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年鉴框架创新的思考与实践

党的十七大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部署。《地方志工作条例》把编纂地方综合年鉴作为政府地方志工作的任务之一。年鉴作为社会公益性文化产品,继改革开放第一个热潮后,又将迎来一个蓬勃发展的春天。但就综合年鉴自身而言,要有新发展、新突破,唯有创新才能取得。年鉴要创新,首先要创新框架。框架是年鉴内容和结构的总体设计,是年鉴的“骨架”。它不仅体现了年鉴的体例,而且框定了年鉴的内容,并明确了信息资料的归属和层次。     

提升文化软实力 推进和谐社会发展

文化软实力的思想观点一经提出,即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关注。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在十七大上明确提出“文化软实力”这一概念,表明我们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推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提升文化软实力应正确认识和处理好文化的创新与继承、中外文化,弘扬主旋律与贯彻“双百”方针、发展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文化传播覆盖率与文化监管、人的文化建设主体与文化消费享受客体等六大关系问题,才能进而促进和谐文化建设,推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论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

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是指基于一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公民一定的文化共识,由政府主导提供的面向全体社会成员以保障公民基本文化生存和发展权利,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源于公共文化产品的特殊性和新公共管理“有限政府服务”理论.作为基本权利的文化权利,是宪法和法律确认和规定的以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个人在社会文化等方面不可缺少的权利.公民基本文化权利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的核心理念.确定公共文化服务基本性的边界应坚持“保基本”、“广覆盖”、“解急需”和“量力行”的原则.在操作层面有两个标准: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有关基本文化权利的规定;二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政状况.     

国家与地方视野下的破姓开亲与婚俗改革——以清代清水江下游锦屏九寨苗白、彦洞讨论为中心

在清王朝开拓西南疆域,建立“新疆六厅”及发展清水江木材贸易的背景下,清初年间的“破姓开亲”成为王朝国家经由婚俗改革的文化形式与山地苗侗社会展开互动的另一重要事件.破姓开亲不但重构了苗侗村落传统的通婚模式、权力格局,而且丰富了王朝国家深入和管治“化外之地”的层次与方式.光绪年间的婚俗改革是雍正年间破姓开亲的继续,这次改革主要针对“舅公礼”“转娘头”“问话”等地方婚俗礼仪.通过这次改革,一方面,调整了既有以“舅权”为核心的权力阶序格局及隐藏在这一权力关系之下的总体关系;另一方面,使得地方社会与清王朝规制礼仪和权力结构的并接,进一步深化了王朝国家的统治.婚俗改革作为王朝国家与地方互动的交汇点和重要途径成为分析特定历史环境中苗侗社会文化变迁、权力关系变动、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点.     

文化产业规划: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

文化产业发展规划是一门科学.任何规划的本质都是重建人与对象的关系,规划是一个体系,是一个人与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体系.能否和在怎样的意义上再建人、社会和自然的合理关系就显得极其重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与其他产业发展规划最本质的区别是它的精神性和精神的关系性:重建人与社会和自然精神关系和精神秩序.“文化生态”的规划思维,是一种与GDP为导向的规划思维相反的文化产业可持续发展思维.建立与国土空间规划布局的合理关系是这种秩序关系的必然要求.“胡焕庸线”应当成为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国土空间布局必须遵守的原则.文化产业科学规划的关键,就是建立这样一种协调和统一的文化生态关系.     

民俗本质的重估与民俗学家的责任——一种立足于文化精华立场的表述

民俗是一种非日常的生活传统,它是提升日常生活境界的一种文化精华形态,在当代社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其地方文化建构中,这一特征表现明显。作为文化的建构者和研究者,民俗学者承担着社会风俗建设的使命,更承担着提升学科地位的职责。我们要把研究文化精华的立场写在旗帜上,主张社会规则的遵守,主张民俗信仰的追求,主张审美境界的提升,正确定义民俗的概念,明确民俗学者的使命。     

城市开发区域的功能提升及路径选择

城市开发区域越来越多地向“综合发展导向”功能拓展.区域功能转换需要解决地方竞争、产业升级、区域配套和区域发展重心转移等多重难题.区域功能提升的基本路径是实现功能区从物质循环到兼顾社会和自然多重循环的转变.围绕这种转变,应实现“区”到“城”的发展,调整功能区规划,创新特殊区域管理体制,提升区域文化、社会和生态功能.     

积极发挥党报人职责 努力建设文化强市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这足以说明，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正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而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体现为以格局定高下、以文化论输赢的发展趋势。以文化强市，当是提升城市品位和文化软实力、提高全民素质、全面构建和谐幸福社会、促进城乡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由之路。     

以产业化推进河南文化强省建设

“十一五”规划把文化产业作为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要举措,为河南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环境。以丰厚的文化资源为优势建设文化强省,对提升河南综合竞争力和影响力具有重要意义。要进一步明确指导思想和总体目标,构建文化产业发展的重点体系,推进文化产业体制改革,大力加强文化市场建设,扶持民营文化产业的发展壮大,以品牌战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     

