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感应的灾异谴告说与谏议——以顺治朝为例

董仲舒在论证君权神授,以确保帝王权力至高无上的同时,为避免皇权的过分膨胀阻碍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还提出了限制王权的灾异谴告说。天人感应理论把上天发生灾异现象与人君有过失行为联系起来,通过灾异示警,迫使统治者省察自身、广开言路;而臣子也会借此对皇帝的某些不当行为,以及当时亟待解决却一直悬而未决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谏言。通过顺治朝灾异发生时君臣的举动,就可以看出帝王因灾异下诏求言和臣工因灾异进言已成为谏议制度的内容之一。     

人文中国

董仲舒，西汉伦理思想家、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他向汉武帝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武帝采纳其对策，由是开以儒学为正统学术之先声。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     

李退溪的治国安邦策略论

李退溪奉行“明哲保身,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实际从政时间很少,且系统论及治世的专门著述不多,正如星湖学派的安鼎福所言:“李子平日论治文字绝少”(《李子粹语·凡例》)。尽管其一生的注意力和侧重点在“修身”,而不在“治国”,但从退溪的著述及言行中,仍可窥见其政治倾向和治世主张。退溪门人金诚一(鹤峰)说:退溪“一以明圣学行王道为本”(《实记》)。阐扬光大朱子学,推行王道政治,倡导“内圣外王”之道,这是退溪治世主张的根本所在。本文拟以此为中心,仅就退溪社会政治学说中的明道论、中道论及民本论三方面,试作论列探讨。     

李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

号称“朝鲜之朱子”的李退溪,是十六世纪上半叶士林隐逸之风的主要代表。他一生安贫乐道恬淡寡欲,深自韬晦不妄交游,退隐山林不乐仕宦。四十三岁以后,竟然七进而七退,其洁身自好难进易退之操守,在当世被誉为“贤者之山林气象”,“士林之廉节高风”。退溪处世的这些特点,与他所处的时代状况、家世以及身世的遭遇,是密切相关的。对此,笔者在《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载《浙江学刊》一九八六年第一、二期合刊号)一文中,已多有述及,勿庸赘言。然而,拙见以为,仅此而止,尚不足以窥见退溪处世之道全豹。还须对其处世的理论基础,作更深层次的开掘。为此,本文擬对退溪“以退为义”的处世哲学,着重加以探讨,以补前篇之不足。退溪决意退仕之后,多年来,通过上国王疏札、复友人书信以及答弟子问难等各种渠     

汉唐灾异认识论初探

汉唐时期对灾异的认识有一个发展的历程。两汉时期,人们认为水、旱、震、日月食等属于灾异范畴,基本上是用阴阳五行说、天人感应论等来解释灾异的产生,表达其对灾异的认识。唐代,仍然注重与农业相关的灾异,与汉代相比,基本忽视了地震、日食、火灾等灾异。在两汉灾异认识论的基础上,唐代仍然认为灾异为天谴,但是也有人淡化了董仲舒"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的思想,认为"灾变"非"灾异",灾变有常,是客观存在或者是人为造成的,这就是唐代出现的灾变自然成因说和社会成因说。相较两汉而言,唐代对于灾异的认识更加深入、更加客观。     

李退溪与《朱子书节要》

《朱子书节要》(以下简称《节要》)是朝鲜李朝朱子学大师李退溪(公元1501—1570年)倾注半生精力编纂而成的一部朱熹理学选集。该书刚一问世,朝鲜学者就把它与朱熹选编的《近思录》等量齐观,同视为“四书之阶梯”。这一具有代表性的看法,表明了《节要》所具有的学术价值和在朝鲜理学史上的地位。本文的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对李退溪编纂《节要》的宗旨、原则及其所反映的朱子学内容的探讨,阐述李退溪对朱子学的理解以及在朝鲜     

