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推动下的“大湘西”呼之欲出

<正>"大湘西"从学者的研究进入大众的视野,得益于近年来一系列政策出台。虽然它们都是着眼于湖南西这一大片"山同脉、水同源、人同族、民同俗"土地的发展,但多     

建国后大湘西行政区期调整得失简析

大湘西的行政区划实际上是处于一种持续性的调整之中。从民国初期,辰沅道一道管辖湘西19个县,到民国末期湘西分属于三个行政督察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湘西一个行政区管理永顺、沅陵、会同三个专区23个县,到1997年形成了一州两市的格局。这种调整从行政区划地域来说,是一种由大变小的趋势;从行政建置来说,是由少到多的设置。随着行政建置的变化,经济重心和政治中心也相应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对当地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打造“湘西剿匪”文化品牌 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党的十六大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我们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这是十六大的灵魂，也是我们学习和贯彻十六大精神所必须牢牢抓住的中心环节。面对新世纪、新任务，我们抢抓机遇整合资源，以庆祝“湘西剿匪”胜利50周年为契机，全力打造“湘西剿匪”特色文化品牌，通过筹建“湘西剿匪胜利公园”和成功举办“湘西剿匪胜利50周年”纪念活动，实践了“三个代表”的要求。整合资源，弘扬了独具特色的先进文化湘西剿匪是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我国一个重大历史事件，也是我国解放战争中的一块重要里程碑。辰溪作为当年湘西匪患的重灾区，是…     

大湘西的“小水浒传”——品读符云亮长篇历史小说《大湘西英雄传》

书本实用价值就在于,它恰恰如同一场精神盛宴,不仅给人提供视觉享受,也给人提供精神食粮。在这样一张盛盛宴餐桌上,     

魅力大湘西“抱团”发展值得期待——写在《推进大湘西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合作宣言》发布之际

正这是一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这里的三千秀峰,曾出现在吴冠中先生的画中。吴冠中以张家界的山为原型所绘的《自家斧劈——张家界》,被法国立塞奇博物馆收藏。甚至,他还在《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文中这样写道:为了探求绘画之美,我辛辛苦苦踏过不少名山,觉得雁荡、武夷、青城、石林……都比不上这无名的张家界美。这里的民族风情,曾出现在沈从文先生的书里。沈从文用他的如椽巨笔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山清水秀,人性纯朴,风俗醇厚,有承载过屈原和王     

大湘西的“小水浒传”——品读符云亮长篇历史小说《大湘西英雄传》

<正>书本实用价值就在于,它恰恰如同一场精神盛宴,不仅给人提供视觉享受,也给人提供精神食粮。在这样一张盛宴餐桌上,《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四大名著,自是分量十足当之无愧地摆放在餐桌的正中央,而其他各家言论则各盛小     

民族社会失范与良序建设——一个基于“湘西事变”的分析

民族社会的和谐与发展需要其有力有效的规范保证。发生于1940年代末的湘西事变,是民族地区复杂的政治、经济、心理、民族以及历史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它引发了湘西民族社会的整体失范,对湘西民族经济与文化发展、民族关系的和谐造成重大影响。研究事变的意义,在于从中获得对规范民族社会有所助益的思想资源,对当下民族社会的良序建设而言,它提示着制度整合和道德整合同步并进的重要性。     

“两少一宽”：独特的民族刑事政策

“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是党和国家一贯的民族政策、法律政策的历史总结,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两少一宽”民族刑事政策出台26年以来,在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秩序、预防犯罪、保障人权、维护公平正义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大”变“小”的少数民族家庭

人类的家庭史与婚娴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湘西土家族婚姻制度在历史上曾经历了原始杂居婚、族外群婚、对偶婚、单偶婚等形式,其家庭也经历了原始群大家庭、母系氏族制家庭、父系大家庭、个体小家庭等形式。从湘西土家族遗存的现代婚俗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湘西土家族特有的家庭衍变的历史形态,并思考如何顺应历史趋势建设幸福家庭。     

从“化外”到“化内”——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台湾“原住民”政策述评

中国对台湾的行政管理至少始于明朝初期。清朝康熙年间 ,中国已在台湾“原住民”居住地区设置行政管理机构 ,开始涉及对台湾“原住民”事务的管理。从“夷”到“番”再到“山胞”的称谓变化 ,反映了中国中央政府或台湾当局使台湾“原住民”从“化外异族”变为“化内之民”的过程。而日本帝国主义在对台湾实行殖民统治期间 ,则把台湾“原住民”称作“蕃” ,后又改称为“高砂族”。“原住民”族称变化中隐含的政策变化 ,对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台湾的“原住民”运动、政治生态和“台独”势力 ,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以“山地平地化”为主轴的台湾“原住民”政策和试图使台湾“原住民”迅速走向汉化的政策意图 ,为 80年代以后兴起的“原住民运动”埋下了伏笔。     