文化安全的三个辩证关系

文化安全在本质上是国家身份与认同的安全,不仅涉及文化主权和文化实力,而且涵盖文化沟通与社会整合。国家在维护文化安全时,需要妥善处理好三个基本的辩证关系:身份的自治与联系、身份的统一与多元以及身份的稳定与变化。国家若要有效保障文化安全,既要强调身份的自治权,又要关注地方与国际社会的意愿,在理性运用权力、努力积累共识的基础上,建构积极的国家认同与文化安全共同体。国家在发展统一性之时,应为族群文化开辟生存空间,保障它们的文化权利与社会公正,缓解民族张力,促进社会融合。国家在维护身份的稳定性时,不仅要注重传统的延续,而且要不断进行自我更新,提升综合国力和文化竞争力,增进民族自信及其国家认同的感召力。     

进一步促进新疆和谐文化建设七议

文章对七大研究议题进行了简述和论证：即和谐文化是文化工作的主题,贯彻“四个尊重”是创新发展的关键,文化资源的科学规划和合理开发,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关注共性,新农村建设,提升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     

文化活动是物质生产形式——“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研究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一方面批判利维斯民粹主义的精英文化观,另一方面通过社会总体性批判,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社会历史批判和哲学批判中提炼出“文化”这一为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所隐而未言的实在,把它作为重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即强调“文化是物质生产形式”,突破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与上层建筑二元模式以及正统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局限,阐明了文化在社会生产和历史发展中的伟大作用.     

河北省发展繁荣文化产业的探索与思考——以永清中国服装文化博览园为例

国家根据发展战略的需要,在“十二五”规划中提出“京津冀一体化,打造首都经济圈”及“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新型文化业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河北省在京津冀一体化中,要着力推进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来实现文化经济大省迈进文化强省的规划目标。本文以永清中国服装文化博览园为例,对文化产业的选择与定位、区位与错位、规模与政策等方面,探索文化产业的发展与繁荣及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促进民营文化内容企业发展的对策思考

《国家“十二五”时期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要求.本文认为,中小文化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文化企业是文化内容创作与生产的主力军.基于文化产业发展对内容为王的必然要求,需要大力扶持民营文化内容生产企业.本文提出了政府应采取的具体政策措施和企业自我发展的基本对策.     

论传统行政文化与政府能力的提升

政府能力是政府自身素质的综合体现,对于一个社会和国家的经济、政治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我国传统行政文化中,既包含着如“官本位”等对政府能力提升起消极作用的观念,也包含着如“和为贵”等积极思想; 在提升政府能力过程中,要吸取精华,去其糟粕,发挥传统行政文化内生价值机制的作用,构建现代行政文化。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在社会建设

十六届五中全会把“开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新局面”作为“十一五”规划纲领。加强社会建设,表达出新一届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执政理念上的推进以及对社会发展规律的把握和在执政兴国总体布局上的完善与创新。一、从三大文明建设看解决“社会问题     

论我国文化发展方略的创新

“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作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方略,延续了改革开放以来文化政策调整的一贯原则,同时在发展理念和具体内容上又都有所创新：将主导意识形态建设置入文化发展的总体部署中,推动了文化发展理念的创新;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首次提出,并被提升到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要“尊重多样,包容差异”,增强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包容性。推动了文化创新;提出“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强调文化建设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文化视角下的民族团结教育实现问题

民族团结本质上是人类生存方式的一种文化映射.故民族团结教育的实现不仅需要教育制度的创新,更需要民汉文化间鸿沟的弥合.文化的视角有助于克服“区别对待”的学术研究方式及局限于制度、技术层面的实现途径.融凝于多元文化的中华民族文化自古就在多元与一体的显在与潜在交替中发展,因而基于从“多元”到“一体”的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构建全民族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与共处守则”为公共平台,并通过以国家核心价值与地方特性相融合的民族文化内容,用平等、尊重、对话为特征的教育方式来培育既体现本民族文化特点又能理解、尊重、欣赏异民族文化的文化主体,是其得以实现的适切途径.     

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与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基于文化社会学视角的分析

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相关文件精神,以人类文明新形态作为分析背景和话语空间,结合费孝通对文化主体性的阐述和当前文化社会学的实践转向,指出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内涵和文化传承发展的实践逻辑二者之间存在双面一体的密切关系。文化存在于社会实践之中,受个体、社会、国家等多层次主体和政治、经济、技术等异质性要素的交互形塑,具有历史性、社会性、思想性和实践性。文化传承发展可经验化为“文化传承发展为了什么”“传承发展什么文化”“如何传承发展文化”三个议题,这也是文化主体性的内涵及构建的题中之义。     

生态文明建设与民族关系和谐——兼论中华民族到了培元固本的时候

中共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列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五位一体”布局,表达出为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培元固本的主体自觉意识.中国地域辽阔,生态复杂,民族众多.生态文明作为“人和”问题,不仅要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相互为用,还要有各地、各民族及其文化的能动参与.基于中国国情,结合学科新知,将论述生态文明建设与中国的区域和民族文化多样性相结合,以中华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为导向,构建“和衷共济、和睦相处、和谐发展”的民族关系.中国学界、政界凝聚力量,实现生态文明与政治文明的联袂建设,达成民族团结与美丽中国携手同行的生态政治学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