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贫困的致因分析——基于贫困代际传递论与贫困陷阱论比较

目前,我国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的挟贫政策效应在一定程度上呈弱化之势,其关键原因就是没有根据不同的致贫因子采取合适的减贫政策。事实上,所有的致贫因子大体上都可以归类于贫困代际传递扣贫困陷阱两种致贫模式,深刻比较和分析二者的异同,厘清这两种模式的致贫机理,对于制定合理的反贫困战略以破解欠发达地区农村的长期贫困问题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理论意义。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述评

贫困代际传递理论是一个在西方具有较大影响的贫困理论流派.主要有要素短缺论、智力低下论、贫困文化论、环境成因论、素质贫困论、功能贫困论、社会排斥论、能力贫困论等观点.     

农民贫困代际传递的负面影响

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贫困家庭内部或在一定的社区与阶层范围内的代际之间长期延续,使后代重复前代的贫困境遇,构成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代代相续.时部分农民的这一贫困代际传递现象,我们长期缺乏认识与研究.贫困代际传递现象的存在所带来的影响,无论对社会、对家庭,还是对贫困者个人都是负面性的,值得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与深入思考.     

阻断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对策

贫困代际传递是造成长期贫困的根源之一。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实现稳定脱贫、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为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政府应进一步瞄准靶向,把贫困家庭子女作为扶贫的重点对象,精准施策,进行扶贫政策创新。教育扶贫政策的重点应从教育"硬件"设施投入转向教育质量提高;就业扶贫政策的重点应从提供就业岗位转向提高就业质量;健康扶贫政策的重点应从治疗疾病转向预防疾病转变。     

基于家庭策略的贫困代际传递治理

家庭是贫困治理的社会基础,有效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是贫困治理的重要方式。基于家庭策略的视野,通过对两个贫困家庭在减贫过程中不同减贫方式的分析与比较,探讨家庭策略如何被自主运用来解决贫困问题。研究发现,“反馈模式”的代际关系下,多子女所带来的路径可选择性与关系灵活性让家庭有更大空间采用有效的家庭策略,以“代内合力”和“代际合力”为一部分子女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充分的资源及“资源变现”的空间与条件,从而为实现“家庭减贫”创造机会。在巩固脱贫成果和实现乡村振兴进程中,家庭作用的有效发挥能充分激发家庭自我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脱贫致富。     

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研究

从动态视角考察贫困在代际间传递,对于消除长期贫困的政策制定具有参考价值。利用1988—2013年CHIP数据,分析了不同出生年代农村居民贫困代际传递变动趋势,结果显示:以绝对贫困为标准,贫困代际传递程度在60后、70后、80后人群间大为改善,但相对贫困代际传递有恶化趋势,且在区域分布上突出表现在西部地区。运用中间变量法和Altham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教育不平等和职业固化均随时代演进而增强,对贫困代际传递变迁具有较强解释力。     

共同富裕目标下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

利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对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联动效应及其路径选择,探索性地识别出两类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即政策文化制约模式和社会与资本阻碍模式。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的必要条件,但是人力资本在是否发生贫困代际传递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2)脆弱性内容、生计资本、结构与过程转变条件“多重并发”,形成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的多样化组态,即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路径具有“殊途同归”的特点。建议探索构建“政、社、民”多元联动扶贫机制,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阻断农村家庭贫困代际传递,引导农村家庭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我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分析

持久收入假说给我国农村地区贫困代际传递提供了理论解释。教育、思想习俗、健康状况等人力资本不足,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社会关系等社会资本匮乏以及农村社会福利制度不健全,是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因素。我们应借鉴贫困代际传递理论,适时调整反贫困战略,在社会政治权利的分享、经济机会的获得、受教育权利的保证、社会安全网的构建等制度体制层面加以创新,以保障贫困者的发展机会与各项社会权利,这样才能构建和谐稳定的全面小康社会。     

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机制及实现路径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然而一些农村地区因教育落后而出现的贫困代际传递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现阶段国情,以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为切入点,构建应用系统耦合结构模型,分析教育供给、贫困代际传递与农村经济发展的机理。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农村相对贫困地区教育扶贫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教育资源、教育供给能与农村经济集聚同步,对减缓贫困代际传递具有促进作用,且教育扶贫行为具有相对独立性。为顺应教育供给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系统良性互动,提出构建以教育促进农村人口素质和能力提升、教育扶贫配置资源的发展模式,建立激发子代的个人期望、激活贫困人口的内生动力机制,健全农村人口教育培训、促进贫困家庭增产增收的减贫保障机制。     

