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

《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文树新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文树新，民国名媛，出生于外交官世家，20世纪30年代就读于当时著名的孔德学校和圣心学校。她文笔出众，被称为孔德学校的才女，与周作人的女儿、刘半农的女儿是同学。文树新14岁与老师Y恋爱，三年后与Y避走上海并生下一女，不久之后去世，未满18岁。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传统”包裹着的“现代”——周作人的“启蒙”文艺批评

周作人的文艺批评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独特的存在，它是那么“传统”却又如此“现代”，因而分析周作人1927年以前的文艺批评及批评思想，尝试探求它既“传统”又“现代”的缘由就显得尤其必要。周作人的文艺批评可在较为外在的形式、韵味层面和较为内在的思想内容两个层面上考查。他的文艺批评在文体形式、语言韵味及审美情调上更多地汲取了传统的养分，而在批评的内容和思想上由于对“人”的发掘和关注而更多地体现了其现代特征。此时周作人的基本批评心理和态度是指向社会与人的“启蒙”，而且从启蒙的角度看周作人的观点至今都发人深省。     

周作人散文理论概观

在中国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是一位产生过深刻影响的作家、理论家。他的同时代人曾评说：“讲到现代中国的散文，周作人先生是第一个不能忘记的人物，我们首先不能不感谢他的提倡的功绩。”①“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①确实，作为一种现代文体的倡导者，一个文学流派的公认的领袖，周作人对现代散文的影响是全方位的。然而纵观肥年来的有关研究，我们可以发现，人们往往注重肯定周作人的散文创作成就而忽视了他的理论建树，这对于周作人研究、对于中国现代散文史的研究，都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试比较鲁迅与周作人作品中的乡土性

周氏兄弟的一些作品带有浓郁的乡土色彩：对绍兴风物、风俗的描写，对故土的怀恋，对家乡人民的关切。但表现不尽相同，而是各有特色。鲁迅的故乡景物描写是“点染性”的，而周作人则主要是“全染性”的，具有“深浓”的特点，且又冲淡自然；周作人虽对故乡有一定的怀恋与情感，但没有象鲁迅那样热烈，往往只记叙个人情趣，抒发自我性灵；鲁迅对家乡农民命运与前途的描写与探索，自然要比周作人深刻。在周作人的灵魂里，潜伏着“绅士”与“流氓”两种不同的“鬼”．     

周恩来与周佛海同期师学河上肇之差异

周恩来与周佛海均留学日本,学习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但由于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目的和态度差异很大,加上河上肇学说中混合着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因素,他们进行了不同的取舍,思想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周恩来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并为之奋斗终生,周佛海则从信仰共产主义、参与中国共产党建党到抛弃共产主义运动,两人的不同人生道路留给后人许多思考。     

近二十年来周恩来精神研究述评

本文对近二十年来学术界在周恩来精神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研究和述评。认为周恩来精神的研究已形成较为科学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对于提升周恩来研究的学术水平有重要意义。     

《周易》的君子观及其衍说

在剖析《周易》君子观四方面内涵的基础上 ,认为《周易》阐述君子观的角度是效法天德天道即法天 ,并主要以此为依据 ,探讨《周易》之《易传》作者与孔子关系的问题     

有关周人先祖世系代数问题的质疑

詹子庆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古代史》一书中提到夏桀时期的公刘为周人始祖后稷的四世孙,这种提法显然不符合从尧舜至夏朝末年五百多年的史实。詹氏失误之源头应追溯到汉代司马迁之记载。对于司马迁的这个失误,唐代就已经有学者指出过。通过对中国每一百年平均在位帝王的计算,我们大致推算出从后稷至公刘,周人先祖至少经历了十七八个王的统治。     

"周原考古与西周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周原考古与西周文化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肯定了岐山周公庙高等级陵墓群的发现在西周考古中的里程碑意义.这一考古发现促使学者们突破原有思维定势,完成从"小周原"到"大周原"的思想创新.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应对周原遗址继续关注,以期待更加可喜的发现和成果.同时,各省考古学者也对其它省近期有关周代及战国时期的考古发现作了报告.     

周公对西周制度的构建探析

周公是西周初期杰出的思想家和政治家。他通过制礼作乐,建立起一套以礼乐为核心的完整统治制度。周公构建的制度中影响重大的有宗法制、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法制等。     

《周易》教育思想初探

《周易》思想内容博大精深 ,《周易》关于教育重要性的认识 ,以及重视德育、因材施教和尊师重教的思想 ,对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东周都城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力作——读《东周王城研究》

东周王城是东周时期的国都,也是中国古代都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徐昭峰教授独著的《东周王城研究》,在详细梳理东周王城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对东周王城的地望、成周与王城的关系、东周王城的城郭、宫城及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仓窖、王陵分区、墓葬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对东周王城的系统认识,对进一步完善中国都城制度史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是填补洛阳两周考古系统研究专著空白之作。     

西周军赋问题研究

过去学术界谈到西周军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但其证据都是根据春秋以来晚出的《周礼》、《左传》甚至《汉书》来论证的，这些文献能否证明是西周的军赋是有问题的。本文据西周金文考察，西周时期的军队武器设备和军用服装都是有专门的官职及机构来管理的，而六师军用马匹和牧场也是有专门的地点，并且也是由专门的官职来管理的。这也和《周礼》所反映的有关官职情况是相互一致的。     

周恩来新闻传播思想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周恩来重视并亲身参与党的新闻工作.周恩来富有特色的新闻传播实践和思想,为我们新闻宣传事业留下了值得认真研究和继承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