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学与经学的传承比较

经学与诸子学看起来是战国秦汉时期学术思想史上不太相关的两种思想资源,故昔人曾说汉代是子学时代转入了经学时代;其实经学与子学之间有很多联系,诸子各家皆有经,很多诸子学派也研究诗书礼乐,应当平等地看待经与子,经学传承中的很多内容都是子学发展的产物,尤其表现在重视学派的传承等方面。只是到了汉代,朝廷立五经博士之后,经子两者之间才逐渐有了一定的差别。儒家对诗书礼乐特别重视,看起来朝廷立五经博士是儒家取得了胜利,但是,诸子对于道的追求却被放弃了。     

略论古籍整理中训诂学知识的运用

自中央号召抓紧进行古籍整理工作以来,一大批古籍相继点校、注释、今译出版。学术界有关古籍整理的研究文章也日益增多。这一切都有力地促进了我国丰富的文化遗产的继承和传播,也同时推动着传统训诂学的发展。训诂学虽是传统小学三门之一,但它的任务、作用实在是综合运用文字,音韵、词义、语法学知识,正确地解释古代语言,而古籍整理,概言之,即包括古籍的校勘,标点,注释与翻译,要做好这几步工作,都必须始终地贯穿着训诂实践。胡适之云。“至于治古书之法,无论治经治子,要皆当以校勘训诂之法为初步,校勘已审,然后本子可读,本子可读,然后训诂可明,训诂可明,然后义理可定。”本文试图从古籍校勘,标点、注释等几个方面,分别举例说明训诂学的重要性,就正于前辈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

董仲舒与汉代易学张涛董仲舒是汉代著名思想家、经学大师,精于《春秋》之学,是公羊学派的代表人物。据现有资料,董仲舒似不曾专门研究《周易》和易学。但是,董仲舒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确实又是与取资、借鉴易学研究成果分不开的,而在汉代易学发展史上,董学的影子也...     

古籍整理中训诂的应用

最近,中央号召抓紧古籍的整理,这是一件具有巨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工作。整理古籍,就是对古籍进行校勘、标点、注释、翻译、辑逸和辨伪,以便古为今用,这些工作,都与训诂学的运用有密切关系。     

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产物——《说文解字》及其作者略评

两汉是经学发展的兴盛期.在经学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又出现了今古文经学之争,两派的对立与斗争,反过来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人们为了解经说经,就要研究语言文字.因而,经学的发展,又促进了语言文字之学——小学的发展.汉代建立以后,废除“挟书之律”,搜求古籍,又进一步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促进了经学的发展.于是,设立博士,整理经籍.汉代经籍有两个来源,一是依靠记忆而口     

汉代《诗经》学研究述评

汉代《诗经》学是历代《诗经》研究中的重要一环,汉代《诗经》学研究取得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两类。宏现研究是对汉代《诗经》学进行整体鸟瞰,晚清民国以来,有不少经学史著作相继问世,这些著作对汉代经学发展的概况进行探研,凸显了汉代诗学的时代特征,但不够深入系统。微观研究可分学派研究、学人研究和其他个案研究三类:学派研究是对齐、鲁、韩、毛四家诗学的研究;学人研究是针对汉代学者如司马迁、刘向、许慎、郑玄等及其相关著作述《诗》学说的研究;个案研究主要是对汉代石经、碑刻、简牍等的研究。微观研究成果丰硕,但亦未臻于至善。优秀的《诗经》学研究著作应融汇文字、文学、文献三方面考论于一体,兼顾经学史、思想史、文化史诸多方面,综合研究是《诗经》学发展的主流态势。     

古籍整理的“伪注释”

近年来,古籍整理出版一派繁荣,同时也面临着优秀作者、优秀编辑、优秀出版社不足的问题,"伪注释"之风随之出现。所谓"伪注释",作伪者未必是整体照搬照抄他人整理同类古籍的成果,而大多是抄掇众书甚至只是抄录辞书而生成洋洋大观的"注释",并将其标榜为自己多年埋首书斋的原创。这种缺少学术价值的注释方法,既无助于加深人们对古代典籍的理解,又使正常的古籍整理学术环境受到干扰。当代古籍整理者应担负起文化传承的使命,深入吸收利用前人注释成果,系统总结当代古籍注释成绩,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原创性的注释工作中,在注释的内容或形式上不断创新,推出更多既能够满足当代读者需求又符合学术规范的优秀古籍整理作品。     