中国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问题研究——以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为例

贫困是困扰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现象之一。我国西北民族地区的大部分农村,由于受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等各种因素的相互制约,贫困问题依然严重,扶贫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深入研究西北民族地区农村贫困的原因,探索有效解决农村贫困问题的途径,直接关系到我国多民族社会的和谐稳定与新农村建设的实现,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发展中的贫困问题研究——基于云南少数民族地区案例分析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虽然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发展中贫困问题依旧十分突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在扩大。发展并不意味着就能消除贫困,如何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这是当前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最多的省份,又是我国民族自治地方陆路边境线最长的区域,少数民族问题与边境国际问题交织在一起,这在全国既有代表性,又有典型性。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云南少数民族地区不仅是我国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战略门户,而且还是我国贫困人口比例最高、贫困程度最深的欠发达地区。"民族问题、边境问题、贫困问题"相互交融,构成了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主要问题。从生存贫困和发展贫困两方面深入分析云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中的贫困问题,可为消除发展中贫困问题献计献策。     

滇东南民族关系史格局探微

滇东南地区是中华民族生存繁衍的一个部分。自古以来,藏缅语族、壮侗语族等族系民族在那里交汇融合,生活繁衍。那里的各民族保持着各自的特色,又自然地进行着民族交流,并在民族交流的基础上体现着民族融合,从而展示着一幅幅民族差别、依存、吸收、互补,共求生存发展,相互联络渗透的历史画面。对此进行探索,可以从一个侧面生动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发展演进的历史和各民族团结共处、渊远流长的历史。     

边远民族地区的扶盆开发——新疆巴音郭楞州个案分析

扶贫开发工作是当前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也是一个需要加强专门研究的课题.边远民族地区的扶贫开发工作,应合理地借鉴发展经济学的"新发展观",即密切结合贫困民众的现实需要,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发挥民众的主体性、参与性与积极性.     

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政治关系的制约因素

在政治实践中,制约和影响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权力分配和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行使的因素很多,在宏观上主要有国家权力来源的论证方式、中央与地方权力划分的方式、经济运行体制、财政体制、执政党组织体制和执政方式、国家的法治化程度等.针对这些因素采取应对之策,不仅是保证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权有效行使的前提,也是实现民族政治关系治理的关键.     

中国西部民族地区市场化进程与经济增长

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导因于西部民族地区国有经济比重过大、要素市场化程度低等制度因素.市场化进程缓慢对国民经济的影响非常可观,如果不能矫正这些扭曲,其损失就是国民经济福利的净损失.要使政府对西部民族地区资金和人才等要素的大规模投入取得预期的增长效应,就必须加快市场化进程.     

信息扶贫语境下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居民媒介接触调查 ——以凉山州喜德县为例

对全国深度贫困县之一的凉山州喜德县居民信息接受情况进行调查发现：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媒介拥有情况处于全国较 低水平;媒介形式选择层次复杂;信息内容上对政策信息较为关注;对国家和媒介信息发展变化持肯定态度;对未来生活发展 充满信心。建议搭建信息交流平台,促进信息畅通;加强地方媒体建设,增强信息传播针对性;重视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媒介素 养教育。     

湖北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研究

湖北民族地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既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和基础,也有其不利的制约因素。从湖北民族地区现实来看在总体上实现了脱贫,但与全国、全省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滞后10~15年。湖北民族地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如果抓住了重点、攻破了难点,制定了科学合理的发展规划,不遇到异常因素的干扰,社会有可能在未来近30年以内实现全面小康,50年以内达到与全国同步的水平,消除东西部之间的差距,基本实现现代化,进入更高水平的和谐社会。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滇藏川民间商贸现状及发展趋向研究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云南与西藏、四川等藏区间民间商贸交往活动进行具体梳理,对其发展特点进行分析和评估,就历史上滇藏民间商贸活动特征与现今发展状况进行对比研究,可发现源远流长的民间商贸交流的发展趋向。以民间贸易活动为载体的地缘经济交流,不仅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间互动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而且还是促进西部民族地区内源性发展能力培育的重要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