯之谜”;特别是,由于共鸣的发生是以     

扬雄著作系年

扬雄著作,在《汉书》里有如下记载: 《艺文志》:“小学家类”录有《训纂》一篇,班固原注:“扬雄作”;又有《扬雄训纂》一篇(案:二篇实为同一篇)。“儒家类”录有:“扬雄所序三十八篇”,班固原注:“《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陆贾赋类”有:“扬雄赋十二篇。”(案:《汉书·扬雄传》载有《反离骚》、《甘泉》、《河东》、《羽猎》、《长杨》、《解嘲》、《解难》等赋以及有目无文的《广骚》、《畔牢     

浙江海洋学院学报（人文科学版）第二十三卷（2006年）总目录

教授论坛“群体心态学”研究介绍黄建钢(1)哲学国学政治学研究从生态危机反思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客体的认识胡素清(2)钱穆的公孙龙子研究张涅(])《论语》的现代价值刍议黄灵霞(1)《庄子》外杂篇对庄子“无治主义”思想的多元发展陈秋仙(1)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章其真     

区别客体自身与观察主体所认识的客体的认识论意义

在探讨观察中主体与客体的相互关系中,笔者曾针对W·斯台格弥勒的所谓“范式变更使世界本身也变了”(见《科学哲学中的革命—围绕库恩科学观的争论》,《自然科学哲学问题丛刊》1980年第1期)的观点,提出“要区别观察客体自身与观察主体所认识的观察客体的界限”。并认为:“观察客体自身并不会因理论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改变的只是观察主体所认识的观察客体。即由于理论结构的改变,使观察主体对客体的观察的角度、范围以及所作的观察结论发生了变化。”(见《哲学研究》1983年第6期)胡俊卿同志在《也谈观察中主体和     

《文心雕龙》新释三则

《辨骚》篇论《楚辞》说:“故论其典诰则如彼,语其夸诞则如此.固知《楚辞》者,体慢(“慢”,依唐写本当作“宪”)于三代,而风雅(“雅”,依唐写本当作“杂”)于战国:乃     

对“著作权保护作品的内容”观点的认识

一、问题的提出在论及“著作权客体”这一题目时,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教科书都明确地使用了“作品”这一词汇.比如复旦大学研究著作权法的梅慎实先生把“著作权客体”定义为:“由作者创作的,以某种客观形式表现思想和情感、属于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的,依法允许传播、出版的作品”.和学者提出的学理上的定义一样,《著作权法》也把“作品”视为著作权客体.所以,对于“著作权客体”这一问题普遍达到了共识.但是,进一步分析“作品”这一工作引起了人们的兴致:因为从《著作权法》和教科书中看,几乎没有对“作品”作一解剖,只是《著作权法》第三条中把作品分为文学作品,口述作品等九类,而未能对“作品”进行分解.     

“文之枢纽”的逻辑新探

《文心雕龙》的篇章中,被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这五篇的基本内容和关联,已故刘永济先生曾做过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揭示论文要旨”的三篇专论,就是刘勰自称的《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其他诸篇则是“毛目”。(《序志》)纲举目张,所以刘勰自服地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这个“文之枢纽”,论证了“为文之用心”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圣”、“经”三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道”、“圣”、“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是怎样的呢?此类问题,正好构成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架。而对这个“骨架”理解     

关于《风筝》

鲁迅的散文诗《风筝》,现已选入初中语文课本,本期我们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最近《人民日报》(1980.5.3.)发表《新发现的鲁迅‘五四’时期的佚文》十一篇,其中有署名“神飞”、总题为“自言自语”的散文诗七篇(原载1919.9.9《国民公报》“新文艺”栏)最后一篇“我的兄弟”可说是《风筝》的雏形.全文不长,抄录于下,供读者参考.     