试论道家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

由于受传统的儒家正统观念的影响,人们历来都认为汉代是“经学时代”,认为儒家思想是汉代学术思想的中心,认为儒家由“子学”发展为“经学”并最后堕落为“神学”是汉代学术思想发展史的主线,而对于在整个汉代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众多的其他学术派别的丰富多彩的学术思想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试图摆脱这种以经学概括汉代学术思想的传统观念的束缚,而对于儒家之外的学术派别尤其是道家学派在汉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作一系统的阐述。     

论楚简书法的历史贡献

经"书同文"、"焚书坑儒"之后,楚简书法名亡实存,以其成熟的书写性、丰富的笔法、自觉的审美追求、发后继书体之先声的前瞻性和创新精神,暗中向汉代书法递交了关键一棒。其后经汉代四百多年的发展,篆、隶、楷、草、行五种书体全部创立完毕,从此,中国书法以风格史为主线,不断从辉煌走向新的辉煌。     

西汉时期刘向父子的古籍编校与整理

西汉时期刘向、刘歆父子的古籍编校与整理,对汉代以前学术思想传播、古籍流传和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使后人得见周代及先秦诸子学说之大全;在点校整理基础上所形成的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目录学著作《七略》和古籍提要文集《别录》,开创了历史文献整理方法的先河,尤其是新创立的图书六分法,对以后四分法的出现起到启迪和助生作用。     

韩寒论

韩寒是20世纪80一代最早登台的文学新人和公众人物,迅速窜红成为这个时代呼风唤雨的文化英雄之一。解剖"文学韩寒"与"公民韩寒",全面而完整地分析韩寒的文学文本和社会活动,可见韩寒与时代风潮呼应,既为80后90后为主体的青年亚文化作了先锋和预演,也越来越显现出其文学和人生的自觉,特别是韩三篇的出现,标志韩寒的又一次破茧而出。而深度植根于消费主宰的大众文化,韩寒的独立性也越来越显得含混斑杂。这也凸显了大众文化的革命性与庸俗性、独立性与犬儒性共生互荣的时代症结,时代的进程也因之暧昧不明。     

韩寒神话的史诗母题

天才韩寒的成名史,就其结构来说是一部当代英雄史诗。在史诗传统中,无论史诗情节如何丰富多元,其结构和母题都是相对固定的。英雄形象主要从英雄成长、英雄人格、英雄业绩三个方面加以塑造。英雄成长一般遵循"特异诞生—孤独童年—迅速成长的少年时代"的生长轨迹。英雄人格中最大的优点是超凡的勇气和能量,最大的缺点是伟大的愤怒及其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英雄业绩则固定地体现在征服魔界、征服他族、征服美女三个方面。在韩寒神话中,这个天才少年曾先后挑战三个越来越强大的"魔界":应试教育、当代文坛、社会政治。韩寒的伟大愤怒与他征服"魔界"的成功业绩紧紧结合在一起,其人格的种种矛盾,以及性别魅力,都是很难以凡人逻辑来揣度的。维护韩寒神像,就是维护一股以韩寒为核心的年轻力量,维护部分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幻象。     

汉颂: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表现——兼谈汉颂与汉赋的关系

在汉代的史籍中 ,赋、颂或是在名称上相互指代、互换使用 ,或是二字连用、同指一体 ,这种混淆的状况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从目前存留汉颂作品的文本可以看出 ,汉颂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显受到了《诗经》中的“颂”的影响而重新回复于四言体的作品 ;第二类是变颂式而近于文的作品 ;第三类是在写法上以铺陈展开颂美 ,具有明显赋法特征的作品。总体而言 ,汉颂在写作手法上继承了《诗经》中的“颂”的庄重典雅 ,汲取了当代汉赋的铺排渲染 ,在作品内容上则反映出汉代大一统封建专制社会中以颂扬为宗的精神导向 ,所以汉颂实际上是汉代颂扬主题的另一种再现。     

论汉画像的文化渊源及其时空观

汉代画像,体现了汉代人朴素的时空观.他们的思想自由出入于凡间与神界,穿行于神话丛林和历史丛林之间,蕴涵着丰富的日常生活信息,还有丰富复杂的神话和历史信息.其中,阴阳五行学说的盛行、楚文化的影响、道家思想的广泛传播等诸多因素导致汉画像时空观的形成.     

