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权主义"的理论价值与儒学现代性

"王权主义"是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的整体概括,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理论价值.鉴于这一观点对于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深刻批判性,本文认为应该从合理性与现代性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传统政治思想的合理性主要体现在某些政治哲学认识和政策性论断方面.不过,思想的合理性并不等于现代性.从政治价值的视角来看,传统政治思想的主体价值结构与现代化理念是相悖的,先秦儒学与汉代儒学在价值准则上也是一脉相承的,因而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思想并不具有现代性.     

欧美生态主义与儒学“生态学”

欧美生态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西方社会过去几十年来发生的"亲生态"转变,但它所蕴涵的真正具有质变意义的"生态中心主义"哲学价值理念,迄今为止不仅依然只是一种极端化的"深绿色"认知,而且在促成西方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民主政治制度重构方面也存在着内在的局限。相比之下,儒学"生态学"可以通过对经典文本的"重释、重估和重构",提供一种人与自然历史统一关系的、参照性的"思维平台",只是它必须明确自身作为"对话者"而非"启蒙者"的时代身份。     

新比较主义与当代西方儒学的趋向

文章重点探究和阐析当前西方儒学中新比较主义（New Comparativism）的趋向,揭示其如何构成西方儒学的一场重要思潮运动。“新比较主义”不断从新对话、新语境、新历史、新文本的角度关注全球和地区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试图通过不同文化差异的“并置（Juxtapositions）”和比较来理性客观地建构意义及其有效范式,并审思各种社会文化现象,即不断地从新的角度在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框架下进行比较。在考察这一趋势时,关注和讨论一些有争议甚至令人困惑的焦点论题。新比较主义思潮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开辟了当代西方儒学发展的新阶段,可以将孔子思想更广泛、更深入地延伸到西方知识界的其他人文领域,甚至普通民众之中。     

论儒学与汉代父子关系

<正> 汉代崇尚儒术,儒学思想深入人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深受儒学思想的影响。儒学重视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使人际关系和谐化。儒学对汉代人际关系特别是家庭中父子关系影响如何?迄今为止,尚未引起学者们的重视和研究。(一) 在汉代,家庭既是庞大国家、社会的基本细胞,又是社会、人际各种纵横关系的核心网络。国家与社会的安定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家庭关系的谐调,而治理家庭又是以伦理道德教     

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

马克思主义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儒学是中国两千多年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个跨世纪的战略问题。 马克思主义一传入中国,即与儒学处于对立状态,这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没有根本改变。在20世纪行将结束,即将跨入21世纪之时,应当对二者在历史上的关系进行反思。     

论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思想

文章分析了孙中山大亚洲主义思想产生的外因、内因及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从五个方面总结和论述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揭示了大亚洲主义思想的局限性及其发展演变的历程,文章指出,孙中山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在苏俄和中共的帮助下,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把联合亚洲国家抵御欧美列强侵略的大亚洲主义思想发展为联合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反对压迫者的战争理论,具有重要的外交意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转化儒学论

<正> 儒学发达成熟于中国宗法等级社会和自然经济时代,从历史性来说,它是属于中世纪的学问.因此当中国迈出帝制社会向现代社会转交的时候,儒学就以一种消极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让会进步思潮的批判对象.但是,儒学除了时代性外,还有民族性与人类性,而这一面在激烈的变革时期常常被批判思潮所忽略.近七十年来,儒学受到大规模的批判有三次,三次的情况各不相同,这其中有许多经验     

儒学合理群体主义及其现代思想价值

儒学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主张独立人格形象,弘扬个性与意志独立;肯定个人利益,倡导义利统一;提倡和谐公正,体现平等无私.儒学合理群体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参照系.     

论协同主义视野下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

基于协同主义的理念,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应当负担事案解明义务,即为了查清案件事实,促进诉讼进程,当事人应当陈述相关事实、提交相关证据。当事人的事案解明义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原则性规定,而是在特定条件下才应当承担的义务,法官对于违反事案解明义务的行为应当酌情给予制裁。我国民事诉讼引入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可能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障碍,但由于协同主义理念在我国民事诉讼中有生存的土壤,故旨在实现当事人之间实质平等的当事人事案解明义务也就有了探讨的必要。     

论儒学传统与人权建设

从内在的文化观念层面分析,儒学传统在现代人权建设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儒学传统中注重人的尊严的思想,可以成为现代人权意识的哲学基础;其有关人的权利的思想主张,能为现代人权建设提供文化根基;汲取儒学传统资源,有助于建构起一种新型的人权观念,对欧美式的人权意识救偏补弊,从而完善和丰富、发展人权意识,对人类未来的人权事业作出贡献。     

儒学合理群体主义及其现代思想价值

儒学道德精神的基本价值观可概括为“合理群体主义”。它主张独立人格形象,弘扬个性与意志独立;肯定个人利益,倡导义利统一;提倡和谐公正,体现平等无私。儒学合理群体主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源头活水．是建设和谐世界的重要文化参照系。     