李退溪的理气观

去年,在汉城举办的第十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上,我曾写过一篇题为《李退溪的太极说》的文章。太极说只是李退溪的天道观的一个侧面。我认为,有必要对他的天道观作全面的考察。于是,我又在反复阅读李退溪的著作的基础上,写出了这篇文章。不妥之处,请方家不吝赐教。“理”这一范畴是李退溪用以建构自已哲学体系的基石和出发点。无论是他的天遭观还是人道观,都是由“理”推衍出来的。所以全面地剖析“理”的性质和特征,对于把握李退溪的哲学思想的实质,是有重要意义的。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思想逻辑与时代命运

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理路和心态与其通过"颂汉"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密切相关。王充以"天道自然论"来反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天人感应论"。他否定"天"的意志性,切断天道与人事之间的关联,进而否定自然灾异与帝王行为之间的"感应"关系,从而证实"天意谴告"的虚妄。王充批判"天人感应论"的矛头所指是主流知识界(儒者),而不是专制王权;其现实动机是通过对王权的维护与支持,以实现他位列台阁的人生理想。但是,在"天人感应"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大背景下,他的人生理想不可能实现。     

中国法律文化中的特殊现象——“引经决狱”

“引经决狱”是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等人提出的一种断狱方式。这种断狱方式要求司法官吏在审理案件过程中,以儒学经义作为分析案情、认定犯罪的根据,并按经义的精神解释和适用法律。所谓“经义”,即儒家经典阐述的关于人和社会的具体思想、观点。汉代“引经决狱”者常引用的儒家经典主要有《诗》、《书》、《易》、《礼》、《春秋》五经,尤以《公羊春秋》为主,故又称“引经决狱”为“春秋决狱”。“引经决狱”产生之后,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立法、司法均有重要影响,本文拟对这一人类法律文化史上罕见的现象做如下分析。     

读何休《公羊传解诂》札记一则

汉代儒学的阴阳灾异说,是董仲舒之后才开始流行起来的。东汉时期,这一现象更是变本加厉,严重阻碍了儒学自身的更新发展。拿何体《公羊传解诂》中所体现的思想与《公羊传》本身精神相比较,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汉代思想发展的轨迹,而且对我们把握两汉社会政治的特征也不无稗益。徐彦《春秋公羊传疏》引戴宏《序》云:“子夏传公羊高,高传于其子平,平传于其子地,地传于其子敢,敢传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于其弟子齐人胡子都著于竹帛。”这里说明了,一、《公羊传》思想渊源来自七十子后学。二、开始时一直在同一家庭中口头相授。三、汉景帝时始著于竹帛,形成文字。因此,《公羊传》中所体现的灾异思想是西汉景帝时特定的灾异思想,而何休《解诂》中的灾异思想反映的则是东汉后期人们的思想     

“王充批判董仲舒”辨

一些学术著作和文章,在谈到汉代的思想时,往往认为王充是批判董仲舒的。例如有的同志说:王充“对董仲舒天人感应论进行了集中的、猛烈的、深刻的批判。”“王充把董仲舒的反动思想以及谶讳迷信,都看作是虚妄之言,加以无情的挞伐。”王充“驳斥了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谬说”,但是,从《论衡》一书中,我们却看不出王充对董仲舒有过什么批判,更看不到对董仲舒进行过无情的挞伐。     

李退溪认识范畴系统论

李滉(1501—1570),号退溪,是十六世纪朝鲜理学大师,毕生穷研性理,集朱子学之大成,将朝鲜理学推向了发展的高峰。他的著作和思想对当时和后世都有很大影响,在东方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近年来,东、西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学术界对退溪学的研究有长足进展。1985年8月27日至29日,在日本筑波大学召开了第八届退溪学国际学术会议,到会的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二百多位学者。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三十多位学者应邀出席,并分别向会议提出了论文,反映出海峡两岸中国学者近年来对宋明理学和退溪学研究的新成果,受到与会各国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本刊这期特辟“退溪学研究”专栏,选登六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和演讲,以飨读者。     

