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英国离婚法变迁及其发展趋势探析

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社会的婚姻制度和家庭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全球掀起离婚浪潮,在欧洲以英国最为典型。20世纪英国离婚法实现了从有限离婚主义到离婚自由主义的转变。然而日益增长的离婚率,离婚后时代单亲家庭队伍的不断壮大,已经成为严重困扰英国社会健康发展的社会问题。面对离婚自由主义带来的汹涌的离婚风潮,英国立法机关也在不断调整和完善离婚法为重建婚姻和家庭做出新的努力。站在婚姻家庭法的视角,对一个世纪以来的英国离婚法变革进行梳理,从中深层剖析离婚法改革对婚姻制度带来的冲击及其发展趋势,以期为我国婚姻和离婚现状的研究提供有益借鉴。     

20世纪英国离婚动因的内在考察——基于社会性舆论的转型分析

在当代的欧洲,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以传统保守著称的英国迎来了离婚时代,英国的离婚率在西欧国家中是最高的,成为了当代英国最为突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纵观20世纪英国婚姻和家庭的社会变迁,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末爆发＂离婚革命＂风潮,其内在动因主要在于一个世纪以来英国社会性舆论和性价值观的转向导致传统婚姻价值观改变,性观念和性价值观的变化,直接导致人们婚姻、家庭和生育观的变化,从而使得传统婚姻和家庭遭遇空前的严峻挑战,理解性舆论的变迁有助于我们深层次解读英国离婚现象。     

对离婚调节的非道德化倾向的反思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离婚率一直呈上升态势,对离婚的调节也出现了日趋明显的非道德化倾向.我国社会的婚姻现实、离婚的道德成因、婚姻关系的伦理本质、离婚的双重影响及道德调节的特殊作用,都决定了当代社会的离婚行为不能没有道德调节.只有将道德调节与法律调节、心理调节有机结合成"金三角",才能共同构筑家庭和社会的稳定和谐.     

对法定离婚标准的分析研究

婚姻作为人类社会现象，是社会经济发展、人类文明进步、家庭伦理道德的缩影。离婚作为解除婚姻关系的一种方式，最直观地体现出人们对于爱情、家庭、婚姻、子女、财产等诸多问题的综合考量。法律对于离婚标准的认定，是收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影响和制约的。作者努力立足离婚现实状况趋势，剖析其背后所隐藏的本质问题，试图从法定离婚标准存在的问题着手，尝试提出完善法定离婚标准的探索性建议。     

论离婚自由

我国婚姻立法保障离婚自由,出于离婚自由可能影响社会稳定并带来诸多社会问题的担忧,有人主张应限制离婚自由。笔者认为,婚姻立法应充分保障离婚自由,并采取必要措施加以修正。     

离婚对家庭经济的影响——基于云南省7县家庭调查数据

基于云南省7个县部分贫困家庭的调查数据,分别采用OLS模型和PSM模型分析离婚对家庭经济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婚姻解体的确会进一步恶化家庭经济状况。离婚与家庭经济收入变量间存在双向因果效应,OLS模型低估了"离婚"对家庭经济的负向影响。研究结果启示我们,在今后的脱贫攻坚工作中,应坚持以家庭发展为根本,促进家庭增收的同时,减少和控制引发离婚的外部风险因素,让贫困家庭在扶贫治理中收获经济增长和家庭幸福双重获得感。     

离婚时的人力资本分割——从妇女权益保护角度出发

出于增进家庭福祉和婚姻收益的考虑,很多夫妻选择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多数丈夫在婚姻期间积累了较多的人力资本。而现行婚姻法所规定的共同财产制、家务劳动补偿制度、离婚经济帮助制度以及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无法解决离婚时丈夫独占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的问题,无法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降低了广大妇女对婚姻的投资水平,不利于婚姻家庭的稳定。人力资本产权具有明显的可分性,在离婚时可以利用重置成本法对婚姻期间新增人力资本进行价值评估并将其作为共同财产进行分割。     

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FPS2010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0),分析中国初婚解体风险变化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随时间推移,初婚解体风险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其对城市的影响超过了农村,对女性的影响超过了男性;初婚年龄与初婚解体风险呈现轻微的U型关系,主要是由早婚或晚婚的婚姻异质性所引起;婚姻异质性对初婚解体风险的作用受择偶梯度的影响,"男高女低"婚姻模式的初婚离婚风险远远小于"女高男低"模式;在家庭因素的影响中,生育孩子有利于降低初婚离婚风险,而与父母同住及婚前同居则显著增加了初婚离婚风险。     

婚姻——一种身份性契约——兼论"第三者责任"

婚姻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保护婚姻关系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然而,在生活中,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的事件屡见不鲜,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排除了第三者承担离婚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因而在多数情况下第三者破坏他人婚姻不用承担责任。这条规定不但不利于保护婚姻关系的稳定,而且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情杀、仇杀、离婚率的上升、单亲家庭增多等。对于破坏他人婚姻的第三者责任,在立法上应予以明确规定,以更好地保护婚姻关系、稳固家庭。     