儒学传统与时代精神——兼论儒学与新文化运动的和解

新文化运动否定了儒学作为现代社会时代精神的合理性,带来儒家命运的巨大转折。为重新复兴儒学,当代大陆新儒学往往多从政治角度思考儒学发展,而作为古典中国之时代精神的儒学,在自身发展中形成了多重维度的传统,不能简单的只从政治角度予以发挥,应予多元考量并从广义上理解儒学。新文化运动对儒学之批判,虽有其偏颇过激之处,但同时其自身也形成了一种新的传统。面对当代中国的现实问题,我们既要全面认识"广义儒学",也要接受新文化运动的民主科学等现代性精神。在古今两种传统汇合的基础上,一方面用现代性精神推进儒学传统的改造与赓续,一方面积极的发挥儒学传统的多维价值。     

情感观念比较:生活儒学与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

情感观念在黄玉顺构建的生活儒学和斯洛特构建的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均占有重要的地位,但由于二者探讨情感观念的视域不同,因此生活儒学中的仁爱观念、恻隐观念和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中的关怀观念、移情观念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分歧。这些分歧进一步影响了两位学者对情感与认知、情感与社会正义之间关系的不同认识。撇开具体的分歧,一方面,生活儒学的本源情感观念可以为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奠基;另一方面,情感主义德性伦理学对情感观念的精致探讨也可以为生活儒学的伦理学建构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     

论“生活儒学”与“生活的儒学”

最近韩国成均馆大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主题"生活儒教"实际上就是"生活儒学"。"生活儒学"是由中国学者提出的:大陆以黄玉顺的"生活儒学"为代表,台湾以龚鹏程的"生活的儒学"为代表。"生活的儒学"主张将既有的儒学运用到当代生活中去,但会带来严重的问题:既有的传统儒学由形上学和形下学两个层级构成,其形下学的帝国伦理政治哲学是原教旨主义的,而其形上学的心性论人性论则是先验论的,都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因此,"生活儒学"主张超越传统帝国儒学的"形上→形下"架构,揭示更为本源的"生活存在"观念,在这种"大本大源"上重建儒家的形上学、形下学,从而有效地解决现代社会问题。     

论进化与进步主义

达尔文虽然也反对以结构的复杂性或异质性的提高来界定从不完善到较完善的定律式的进步,却也承认进化性进步;按其逻辑,新近的类型一定比古老的更为高级,然而这类进步竟然是由偶然性的变异和盲目的自然选择所操纵却令人无法相信和接受;尽管进化并不必然等同于进步,但进化观念却大大地加强了人们对进步主义的无限信仰,二者相互支撑,共同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占据了支配地位,并由此而引起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只有占据主导地位的这种人类主导价值观念的转变,才有可能扭转现在世界系统发展的非理性趋势,重建人同自然环境的和谐关系.     

论儒学的现代性

目前学界、包括儒学界充斥着对儒学的种种误读,其中之一就是将儒学与现代性对立起来,以至用所谓“儒家传统”来抗拒现代文明价值。其实,儒学本然地蕴涵着现代性。儒学的现代性不仅源于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而且基于儒学自身的基本原理,即“仁→义→礼”的理论建构。这个原理要求根据正义原则（义）,包括超越差等之爱而追求一体之仁的正当性原则、顺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生活方式的适宜性原则,来“损益”即变革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因此,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儒学原理要求儒学自身现代化。儒学的现代化进程,就是儒学的现代性的展开过程。儒学的现代化已经不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而是一种历史事实;但同时,这个历史进程尚未结束,而且往往误入迷途而陷入原教旨主义,这是值得高度警惕的。     

论“新儒学理性”与“新儒学情结”

本文认为,产生于本世纪２０年代的新儒学不仅是一种学术理性,而且还代表和体现着某种文化情结,因而至今仍然成为中国学术发展的潜流和支流。对于传统的“同情”、“敬意”的“理解”,“返本开新”的解决古今文化冲突的思路,“内圣开出新外王”的回应西方文化挑战的对策,构成“新儒学理性”的基本内容。“新儒学理性”内在的理论误区和困境决定了它不能完成民族文化精神现代建构的历史使命。中西冲突中的民族本位,古今冲突中的传统本位,民族危机中的文化本位,文化危机中的道德本位,构成“新儒学情结”的基本特色。这种情结在当代中国依然以潜在的形式发挥着作用。新儒学的思考和努力是严肃的,因而必有其一定的生命力;它所提出的思路包含着合理的内核,这些内核在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流和交锋中也应当被继承和接受。新儒学的理论体系是精致的,但由于它所固有的内在缺陷,特别是由于它与现实的社会运动相脱离,因而只能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论高丽、李朝诗人对黄庭坚诗学的接受与变通

高丽、李朝汉诗对黄庭坚的接受是通过书籍的刊行、翻译而实现的,12世纪末,黄庭坚已经在高丽、李朝汉诗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接受是主动和自觉的变通,接受重心集中在诗学观点上,目的在于指导本国诗人的创作实践;认同并高度评价黄庭坚在中国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在从唐风到宋调转变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并肯定其对高丽、李朝诗学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