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童蒙诵读教育研究

在中国,历代贤哲都十分注重诵读,从孔子到朱子,无一例外。尤其对童蒙的教育更是把诵读训练放在了首位。古代童蒙诵读教育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训练方式都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唐彪童蒙教育思想探微

唐彪童蒙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即是贯穿了对童蒙身心发展特点的极大关注,如：在教学中,他强调因材施教、少授专精;在管理上,他主张严慈结合、宽严有节;在读书法中,他强调循序量力、学问结合、博约结合、持之以恒。这不仅是其童蒙教育实践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精华,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理论宝库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文文教政策的实施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维护宗法制社会和封建统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唐五代敦煌地区童蒙教育体制刍议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完整的体系,造就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普及和繁荣。其体制不仅有官学,而且有相对完备的私学,这当中寺学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寺学教育的发达不仅体现了敦煌独特的区域文化,而且其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     

一部侧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童蒙课本——吕本中《童蒙训》考析

宋儒吕本中的《童蒙训》是一部侧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童蒙课本。今传《童蒙训》源于南宋绍定二年刻本 ,已非旧貌 ,“原本”既有大量诗文论说 ,又有更多的为官之道 ;今本《童蒙训》主要讲述了尽孝、明礼、诚信、风节、仁慈、谨慎、庄重、勤劳等方面的道德要求 ;该书采用语录体、内容以作者所见所闻为主 ,且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伦理视域下的童蒙经典

童年是道德人格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华传统童蒙经典不仅是儿童识字的蒙学读物,它更具有丰富的德性知识,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儿童伦理教化的经典系列教材。童蒙经典的伦理思想基础主要包括天道观念、家长制度、修齐治平思想、中庸思想、道德义务观、功利与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思想等。其主要道德范畴包括善与恶、诚与信、礼与让、仁与义等。童蒙经典对儿童化蒙昧以文明,理混沌以清晰,在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形成道德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童蒙经典也有其局限性,但经典不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将不断生长,结出新的经典。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略论清代荆州的城市教育

清代荆州作为全国驻防地之一,其城市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荆州作为城市区域和文化范畴,已顺其自然地成为政治中心贯彻和统治地方思想的地域坐标,成为政治话语表达和笼络文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作为城市重要的一个场域,对荆州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带来的意味和价值。     

清代甘肃进士教育养成述论

围绕选举制度和教育机构来重建士人教育养成的史实,这是既存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视角。就清代甘肃进士而言,影响其养成的因素往往显得更为多元,诸如游学他乡、地方官培植以及家族的经济资助、教育背景、婚姻缔结等。进士作为科举的终端,常被喻为蟾宫折桂,他们的教育养成更能说明上述因素的重要性。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部有创见的学术专著——简评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

<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对清朝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究,又对其内在延续性和规律作了质性的评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新意迭出.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主题中,尤其是对民族政策学的探讨,有一定的前瞻性.本书不足之处在于对西北各区域的研究存在不平衡性,对一些重要的政策(如土司制度)没有深入的探讨.     

清代甘肃进士时间与空间分布研究

进士人数的多寡及分布,不仅反映出一个区域的经济、教育、文化等发展水平,而且是文风、士习的直接反映。甘肃作为地处西北的边地省份,文化教育水平相对较低,通过研究不难发现,清代甘肃共产生进士332名。这332名进士在清代各朝的分布状况,不仅与甘肃的社会发展状况相适应,也与清朝整个社会的发展轨迹一致。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清王朝统治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但是事与愿违,它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末新政的失败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错误性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启示我们改革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既合乎规律性,也合乎目的性,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     

论晚清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当今时代十分盛行,而该类教育形式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且颇受欢迎。晚清的补习教育种类多样,包括学校补习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以及其他补习教育等。该教育形式对推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云南矿厂的帮派组织剖析--以大理府云龙州白羊厂为例

对矿厂资源的争夺是引发咸丰同治年间汉回矛盾和社会大动荡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对云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白羊厂汉械斗的原始档案材料提供的数据和事实的分析说明,清朝"放本收铜"政策刺激起来的云南铜业畸形发展是以大量劳动力的虚耗为代价的,致使矿厂积累了大量的非生产人员;而产权的混乱则使组织帮派、依仗暴力实现或维持对资源的占有成为在矿厂进行生产的必要条件,由此而导致了矿厂生产活动、社会组织、基层政权的帮派化和持续不断的帮派争斗。     

清代前中期云贵地区政治地理与社会环境

清代前中期对云贵地区实施的府州升降、卫所裁并和改土归流等行政、疆域调整,是中央王朝有效治理边疆和民族地区的具体政治活动表现。通过这些重要活动,清王朝在云贵地区系统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会控制体系,并为外来移民的全面进入和深入开发创造了重要条件,对云贵两省社会历史产生重大影响。本文以历史地理和社会史视角,重新审视和构建这些政治过程在不同地区的分布和展开情况,在仔细判读史料基础上,发现清前中期改土归流等政治过程并未对一些地域社会起到完全重构的作用,重建或者说有效填补了一个地域社会没有像学界原来认识的那样理想化呈现。尽管存在着这样的行政管理缺失,但由于移民经济开发的有利环境出现,总体上还是带动了云贵地区社会的深入发展,并最终实现政治制度上的统一趋势。这个发现不仅对历史上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有促进作用,而且还对云贵地区清中后期的社会历史进程理解有新的启示。     

“历史”爬梳的价值旨归（上）——略论清代校勘学思想发展对现代编校人才的启迪

清代是我国各类著述蜂拥、各种典籍书刻发展的颠峰时期,作为其重要基础和内容的校勘学也集前代于大成,达到了其发展的最高水平。其间不仅有丰富的实践经验积淀,而且形成了相当成熟的校勘理论和思想。因而,对之作系统地概括总结,在爬梳中进行条分缕析的阐释,并用以弘扬民族文化精神和指导现实的编辑出版工作和人才的成长发展,乃是其价值凝结的终极体现。     

清代乡试的防弊对策述论

本文对清代乡试中的舞弊现象、防弊对策、防弊对策失效的原因进行了较为具体的探研。由此引出一些对于我们今天认识和整肃考风的有益的启示。     

清末新学中“图画”课程的性质辨析

清末新学勃兴。在新学制课程中多设置有"图画"一项。今天的学者见之,不少将之误认为美术课程。其实不尽然。在特定的学制下,"图画"课程有着特定的内涵和功能,不能一概当成美术课程。准确理解"图画"有利于解读清末的相关史料,对于近代美术的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