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

文学艺术界关于"红色经典"经典地位的学术争鸣正在继续,本文试以经典一般所应具有的经典品性为参照系,着重论述"红色经典"的超越时空性、内涵普适性以及民族文化史诗性特征,进而说明"红色经典"的经典气质,也以此与陈思和教授等对"红色经典"持质疑态度的学者相商榷.     

论“红色经典”的经典性意义和经典化定位

"红色经典"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遗产。对"红色经典"不能拘限于所谓"政治意识形态工具化"的简单化指认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将"红色经典"置于"现代性"语境和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流程中进行考量和审视,从恒态经典与动态经典、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及经典的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等三个话语关系层面对"红色经典"辨析和阐释,既确证其"经典化"的价值合理性又确认其创作中艺术本体性的某些缺失。     

“红色经典”与“黑色系列”

“红色经典”是指中国 2 0世纪 50年代至 60年代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历史和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为创作题材的文艺作品。“黑色系列”是指上世纪末以来 ,针对社会上的腐败现象 ,出现的一批以反腐倡廉为题材以及揭露社会阴暗面并加以批判与反思的文艺作品。从“红色经典”到“黑色系列” ,我国的主流文学在发展过程中 ,既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一贯风格 ,又在思想与艺术上不断地探索、开拓、创新。“红色经典”作品过分地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工具性而忽视了其审美性 ,而新时期文学的“黑色系列”力戒阶级至上的弊端 ,在表现人性的复杂多样性和人的情感心理的无比丰富等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反思与重释:“红色经典”论

“红色经典”既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话语类型指称,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进程中一种文学经典化的历史路标。对“红色经典”不能因为过去和现在对其“政治意识形态化”的简单化定性而放弃应有的学理评判。本文从“现代性”文化传统的审美延续、历史化叙事的运行逻辑、文学经典性的特定范型、以“革命”为主导话语的美学法则、大众化的文体形式等方面阐释了“红色经典”的生成机制和创作形态。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要执意确认其经典性意义的高与低,而是为了论证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学经典形态的“红色经典”,其价值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论“红色经典”的影视剧改编

由于内在机缘和外在契机的双重影响,"红色经典"的改编与重拍在近年来出现热潮,但改编后的影视剧却未能重现昔日的"经典"。故事模式、人物形象和爱情戏的掺入,使其与原著在精神内涵上相差太远,并在商业运作的导向下,呈现出媚俗化倾向,越过了观众的接受底线,从而招致非议,这不利于影视剧自身艺术的健康发展。"红色经典"的改编和重拍是必要的,但是在提防媚俗化商业倾向的同时,如何再次成为经典,这是其作为艺术自身价值最重要的体现。     

意识形态世俗化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论析

面对市场化、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模式与现实情景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发展出现了世俗化的趋向并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带来了挑战,即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主导性与意识形态多元化冲突的挑战;意识形态的地位及其话语方式的弱化与社会思潮的泛化和强化的挑战;社会矛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背离的挑战。面对挑战,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意识形态世俗化的有效接口,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变化与生成的过程。     

论《岳阳楼记》的经典化过程

《岳阳楼记》如今是得到读者一致认可的文学经典，但其经典化的道路却颇为曲折，许多文学批评家对它的阐释各执一端。考察后人对《岳阳楼记》的接受，分析其作为文学经典的形成历程，可以更为深刻地领会这篇杰作的内涵，了解经典的内在特质。     

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若干问题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既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创立者,又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推者.在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背景下,回顾经典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对象、路径、对策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理论基础和经验借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试论民粹思想与20世纪中国文学

民粹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虽然并未浮出历史地表成为一种显在话语,但这并不妨碍它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资源影响现当代中国作家,促使他们在伦理、情感和意识形态三维向度上相继实现民粹化的转变.作为创作主体精神承担者的文学,同样疏离知识精英和都市,镜像式地呈现出了一种民粹化的思想倾向.     

大学生舆情信息工作的若干思考

舆情信息工作是高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对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舆情要素包括主体、客体、舆情空间和中介性事项。在舆情信息工作中要对这些要素进行深入分析,走出对大学生舆情信息的认识误区,关注舆情主体的期待,做好舆情分析研判工作,为学校决策提供准确的依据。同时,各高校要建立常态化、科学化的工作机制,形成全方位、立体化的育人格局,以对大学生舆情进行干预和引导。     

论红色经典小说对中国传统叙事模式的借鉴

建国后的红色经典小说在艺术手法上模仿、借鉴了中国传统小说的表现方法,因而拥有非常广泛的读者群。如果从“为父复仇”、“神妖斗法”、“才子佳人”这三个叙事模式分析红色经典小说,即可基本揭示出红色经典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在叙事结构方面的深层次联系。     

红四方面军无线电工作述评

对中共党史军史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对其中的无线电工作研究却一直比较薄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作为一支规模仅次于中央红军的主力红军,其无线电工作就显得极为重要.虽然它的规模不算大,但精干高效,涌现出了一批无线电专家,不仅从人员上保障了无线电侦听和密码破译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且为红四方面军培养了大批的无线电情报人员,保证了红军主力对敌情的了解,为川陕苏区的反围攻作战和长征胜利作出了贡献.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上)

杨昌济是近代湘学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留学日本的经历和回国之后对日本学术思想界的关注及其对日文著作的翻译,都对他的思想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特别是日本当时的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和伦理思想,以及以日本为中介所接触到的西方同类思想,是他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形成的重要思想资源。     

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下)——以《达化斋日记》为中心

研究杨昌济的思想与日本的关系,弄清《达化斋日记》中所涉及的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从他对日本学者和日文著作的关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西方相关思想的冲突、共鸣与融合等相关情况和线索,可以看出杨昌济是力图将传统的儒学思想改造成为具有现代形态的以人格主义为基础的民主改良主义思想。在这种意义上也可以将他视为中国现代新儒学的先驱。     

对实践美学和后实践美学的评价及其论争--从对立、排斥走向对话、汇通之三

作为代表了中国当代美学重要成就之一的实践美学与新崛起的后实践美学,都受到了美学界的关注。应该注意的是,两派之外的许多学者也都非常关注这次论争,并对两派的观点及其论争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和建议。中立的立场容易使他们跳出局外,更客观、更超然地看待论争双方的得失。其中他们提供的思路———结合说、合理借鉴美学思想资源等———都很有针对性和价值。而克服其对立、缺陷,共同发展也是双方都必须面临的问题。论者认为,实践美学是中国当代美学对世界美学的贡献,尽管有时代和自身的局限,但仍有发展的余地;后实践美学确实指出了实践美学的弱点,在克服这些弱点上有一定的成绩,但自身存在的问题也需要认真正视。二者都应该面对复杂的审美现实,确立问题意识,吸收对方与其他各方面的长处,正视自己的弱点,把问题意识与学科发展结合起来,才可能提高自己、发展自己。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爱情叙事的意识形态分析

十七年红色经典小说的爱情叙事通过革命的想象性话语完成了新的主流意识形态对个体情感叙事的规训与重构,其在完成新的意识形态塑造之后,也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政治寓言。重新解读十七年小说的爱情叙事,我们会发现无产阶级政治思想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绝对理论对十七年文学影响的历史深度。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前后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

井冈山斗争时期和中央苏区时期,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和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党和红军的优良作风已经初步形成。然而,由于受左倾教条主义的影响,党和红军的作风建设一度遭到严重破坏,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开启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重大问题和党的作风建设的新征程。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创新群众工作方法和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不仅赢得了沿途各族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而且使党和军队的民主政治生活得到恢复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