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古代“中和”思维在国家管理中的运用

中国古代“中和”思维的精义是“执两”、“用中”、“行权”，三者相互为用，即把握矛盾着的两个极端（“两”），肯定事物与概念相对安定的质（“中”），以达到“和”的目的。为此，必须实行“权”，即所谓“反经合道”。儒家强调“执中”，形成了系统的“经”的理论；兵家强调“行权”，形成了系统的“权”的理论。二者的结合，就是老子的“以正治国，以专用兵”论。中国古代的“中和”思维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在古代国家管理中发挥了理论指导的作用。国家管理，说到底，就是对国家生活中一些重大关系的认识和处理。中国古代的国家统治者用“中和”思维处理中央统权与分权的关系，国家变革与稳定的关系，管理中用严与用宽的关系，对军队御与不御的关系，对边远地区怀柔与威服的关系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对我们今天进行国家管理仍有启示作用。     

中西方管理文化差异及其哲学根源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加强,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日益显现,与此同时中国式管理也是近来提得较多的内容,而中国式管理的核心显然离不开影响中国几千年文明的儒家理论,儒家心性论研究的“三分法”对于中国人的管理思维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种基于“三分法”的哲学思维恰恰是中国式管理区别于西方管理的哲学根源所在。     

以管理思维能力为导向的管理教育探析

本文认为管理思维是管理人才的首要能力,管理教育应贯彻管理思维能力导向。培养学生现代管理思维,要以人文素质为基础,以积极的职业态度为前提,在教学中应用“双主”教育思想,运用模拟教学方法,并在管理技能训练过程中注重管理思维的提升。     

传统管理思想与中国式管理构建

在中国经济崛起、中国企业发展与世界管理文明转变的交织影响下,中国传统管理智慧得以重新焕发活力,也迎来了基于传统管理思想构建中国式管理的重要契机。当前构建中国式管理不仅是应对西方管理模式局限性的现实选择,更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管理实践、复兴传统管理思想以实现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源远流长、言简义丰的传统管理思想中可总结概括出“以人为本”“义利结合”“天人合一”“中庸之道”“礼法兼济”“执经达权”“以和为贵”七个方面的精髓要义,对其进行学术化提炼和现代化诠释,可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式管理提供价值支撑与历史借鉴。     

多质态社会管理中的共同性与差异性

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社会管理.多质态的社会决定着多质态的社会管理.中因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多质态的社会,社会主义与非社会主义特别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必然呈现出共同性和差异性,必然要求超越“左”右、非此即彼的极化思维,按照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进行亦此亦彼的全面社会管理.防止和克服社会管理中的“洋教条”和“土教条”以及社会纵向管理和横向管理及其领域管理中的雷同现象.人是异化于社会管理的.从党政一体化的直接管理社会到间接管理社会,由党政合力培育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从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间接管理社会到直接管理社会,将是社会管理社会化的必然趋势.     

论中国特色管理之道——兼论管理境界

中国特色管理之道,是中国几千年管理思想实践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下的管理之道;是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石,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技术,总结中国共产党执政治国先进理念而建立的符合科学发展观的管理之道.内涵有两个层次、五种境界.管理境界的划分是从政治觉悟、社会责任、经济效益、文化建设、环境文明等综合因素,以“二五之精”为依据划分为生存型、效益型、事业型、为他型、无为型五种境界.前四种均属“有为”层次,后一种属于“无为”境界.“有为”与“无为”是辩证统一的一组哲学范畴.     

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重与西方联系的“现代”,而忽略与传统文化精神联系的“中国”,甚至导致了“中国”的迷失.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不是西方现代文学,就在于它的根在“中国”,在于汉语思维与西语思维的根本差异.鉴于此,从汉语思维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就显得极其重要.而从此角度梳理汉语以及汉语思维的独特性,厘清民族记忆的汉语表现、西方意识的汉语阐释,则理应成为一个急不容缓的重大命题.     

中国哲学的“和”思维特质与和谐发展理念

“和”思维是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思维特质,其中蕴藏着中国哲学思维广大精微的深层奥秘。体现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能够契合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全球化时代主题,构成了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中国哲学理念,为创建中国自己的社会和谐发展理论提供中国哲学的思维支撑。一、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的“和”思维特质在中国文化与哲学精神中,“和”的内涵比其现代的意义更为宽广、深刻。在《辞源》里,“和”就有“谐”、“调”、“顺”、“合”等多重释义,可见“和”在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思维中是一个十分重要但又常为人所忽视…     

儒家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化作为中国的传统化,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其中包括管理领域,在其管理思想中。儒家以“治人”为自己的管理对象,以“为政以德、礼为用”作为管理手段,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其管理目标。纵观儒家管理思想,其中所蕴涵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权变”管理观念在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现代价值。     

究天人之际,通时代之道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社会和自然生态问题,即新的“天入关系”和“古今之变”,已不能完全涵括在“普遍与特殊”的思维框架中,它应当同“整体与局部”、“多元与统一”的思维框架融合起来,形成“自生与共生”即“差异互动”、“和而不同”这一新的理论框架.因而,当代中国思想学术所应当确立的“主体性”,必须既是中国优秀思想文化传统的发扬光大,又具有鲜明的时代内涵和广阔的世界视野.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