目的和方法是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中间环节

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中间环节是哲学界感兴趣的问题.本文也就此谈点粗浅的看法,渴望得到大家的批评和指教. 理性认识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的认识,一是对认识和实践的主体(人)的需要和条件等等的认识.前者所解决的基本上是客体(认识和实践的对象)“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可称之为“客体意识”.这实际上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论理的认识”(《毛泽东选集》第一卷P.263).后者所解决的基本上是主体“是什么”和“怎么样”的问题,可称之为“主体意识”.这实际     

浅谈人类学的整体观

1926年,史末资(J·Smuts又译“斯马茨”)写了《整体论与进化》(《Holism and Evo1ution》)一书,开始使用“Holism”一词.根据史末资的整体论,“整体”是最高的哲学概念,是主体(精神)与客体(物质)的综合.他把一个神秘的特性赋与“整体因素”,并认为它     

谈写作过程中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性

写作这一行为过程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不仅与作为客体的现实世界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还与作为主体的写作者本身有着紧密的关系,它是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对于写作过程中这一美学原则和写作这门艺术的本质,人们的理解和回答是不尽相同的,甚至有根本的分歧.写作这门学科既古老又年轻.说它古老,是因为在我国古典经籍《尚书》、《周易》、《庄子》、《文赋》等典籍中早有论述写作理论和规律的文章.孔子主张:“修辞立其诚”(引自《周易·乾》),对言辞的修饰要真实诚信.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场笔苑,有术有门”(见《总述》),认为不论写什么文章,都是有方法有门路的.他要“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见《序志》),去探讨“为文之用心”.我     

谈“离骚”中的“浪浪”

屈原《离骚》篇有“揽茹蕙以掩涕兮,沾余襟之浪浪”句。“浪浪”一词,汉代王逸解释为“流貌”,即流泪的样子。①其后历代至今,各类辞书,楚辞注家,几乎无一例外地把“浪浪”释为“流泪的样子”。例如: 浪浪,流也。(《广雅》) 浪浪,流也。(《集韵》) 浪浪,流也。(《类篇》) 浪浪,泪流貌。(《中华大辞典》)     

《通典》勘误二则

1.《通典》卷十《食货十》漕运篇(王文锦等点校,中华书局,1988年版):“(后魏)孝文太和七年,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奉诏高平、安定、统万及臣所守四镇……又不废田。”(第219页)案:《魏书》卷三十八《刁雍传》(中华书局点校本,1974年版。下同)有:“七年,雍表曰:奉诏高平、安定、     

《庄子·天下篇》“其数一二三四是也”义辨

《庄子·天下篇》为历代学人所重视.清王闿运《庄子注》刊落外、杂诸篇而独存《天下篇》,以为“盖庄子自叙”.梁启超更推此篇为“研究先秦诸子学之向导.”可见此篇在《庄子》一书中地位之重要.《天下篇》首段曰: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成,王有所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庄子·天下篇》与“庄子·惠施篇”

《庄子》的传本,仅郭象编注的三十三篇流传下来,其中是没有“惠施”这一篇题的。但《北齐书·杜弼传》云:“(弼)注‘庄子·惠施篇’。”王应麟根据这句话,疑《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庄子》五十二篇旧本,原有“惠施”一篇。谭戒甫先生又进而推考:杜弼注的“庄子·惠施篇”,其实就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惠子》一书,刘向校定群书时,按“篇名互见例”附入《庄子》五十二篇,其后晋人删注《庄子》,又将其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皇甫枚的籍贯应是今日的同心县

路志霄同志在《皇甫枚及其〈三水小牍〉》(载《甘肃师大学报》1981.1)一文中说:“皇甫枚,……安定(今甘肃省泾川县北)人,……原来著籍三水(今陕西省邠县)”,(晰按:唐代的三水县属邠州,今陕西省旬邑县)。这就是说,皇甫枚的原籍是甘肃,以后著籍三水。他这样说,必有所据。但语焉不详,不好悬猜。据我掌握的资料看,这一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皇甫枚是三水人,这是确定无疑的。他所写的《三水小牍》中《王知古为狐招婿》、《殷保晦妻封氏驾贼死》两篇,篇末均有“三水人日”云云。这与《史记》篇末著“太史公曰”、《聊斋志异》篇末著“异史氏曰”是同一用意,用以直接表述著书人的意见。《三水小牍》,也即“三水”人写的“小牍”之谓也。篇末的“三水人曰”和书名《三水小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