“天命论”是《水浒》宣扬的投降主义的基石

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天命论”,是现在的和历史上的剥削阶级用来迷惑.人民群众,巩固其反动统治的理论武器。从孔老二宣扬“畏天命”,汉儒董仲舒鼓吹“天人感应”,到叛徒林彪高喊“受于天”,古往今来,反动派莫不如是。 《水浒》的哲学思想基础,是“天命论”。宋江稿修正主义、投降主义,都是靠鼓吹“天命论”来实现的。一部《水浒》,从开头第一回,中经第四十二回,到结尾的第一百二十回,到处充斥了“天命”、“ 言”、“谴告”之类的说教。情节发展的关键所在,无不贯穿了“天命论”这条黑线。 第一回“张天师祈禳瘟疫,洪太尉误走妖魔”,开宗明…     

李退溪处世之道述评

一五七○年,被誉为“朝鲜之朱子”、“东方百世之师”的理学大师退溪李混走完了他七十年的人生旅程。李混既是位政治家,又是学问家。但他真正参政很少,且政绩寥寥。故终其一生,与其说李滉是治世有方的高官,不如说他是造诣精深的大儒。李滉一生中,在“从仕”与“治学”之间,一直多有矛盾。他不乐仕宦,却不得不多年任职为官;既同朝政有割不断的联系,又     

论《春秋繁露》是纬书的起源

《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巳矣。子曰:“吾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以上所引孔子的话,并未见于《论语》中。故司马贞的《索隐》说:     

司马迁论孔子与《春秋》

司马迁所撰《史记》与孔子颇有关系 ,其中孔子笔削《春秋》之事及《春秋》之书对于司马迁的史学思想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今试讨论其中的若干问题 ,以就教于学界同仁。1　　司马迁从积极入世的角度出发 ,定下了自己撰写《史记》的基本思路 ,这便与董仲舒对于《春秋》的推崇发生了密切关系。董仲舒是汉代公羊春秋学大师。他借阐发孔子写《春秋》的微言大义来宣传“大一统”思想 ,为汉代统一封建国家的巩固找出理论依据。他直言“春秋大一统者 ,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汉书·董仲舒传》) 司马迁对于董仲舒的这个思想十分推崇。他在阐述…     

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体系向以宏大有为著称,在其形成的过程中,董仲舒改造的新儒学为其提供了思想基础、理论框架以及建构范式,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也因此处处彰显着公羊学的大一统观念。概言之,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与董仲舒新儒学的结合以汉代政治哲学从"无为"向"有为"的嬗变为时代背景,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亦存在一定的偶然因素。董仲舒的新儒学理论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汉武帝在理论层面的政治诉求,但在具体实现的路径选择上则与之发生了剧烈的理念冲突。最终,汉武帝的边疆思想以公羊学的大一统理想为理论外衣,其践行方式则选择了与董氏新儒学观念迥异的另一条道路。     

李退溪对朱熹性情观的继承和发展

从主流看,李退溪继承了朱熹的人性由"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构成说,也继承了朱熹的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的性情体用说,以及心统性情说;与此同时,他又把朱熹的理气"不即不离"发挥为"互为发用",把朱熹的性情"未发已发"说发挥为"互发"。从而使退溪之学带有了自身的特点。     

张汤:廉吏酷吏的人生起伏

<正>张汤,西汉杜陵人。张汤因为办理陈皇后、淮南王、衡山王等三王谋反案,得到武帝赏识,先后晋升为太中大夫、廷尉、御史大夫,与赵禹编定《越宫律》、《朝律》等法律著作。用法主张严峻平一,常以皇帝意旨为治狱准绳。助武帝推行盐铁专卖、告缗算缗等政策,打击富商,剪除豪强。颇受武帝宠信,多行丞相之事,权势之大在丞相之上。张汤的父亲做过长安县丞令,分管刑狱。张汤从小受其影响,在这方面表现出很高的天赋。     

汉代儒学衰微原因略论

自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汉代的儒学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一方面“章句之学”大兴,涌现出许多校注、训诂、解经的经学大师;另一方面“义理之学”迅速发展,注重探讨圣贤的“微言大义”,推阐发扬,试图探求“大道”,应用于现实,产生了一批活跃于政坛、名噪一时的儒学家。 但是,在汉代儒学兴盛的同时,即孕育着危机,所以,到东汉时,儒学迅速衰微,“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传》)以至魏晋南北朝时,道教、佛教蔓延,主宰了政治和文化领域,对儒学几乎有取而代之之势。儒学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