中国传统道德哲学被公认为是“重义轻利”的道义论。然而,当我们考察中国传统道德的概念以及为德的目的、价值、动力、调控手段和约束机制时,我们会发现,在道义论的大旗下,中国传统道德哲学仍然隐含着功利主义思想。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一方面使道义论的道德要求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践履和发挥作用,另一方面使现实生活中的功利追求、感性欲望被控制在道义、理性的轨道上。但是,道义论遮蔽下的功利主义道德传统带有某种“欺生性”、“他律性”、“非纯洁性”的特点,成为“聪明人的远虑,”失去了道德固有的理性自觉、情感自愿的特质。     

寻找文化身份与“当代中国哲学”

"当代中国哲学"作为有意义的话题,不是纯粹的学理性创作,而是要在历史的叙述中确定其问题域。"当代中国哲学"一方面离不开中国近代以来寻找文化身份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又只能在中、西哲学不同的演化逻辑中找到自己的哲学叙述方式和哲学语言。"当代中国哲学"只能在历史中确定其叙述的始端和视阈,在历史的接受中为自己的存在意义寻找理由。当代中国需要属于自己的、与自己的文化身份相适应的哲学形态,更需要属于自己的哲学家。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及其言说努力

近代中国哲学的"发声"困难,导源于以西方的逻辑范畴来衡量中国的传统思想,并形成了用西方话语讲述中国故事的流行做法,由此所得之"中国哲学",名虽在而"神"已失。在今天的世界话语体系中,中国哲学得以"发声",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中国古代的话语须具有可传达性、可公度性。吴光明"身体思维"的确立以及故事式表达的推出,使中国哲学原话语的可传达性、可理解性成为可能,对于形成中国哲学自身独特的现代话语系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王国维对"中国哲学"的建构

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初创"中国哲学"的系统、厘定"中国哲学"的性质、开掘"中国哲学"的价值、谋划"中国哲学"的规范。王国维建构"中国哲学"的工作及所表现出的诸多主张和观点,不仅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而且对于理解、解决当今学术界争论不休的"中国有无哲学"、"中国哲学研究与西方哲学的关系"、"如何促进中国哲学发达"等问题,都富有启示意义。     

《论语》里的“哲学王”及其现代意义思考

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哲学王"具备了勇敢、大度、聪敏、强记等品质,与《论语》中提到的古代圣人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对于《论语》来说,所谓的"哲学王"有两个:一个是孔子;另一个是孔子所说的"君子",或称"士"、"大人"或"成人"。当所谓的"哲学王"作为一个社会人生活在这个人心浮躁、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会有怎样的遭遇?对此,本文提出,应在充分理解传统文化内核精华的前提下,对其加以灵活变通和扬弃,切不可固守陈规,应把经典放在现代语境中加以解读,每个人根据自身情况将其内化成为属于每个人自己的处世哲学。     

《延安颂》系列经典影视的理论演绎与传播

五四运动从西方引进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革命具体实践,两者的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延安颂》经典系列影视生动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代表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根本价值取向。经典影视阐析了军民鱼水情,歌曲《歌唱延安》唱出了人民群众的心声。《延安颂》等影视彰显马克思主义群众路线,毛泽东思想获得活力与动力。中共七大胜利召开,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的最终确立。     

人心管理:社会管理的重中之重

所谓社会管理,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管理,其中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对人的行为的管理;二是对人心的管理.行为管理主要依靠制度强制,人心管理主要依靠道德教化.综观中国历史,历代王朝的社会管理基本上都是以人心管理为主,以行为管理为辅,亦即“德主刑辅”.统治者们期望通过道德礼俗的教化作用,提高人们的内在修养,从而凝聚人心,规范行为.这种特殊的社会管理方式也造就了中国社会独特的社会秩序,即“礼俗社会”或“伦理社会”.可是,人心似乎并非完全受制于社会道德,同时还要受制于人的需求.人的需求可以说是一切社会管理的基础,它引导着人们是最终“向善”还是“向恶”.所以,人们的需求满足与否,将直接关系到人心能否凝聚,行为是否规范.因此,强化人心管理,除了需要进行道德教化之外,还必须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社会公平公正.     

《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哲学性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过程中,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就其哲学的性质,中外哲学界存在着许多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直接影响着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的理解。我们认为,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表现出的哲学立场,一方面表明他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根本转变,另一方面也表明,恩格斯此时的哲学世界观还停留在"费尔巴哈派"的阶段。     

哲学是人幸福生活的仆人

寻求哲学合理的存在方式,是今天困扰人们的重大课题之一。在此问题上,最为根本的是如何理解哲学与生活的真实关系,即回答哲学究竟应成为人的幸福生活的"主人"还是"仆人"。在哲学史上,以传统形而上学为代表的哲学形态长期以来把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宰"作为哲学的使命,其结果导致了人的思想和生活的抽象化。这是哲学陷入深层困境、人的思想和生活陷入深重灾难的重要根源。抛弃和摆脱成为人"幸福生活的主人"的欲望,甘心成为"幸福生活的仆人",这是哲学的重大觉醒,也是兑现它为人类服务诺言的基本前提。     

中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困境中的“锁定效应”分析

锁定效应(Lock-in effective)通常被用来描述制度变迁中某些制度长期维持低效率均衡的路径依赖。境外民间组织拥有强大的资源能力,他们通过长期"体制外运行",与相关部门达成了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策略和制度安排,某些甚至形成了社会领域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组织从非正式制度中获得的优势阻碍了现存制度的变革,使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制度变迁交易成本越来越大,最终被持久锁定在满足境外非政府组织利益诉求的低效均衡水平下。而要解除锁定效应,规范管理,需要政府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方面进行强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