对兴的误解与遗忘:汉儒的诗学理论与汉诗

历来论比兴有两种观点,一为比兴合论,另外一种则是把比兴分开。兴不同于比。由于兴的存在,使意象获得了独立性,也就获得了无可比拟的丰富性。而汉儒的诗学理论由于其政教中心的性质,把兴等同于比,取消了兴的独立存在,从而形成了汉诗的独特面貌。     

汉代画像与汉代人的等级观念

从人类设官分职开始,即产生上下等级观念.西周时期,正式建立起严密的等级制度.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实行中央集权制,建立起皇帝—三公九卿—郡县,金字塔形的等级制度,使尊卑等级观念更为加强.汉代独尊儒术,纲常伦理通过教化的方式强制推行,等级观念渗透到社会各基层之中.这种等级观念,在汉代画像中得以充分体现.汉代画像,分为现实世界和神仙世界两大主题.无论是现实世界中的周公辅成王图、拜谒图、车马出行图,还是神仙世界中的西王母、东王公、天帝、神仙出行图,无不渗透着严格的等级意识,这是汉代人等级观念的直观表达方式.     

汉赋与汉代校猎之制

汉代校猎赋展现了汉代校猎之制,而由于两汉礼制思想与政治状况的不同,汉赋中所见校猎之制的描写有所不同。如西汉侧重于优游娱乐、奢侈淫逸,东汉初期重视其儒家礼乐教化功用,至东汉中晚期,则回归其军事功能本身,内容与风格各有不同。而从总体来说,汉赋所展现的汉代军礼,具有雄豪、恣肆的特点。     

两汉前期世风之比较

西汉前期和东汉前期的世风表现出很多相似之处,也存在一些差异。对二者进行比较,有助于加深对汉朝社会的认识。从分析两汉的社会背景入手,分四个方面对比了两汉前期的社会风尚,即出身观念、奢侈、守礼、区域性特征,由此得出两汉世风差异的原因在于统治社会的思想不尽相同以及作用差异的结论。     

韩愈的"柳赞"与柳宗元的"韩辩"说

韩愈和柳宗元共处中唐,因命运的差异,少有机会共处,二人彼此的赏识,更多是声气相应的文章推许。韩愈在柳宗元死后,对柳宗元多有赞誉,侧重于柳的才性和文章之法。柳宗元生前为韩愈作过多次辩解,一则因韩愈为人师辩,且不像韩愈不避师名而为师,而是避师名而为人师;二则因韩愈以文为戏辩,认同文以为戏,以求为文的创新,彰扬了新的审美趣味和创作取向,支撑了文以明道之外的新文学观。     

汉王朝的兴衰与汉赋的发展及转变

赋在汉代的兴盛同帝王的喜好及大汉帝国的空前强盛有关。赋的铺排特征适宜于表现巨丽的场景和宏大的气势。汉赋有文赋、骚赋、诗体赋和俗赋,但以文赋为主体,在汉代为散体的形式。文赋中的骋辞大赋主要以京苑、游猎为题材;俗赋流传于民间,有一定的情节;骚赋多抒发个人情感;诗体赋以咏物为主。由于社会的变化及作家经历的差异,不同时期的赋总有一种成为主要体式,内容也由初期阶段的歌功颂德到注重作家的个人感受,最后到直接揭露与批判社会现实。但即使在汉王朝最鼎盛的时期,也有反映社会矛盾之作。整个汉代二百二十多年中。赋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发展、开拓和变化,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对后代的辞赋、诗歌和散文,以至小说、戏曲,都有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