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童蒙诵读教育研究

在中国,历代贤哲都十分注重诵读,从孔子到朱子,无一例外。尤其对童蒙的教育更是把诵读训练放在了首位。古代童蒙诵读教育有其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渊源,无论是教育理念还是训练方式都有独到之处,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     

唐彪童蒙教育思想探微

唐彪童蒙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即是贯穿了对童蒙身心发展特点的极大关注,如：在教学中,他强调因材施教、少授专精;在管理上,他主张严慈结合、宽严有节;在读书法中,他强调循序量力、学问结合、博约结合、持之以恒。这不仅是其童蒙教育实践取得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同时也体现了中国传统蒙学教育的精华,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的理论宝库     

唐五代科举制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唐代的官学教育体系主要是为科举考试培养和输送生员,童蒙教育则处于缺失状态,为私学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唐代私学补充了儿童教育的不足。童子科的设置为童子入仕开辟了捷径。助涨了士大夫对童蒙教育的重视,促进了唐代童蒙教育的发展,但同时也产生了不少负面影响。唐前期,在官学教育的考核标准基本上跟科举考试相一致的情况下,童蒙教育势必要顺应科举考试的要求,为科举服务;随着中晚唐五代科举考试标准的不断调整,童蒙教育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唐代科举制度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童蒙教育的发展,蒙书的编纂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体现了新的特点。     

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原因及意义

本文通过对宋代社会结构的变化、重文文教政策的实施以及文化事业发展状况的分析,阐明了宋代童蒙教育兴盛的社会历史原因,揭示了宋代童蒙教育在普及文化教育,提高社会普通民众的文化素质,促进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转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及通过文化传播,维护宗法制社会和封建统治的历史文化意义。     

唐五代敦煌地区童蒙教育体制刍议

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和完整的体系,造就了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童蒙教育的普及和繁荣。其体制不仅有官学,而且有相对完备的私学,这当中寺学的成就更是引人注目。寺学教育的发达不仅体现了敦煌独特的区域文化,而且其众生平等的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民众受教育的机会。     

一部侧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童蒙课本——吕本中《童蒙训》考析

宋儒吕本中的《童蒙训》是一部侧重伦理道德教化的童蒙课本。今传《童蒙训》源于南宋绍定二年刻本 ,已非旧貌 ,“原本”既有大量诗文论说 ,又有更多的为官之道 ;今本《童蒙训》主要讲述了尽孝、明礼、诚信、风节、仁慈、谨慎、庄重、勤劳等方面的道德要求 ;该书采用语录体、内容以作者所见所闻为主 ,且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     

伦理视域下的童蒙经典

童年是道德人格建构的重要时期。中华传统童蒙经典不仅是儿童识字的蒙学读物,它更具有丰富的德性知识,明确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儿童伦理教化的经典系列教材。童蒙经典的伦理思想基础主要包括天道观念、家长制度、修齐治平思想、中庸思想、道德义务观、功利与保守主义和男尊女卑思想等。其主要道德范畴包括善与恶、诚与信、礼与让、仁与义等。童蒙经典对儿童化蒙昧以文明,理混沌以清晰,在培养儿童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形成道德品格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童蒙经典也有其局限性,但经典不盈,随着社会的发展其将不断生长,结出新的经典。     

清代蒙古族学堂教育及其语言教育

从 2 0世纪初开始 ,清朝教育制度发生了极大变化 ,出现了近代教育的萌芽。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下 ,蒙古族近代学校教育的艰苦实践和探索也走上新的道路。蒙古族学堂教育是新教育思想的产物 ,虽然同旧的官学有一定的继承关系 ,但它打破封闭的传统教育 ,提倡开放的近代教育 ,由此教育种类和等级开始多样化、多层次化 ,出现普通教育、留学生教育和内地求学等形式。在学堂教育中 ,各种语言教育模式是同时并存的 ,这些模式经过分化和重组后 ,出现向汉语和蒙古语两个单语教育模式或蒙古语汉语双语教育模式集中的倾向。     

略论清代荆州的城市教育

清代荆州作为全国驻防地之一,其城市的政治作用不言而喻。荆州作为城市区域和文化范畴,已顺其自然地成为政治中心贯彻和统治地方思想的地域坐标,成为政治话语表达和笼络文化话语权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容忽视的是,教育作为城市重要的一个场域,对荆州作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所带来的意味和价值。     