离异家庭子女常见的心理障碍及其矫正对策

离异家庭子女是父母婚姻破裂，从而导致家庭解体后出现的一种与在正常家庭环境中生活的完整家庭子女不一样的特殊的社会现象。我国一向是为当代世界所公认的婚姻关系最稳定的国家，但近几年以来．同样也受到离婚浪潮的冲击，离婚率迅猛上升，而由离婚所带来的种种问题，尤其是残缺家庭子女的教育与成长问题，日益显得突出，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具有社会性的问题，这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一、离异家庭子女常见的心理障碍心理学认为，人格异常的形成与恶劣环境有关，残缺家庭往往是其子女性格畸型发展的温床，单亲家庭的特殊家庭环境其家庭…     

转型社会的离婚法理

我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变革期，行进在全面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新中国成立以来，离婚的制度实践伴随着婚姻家庭立法的多次修改不断完善，在传统和现代的碰撞中生成的离婚法理也由于《民法典》的出台而沉淀下来。在现代化转型的大背景下，离婚法理表现在文明、制度和人的三重维度中，离婚自由和离婚权利是社会进步的文明表征，离婚是规范婚姻家庭关系、确认爱情消亡的法律制度，离婚是合法解除婚姻契约、正当调整社会关系的善治程序。     

社会变迁中的家庭和谐问题思考

针对中国家庭面临的诸如未婚同居、婚外性行为、＂第三者＂、高离婚率、＂同性恋＂等新情况新问题,从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指出只有回到对人类社会婚姻制度本质的再认识上,才能对建设和谐家庭形成合理的判断：在家庭之中,每个成员仍要履行婚姻家庭义务,遵守婚姻家庭的社会规则。     

婚内救济制度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婚姻状况不容乐观,离婚率持续上升,损害了婚姻利益、未成年子女利益和社会利益。婚内救济制度,以婚姻关系公司论为理论基础,借鉴公司法中的穷尽内部救济规则,一方面设置离婚障碍制度,限制草率离婚;另一方面,为婚姻关系出现问题的婚姻当事人赋予可选择的救济措施,避免断然且无奈地采取离婚手段来解决婚姻问题。婚内救济制度,符合民法的私法自治理念,符合禁止权利滥用原则,可以有效降低离婚率,维护婚姻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的稳定。     

德国法定离婚理由研究

德国民法的离婚理由修正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修正后的离婚法以婚姻破裂为唯一的离婚理由,以分居时间为基准构建离婚理由体系。其法定离婚理由制度包括婚姻破裂的基本要件、最短分居期限、破裂推定、分居概念、苛刻条款等制度。改革至今几十年来法定离婚理由的实施效果有助于我们从中窥探现代离婚法的发展趋势。     

家庭经济与婚姻模式的互嵌与融合——对江西安义农村“闪婚”现象的分析

通过考察江西安义县农村"闪婚"现象,发现"闪婚"是家庭经济模式制约下的一种选择,而传统习俗、家庭权力规约也构成了"闪婚"的推动力量,并非一定是现代价值理念的渗透和传统文化的衰弱所促成。特定的家庭经济模式隐含着对"闪婚"的一种功能性需求,有着微妙的"互嵌"关系,而"闪婚"之后夫妻双方一体的经营方式又进一步型塑、强化了家庭关系和家庭责任,因而"闪婚"未必导致"闪离"。所以,从传统到现代的"闪婚"模式,并非是一种线性的单向度变迁,而是相互嵌入、相互融合的过程。     

对“感情破裂”的离婚条件的反思

离婚标准是国内外婚姻法的重要内容,我国1950、1980和2001年婚姻法都将“夫妻感情确已破裂”作为诉讼离婚标准。但感情破裂原则并非是科学的、客观的离婚标准,该规定忽视了婚姻的伦理性,也超越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状况。因此,应用更科学合理的“婚姻关系不能维持”作为离婚标准,以保障公民婚姻自由,因为相比较而言,它具有更好的包容性和司法上的可操作性,也更符合现阶段真实的婚姻家庭状况。     

《潜伏者》中汤姆－汤姆的伦理选择

澳大利亚当代作家玛丽安·梅·坎贝尔的作品通常致力于挖掘现代社会的种种复杂问题。她的第三部小说《潜伏者》聚焦于女主人公汤姆－汤姆的家庭生活,以倒叙和插叙的写作手法回顾了其四十四年的短暂人生。汤姆－汤姆生长于非核心家庭的伦理环境,缺少父母关爱,在祖母自由式的教育下始终无法正确认识自己的伦理身份,在组建婚姻和家庭时总是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她以离婚终止了第一段婚姻,以沉默逃避着第二段婚姻,最后在寻求族裔身份时勇担伦理责任,终于完成了自我伦理身份的建构。通过汤姆－汤姆的人生轨迹不难发现,良好的伦理环境对于个人认清伦理身份、承担伦理责任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为当代婚姻和家庭提供了诸多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