武陵山文化沉积带的掘宝者——李康学《大湘西系列作品集》解读

中国武陵地区是人类起源地之一。早在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神奇的武陵山脉就聚居着“石门人”和“桑植人”等远古人类。先秦时期,武陵地区为濮人、巴人、楚人和越人等部族融合之地。此后干百年,历朝历代土家、苗家、侗家和“民家”祖先都在此留下了底蕴深厚的文化宝藏,形成了长达千里的“武陵山文化沉积带”。     

清代“改土归流”前后的民间纠纷与社会秩序——基于湘西苗疆失范与规范的考量

改土归流前,明代和清初对湘西苗疆民间纠纷的解决机制仍然以民间力量与“苗例”为主;改土归流后到乾嘉苗变,“苗例”成为“官法”处理苗疆民间纠纷的重要补充;乾嘉苗变后至清末,苗疆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仍以民间调解为主,乡约、寨长、族长等民间力量和“神判”方式有效解决了苗疆民间纠纷,“苗官制”则在民间纠纷解决上增加了官方力量,强化了对苗疆社会的控制。三阶段的考察表明,在苗疆社会“失范”与“规范”的反复过程中,清政府灵活运用“官法”和“苗例”解决苗疆民间纠纷,逐渐完成了对湘西苗疆社会秩序的控制,最终将湘西苗疆纳入到国家政治治理体系中。     

跨文化交往视野下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

甘肃民族地区的"中国梦"是"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甘肃民族地区的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明显,推进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进程,离不开加强民族地区民族之间、社会成员之间的跨文化交往。团结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前提,发展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关键,法律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保障,文化是甘肃民族地区"中国梦"的实现载体。     

“宗主权”的提出与加剧:1898至1921年英国侵藏政策的演变

1898至1921年是英国以“宗主权”为中心的侵藏政策的提出、实施和基本确立的时期.为与俄国争夺中亚细亚,寇松提出中国对西藏只有宗主权,并寻找时机发动侵藏战争,逼签《拉萨条约》,“变西藏为实际上的保护领”.随后,英国声称西藏是“一个外国君主统治的国家”,并与俄国舍谋以中国只有宗主权来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继之,英国加快侵藏步伐,企图强迫中国同意西藏“自治”,并要求俄国同意其在西藏“行动自由”.1921年,英国政府采纳贝尔的建议,一方面反对中国政府恢复设置驻藏大臣和派驻军队,一方面企图制造“大西藏”以分裂中国,以这两大内容为核心、以宗主权为幌子的侵藏政策基本确定.     

扶贫开发前沿阵地的“突击队”——吉首军分区组织发动民兵预备役人员开发湘西纪实

绵延起伏的武陵山脉,不仅造就了湘西奇特秀丽的山水风光,而且孕育了山里人与命运抗争的不屈性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为了战胜贫困与落后,州府所在地吉首军分区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同全州各族人民一起,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消灭贫困的“世纪之战”。“扶贫引水”、“扶贫建房”,一个又一个战役轰轰烈烈,硕果累累。1998年底,“扶贫司令”彭楚政调离湘西,一晃四年过去了。四年多来,吉首军分区广大官兵和民兵预备役人员继续高举扶贫开发大旗,与时俱进,开拓进取,把湘西州的扶贫开发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稳定脱贫奔小康”的远景图画已冲破层…     

“三变”改革推动民族地区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

“三变”改革作为新时期农村变革自我与实现自我的实践逻辑,其以“资源”为中心、以“资金”为纽带、以“农民”为核心的“三变”改革实践秩序,对中国农村主体的认知结构与认知方式带来了深刻启示。本研究阐释了六盘水“三变”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秩序的互动意义,从农村的资本秩序审视现实社会发展秩序,从“三变”改革的实在逻辑探讨理论逻辑,从而厘清“三变”改革与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互嵌意义场域。再者,围绕物质的意义空间与价值空间进行解读,基于物质存在与社会存在两者之间的惯性逻辑,以及社会主体的社会实践、物质追求、安全保障、交往交流需要等进行逻辑分析。最后,立足于新时代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发展秩序,着眼于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党性宗旨贯穿于社会实践全过程的思想。从国家整体战略目标的角度思考社会具体实践的价值,实现宏观与微观、理论与实践等的科学的统一,从而为“三变”改革与乡村振兴这一时代主题相耦合提供路径思考参照。     

湘西苗族春日节庆：神话中的死亡与习俗的“化生”

<正>即使在人的认识水平非常低下的情况下,人们也知道大自然之于人的生存之重要:大自然是孕育万物的生命之源,大自然作为丰饶与富足的象征,是有生命力的,大自然也会"死",冬天的万木萧条就是大自然"死",大自然也会"生",春天的万木初长就是大自然"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人们特别重视大自然的"生",因为这种"生"关系着人类之"生"。那么,如何促进大自然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