清代甘肃进士教育养成述论

围绕选举制度和教育机构来重建士人教育养成的史实,这是既存教育史研究的基本视角。就清代甘肃进士而言,影响其养成的因素往往显得更为多元,诸如游学他乡、地方官培植以及家族的经济资助、教育背景、婚姻缔结等。进士作为科举的终端,常被喻为蟾宫折桂,他们的教育养成更能说明上述因素的重要性。     

论晚清的补习教育

补习教育作为正式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在当今时代十分盛行,而该类教育形式在晚清时期就已经出现,且颇受欢迎。晚清的补习教育种类多样,包括学校补习教育、实业补习教育以及其他补习教育等。该教育形式对推动当时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是教育近代化的重要表现,对当下也有借鉴意义。     

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及其对当代思想道德教育的启示

清代书院类型主要有四种:以科举考课为主的书院,以讲习理学为主的书院,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的书院,以学习西方近代科技知识为主的晚清西学书院。清代书院的教学宗旨都突出了德育的要求,并且各有一定的特点;清代书院还十分重视具体教学制度对学生德育的功能,如在选拔教师时,注重考察其德行表现;注重祭祀制度对学生的德育功能;注重学规章程对学生德行的塑造作用。考察清代书院的道德教育,对当前高校大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清代后期的云南文学

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内忧外患加速了清王朝的败落与灭亡的进程,此间云南作家虽处在内外交替的多事之秋,但伴随民主主义新思潮的嵌入与渗透,文学创作也出现了新的繁荣:文学社团纷纷建立;作家关心时政;重视和整理前人的作品;创作理论力主创新。这时期,文学由自发进入到自觉的阶段,并取得相当的成绩。     

论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简

在封建社会儒学是中央政府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教育的主要方式。明王朝在鹤庆、剑川、北胜等地设置学宫、书院、社学等;至清代,儒学向丽江、中甸、维西等民族地区拓展。明清时期儒学在滇西北民族地区的传播,培养了大批士人,提高了各民族的文化素质,推动了民族融合,改变了滇西北民族的风俗习惯。移民、官员提倡、乡绅支持等是滇西北民族地区儒学传播的重要原因。     

清末修律的评价及其对依法治国的启示

清末修律是中国法制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清末修律对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启示在于:依法治国必须与更新传统法律观念和树立现代法治意识结合起来;依法治国必须结合中国国情,正确把握学习和继受西方法律;依法治国必须吸取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优良传统道德的精华,实事求是地推进法治建设。     

论清末新政失败的原因及其历史启示

《辛丑条约》签订之后,中国社会陷入了民族危机加深和国内阶级矛盾激化的双重困境,清王朝统治出现了功能性障碍,统治危机进一步加深。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满清政府,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不得不推行改革,史称清末新政。但是事与愿违,它并没有达到挽救清王朝的目的,反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清末新政的失败是历史必然性和主体选择错误性互相作用的结果,这启示我们改革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既合乎规律性,也合乎目的性,在尊重历史必然性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体选择性。     

论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

社会教育有助于人们形成基本一致的价值取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清前期贵州社会教育主要包括乡约、乡饮酒礼、崇祀名宦乡贤、旌表节孝义行、优老慈幼等内容,从中可见仪式在将外在规范内化为道德修养时是有一定功能的。     

清代满族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

在历史上,清朝统治中国长达近300年之久,这与清朝统治者重视满族家庭教育有着重要关系。文化、道德、体育、生活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支撑起清朝满族家庭教育的整体框架。清代满族家庭教育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精华部分。     

一部有创见的学术专著——简评牛海桢《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

<清代西北边疆地区民族政策研究>的重要价值在于作者对清朝政府所实行的民族政策既进行了分门别类的考究,又对其内在延续性和规律作了质性的评价,对一些问题的看法新意迭出.在研究方法上,本书力图将民族学和社会学的理论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主题中,尤其是对民族政策学的探讨,有一定的前瞻性.本书不足之处在于对西北各区域的研究存在不平衡性,对一些重要的政策(如土司制度)没有深入的探讨.     

清初治滇述论

清朝初年,特别是平定“三藩之乱”后的二三十年间,是云南实现由乱到治的关键时期。清朝统治者在总结和借鉴历代治滇思想和治策的基础上,经过不断调整、充实,逐步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治滇治策体系,其治策涉及云南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较为切合当时社会发展的实际,成为其后清朝统治云南的治边思想和治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