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影响:施蛰存与施尼茨勒

施蛰存不仅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一个翻译家,他的创作与翻译几乎是同时进行的,创作与翻译也是互为影响的.在对外国现代派文学的翻译中又受到此派文学的影响,进而创作与中国传统小说完全不同的现代派小说.但他的创作并非全盘西化,而是有选择地借鉴,借鉴的目的不是模仿、照搬,而是创新.     

小说家施蛰存对戏剧的关注和贡献

小说家施蛰存是戏剧的"门外汉",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剧本,但他的外国独幕剧翻译和<外国独幕剧选>的编译出版,对中国现代戏剧是有贡献的,对新时期的现代派戏剧是有着启发和示范作用的,他的现代思想也促进了中国现代戏剧朝着"现代"的方向发展.     

施蛰存与左翼文学运动

作为《现代》主编的施蛰存，不是“第三种人”。他不但与左翼文学运动保持密切联系，与左翼文学运动的领袖有着很好的友谊，而且从根本上赞成左翼文学运动，甚至受到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是其参加者和实践者，他的许多作品深深地打上了左翼文学运动的印记。     

悖离·整合·归依──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

本文考察了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过程,认为施蛰存以现实主义小说创作为开端,经历了现代主义探索期、现代王义与现实主义的整合期,最终又表现出向传统归依的倾向。文章对其各个阶段的创作实践予以评价,认为施蛰存小说创作方法的衍变典型地体现了中国新文学作家积极探索的精神,其成败得失都将为我们今天的小说创作、为中国新文学的现代化和民族化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浅析施蛰存历史小说的讽刺色彩

施蛰存的历史小说呈现出浓厚的讽刺色彩,作者对历史内容及对象的独特的选取、观照角度,使其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历史小说,体现出现代意识,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小说中独异的文本。     

精神分析学说与施蛰存的小说创作

由于与精神分析学有着奇妙的内在心灵契合,施蛰存对该学说情有独钟并大胆地用它来独辟文学创作“新的路径”。施氏对精神分析的接纳主要表现在:用潜意识理论探索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用人格层次说进行二重人格的塑造、用爱欲与文明说阐释了人与文明的悲剧性对立。施氏的这一探索赋予了他的小说鲜明的现代性品格,具有开风气的重要文学史意义。     

论施蛰存都市小说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都市题材小说,一方面着眼于弗洛伊德主义性爱与文明相悖的基本命题,揭示性爱与现代文明的冲突所导致的精神病态、变态或精神分裂;一方面着眼于现代都市人精神上的孤独、寂寞、忧郁以及在强大生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无意中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走在了同一轨道上、并表现了与其相应的现代意识。     

施蛰存的三篇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空间

与新感觉派的其他作家不同,施蛰存并不重视现代都市五光十色、流光溢彩的外部物质空间的描绘,他更多地深入到现代都市各种人群特别是每个阶层的小人物的内心中去进行精神空间的发掘.在《雾》、《梅雨之夕》、《薄暮的舞女》三篇小说中,施蛰存巧妙地利用火车、名片、电话等各种现代道具,一方面表现现代物质文明如何微妙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方式、交往方式、生活习惯,一方面表现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心理内涵在现代都市文化背景下产生了何种变化,并对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进行了诸多探索.     

施蛰存的人文意识与文化心理结构

施蛰存是一位具有浓厚的人文意识和现代文化价值观念的知识分子 ,他的人文意识和人文理想的形成 ,与他成长的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是密不可分的。最初奠定施蛰存文化心理结构的关键因素主要有 :一是他父亲“士”的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影响 ,二是他所受到的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 ,三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风情和文化韵味的感染和陶冶 ,它们各在不同的层面上加深了中国文化意蕴对施蛰存文化心理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文人传统 ,二是士的精神。文人传统所代表的是一种诗词文赋的人文风情 ,它养成了传统士子浪漫潇洒的心性 ;而士的精神作为一种文化理想和文化品格的体现 ,则更多地表现为对国家民族的道义及文化创造的责任感     

倾斜的文学场——施蛰存与1957年《文汇报》

进入1957年,新中国的文学力量和文学版图都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施蛰存在“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积极为上海《文汇报》撰文,发表个人对文化和政治的观点。反右运动开始后,《文汇报》集中批判施蛰存,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实际在不断解构施蛰存从现代文学史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这一现象具有代表性,可以作为理解当代文学发生史的一种方式。     

南宋诗评家时少章考论

时少章是生活于南宋宁宗、理宗时期的一位诗评家。他看重诗品与人品、创作和时代的关系 ;从拯救民族危亡的高度出发 ,推崇盛唐诗风 ,抑制晚唐习气 ;注重师承 ,更强调独创 ;一方面激赏盛唐诗 ,但也不排斥中晚唐诗中那些清新流丽之作 ,表现了博大的胸襟和持论的公允。     

瞿佑与《归田诗话》及其诗歌创作——兼论《剪灯新话》诗歌与小说之关系

元末明初的杭州诗群为吴越诗坛重镇之一。瞿佑是诗群后期最杰出的诗人,所撰《归田诗话》领明诗话撰著之先,诗承"铁崖体"及杭州元诗风雅,组织工丽,擅长寄托,主于用事,不废俚俗,在明初诗坛独具一格。《剪灯新话》之诗大都是瞿佑托名之作,诗歌与叙事珠联璧合,或平实而真,或融工丽为一,别具风神意蕴。瞿佑之诗及《归田诗话》对明初越诗的繁荣、明清杭州风雅的开启都有一定的意义。     

略论苏轼词的清雄之风

苏词主调是介于豪放和婉约之间的清雄风格.既阔大雄壮、也不乏轻柔细巧,更多的是通脱豁达,微笑面对现实,以旷达作结.面对贬谪的人生际遇,面对名利世俗,面对相思别离,词人都能表现出潇洒与旷达.这与其坎坷的人生经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特点及其所处的时代有密切的关系.     

当代高等教育中的新理念

教育理念是人们对教育现象的理性认识、理性追求及所形成的教育思想观念。它决定学校的办学方向，是学校持续发展的核心和灵魂。目前，在众多新教育理念中，以创新教育理念、个性化教育理念和全人教育理念尤为引人注目。其贯彻和实施，必将加速传统教育理念的改造和创新型国家的建设。     

论晋人对毛诗的认识及其与西晋诗歌创作的关系

在风云激荡的汉魏之交,学术思想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即古文学取代了今文学。在这种学术背景下,毛诗开始成为诗经学的主流,但在魏晋时代,士人们很少将其看作一种经学科目,在大多场合下,它被士人们看成一种基础的、普及的文化教本。作为对毛诗经学意义上的阐释的反动,士人们消释了附着于其身的政治功利和道德教化的解说,常从毛诗的文本出发,发掘或发挥其表情达意的功能,并最终发掘出其独立的文学审美功能。在此基础上,他们树立起毛诗作为文学的经典性文本的地位,不但在衡文论诗时以之作为判断诗文高低的标准,而且,在创作中以毛诗为典范加以模仿,这最终使西晋的诗人在诗歌创作领域取得了"文章之中兴"的地位。     

元代诗歌与散曲创作精神殊途悖反探源

有元一代自始至终的文化冲突形成了元代文人极其复杂的心态,当传统文化面临危机时,他们做出的不同的抉择,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创作精神。元代文人对传统诗学继承的两种极端趋向,接受者不同的“期望阈”造成的诗、曲创作精神的悖反,创作主体情感意识和价值取向的差异形成的诗、曲迥异的审美倾向,使得元代诗歌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雍容典雅、尊经循道、情在理中、合法合度;而元代散曲则冲破了传统诗学的藩篱表现出惊世骇俗的浪子才情     

后期新月诗派现代主义诗歌的形式美追求

后期新月诗派现代主义诗歌在创作上,传承了“带着镣铐跳舞”的主张,其散文化倾向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前期新月诗歌的流弊。后期新月诗人又注重音乐性对诗形、文字等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形式美追求。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特征浅析

本文以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古诗词艺术歌曲为研究对象,试从题材、体裁两方面对其歌诗特征进行探讨。     

内视点与想象: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语言诗学

内视点与想象是现代主义诗歌的基本语言表述模式。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20世纪30、40年代的中国新诗引入内视点与想象,并将其融进现代汉语语境,创立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独特语言诗学理念,为中国新诗的创作与阅读提供了新鲜的思路。     

论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交谊

苏轼与陈公弼、陈季常父子的关系相当特殊。苏轼任职凤翔时与陈公弼有矛盾,后来却一反常例为陈公弼作传;传闻贬苏轼到黄州是当政者想假陈季常之手加害苏轼,陈季常却成为苏轼在黄州交往最为密切的朋友;素有游侠之名的陈季常,却家有“河东狮吼”。真真假假的事实和传闻后面,表现了陈公弼对苏轼的严格要求、“爱人以德”,陈季常的侠肝义胆以及苏轼不记前嫌的风范,为人们的交谊树立了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