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今昔称

今日山西省,大凡北起长城,东依太行山,西、南抵黄河。这块地方,旧称河东,见诸文献,至迟可溯之于春秋战国间。《孟子·梁惠王上》云:“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秦汉迄隋有河东郡(《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国志》、《晋     

关于辽沈历史上“北趋甬道”交通地理的考察——辽宁地域文化交通地理在沈阳地区的一段历史个案解析

本文在历年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就沈阳地区在东北古代交通史上,三段具有历史影响的交通地理问题:即战国秦汉“秦开却胡戍边道”——隋唐东征高句丽“北趋甬道”①和“通定镇”——明清之际皇太极西征蒙古之交通道,及其三者的历史传承关系,进行了详尽研究.其中重点考察了三段交通地理中,最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关键问题,即隋唐东征之“北趣(趋)甬道”问题.同时以这一古代交通地理的个案研究为载体,重点解读了辽宁地域文化中交通文化体现出来的普遍的社会人文意义.     

海南岛先秦及秦汉时的民族和经济

作者认为海南岛在新石器时代才有人类活动，其经济以渔猎为主，农业为辅；文化处于几何印纹陶文化阶段。夏、商、周时代，海南还处于原始部落的历史阶段；秦汉时代海南岛才出现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才有转机，海南岛进入了历史新时期。     

秦汉时期甘肃漆器艺术的文化内涵

任何艺术,都有自己产生的社会基础,要理解一个时代和地区的艺术,就首先要了解这个时代和地区的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秦汉时期的甘肃,地处古丝绸之路必经之地,受其特殊的地理、社会环境的影响,其文化具有多源性文化特点,集南北东西诸方的先进文化因素,使得其文化因素呈现出多源性特点,文化内涵是多元的。秦汉时期甘肃的漆器艺术。其造型和纹饰等夹杂着楚文化、儒道思想等多重因素、是多种文化因素共同的结晶体。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与社会——多维视角下的历史叙述

秦汉时期,洱海区域的族群及其文化多样性是与该区域的自然环境相对应的,是特定历史空间下各族群基于不同地理生态环境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区域之间各族群不断交互影响的结果.西汉以来,中央王朝作为一种"介入性力量"逐步进入这一地区,王朝力量在洱海区域的渗透推动了该地区各族群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族群社会的整合.但由于受当地地理、交通、生态环境以及"非华夏"的社会组织形态的制约和影响,洱海区的族群和社会呈现出与王朝史并不同步的历史演变特征.     

中国风水文化源流论

中国风水文化源流论万陆中国风水文化，发端于大约四、五千年前的夏，孕育于商周，成型于秦汉，至魏晋而臻于完备。这就是古代相沿之说：“禹始肇风水地理，公刘相阴阳，周公置二十四局，汉王况利五宅姓，管辂制格盘择弃地。”其实，其萌发流变远比这种轨迹描述要复杂得多...     

略论秦砖汉瓦

本文论述了砖瓦的起源和发展，以及秦砖汉瓦的造型、饰纹与制作工艺、用途和文字瓦当的种类及其断代之区别。提出了秦砖汉瓦是我国砖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是秦汉文化的一大特征，在秦汉文化和秦汉社会生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和学术价值等观点。     

西南夷青铜文化及其文明的起源

先秦秦汉时期西南夷的社会组织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发展水平,在较为独立和封闭的地理空间中演进为具有相当分层与组织能力的社会,并产生了相当发达的青铜文化,其中一些政治共同体已经演进到复杂酋邦的水平,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即使没有汉王朝国家力量与汉文化进入的强烈影响,它们同样可以独立演进并进入文明时代。对西南夷地区古代酋邦社会的研究,对于考察古代文明起源,具有积极的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之批判

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之批判赵红梅徐长林一中国传统文化中心意识，一言以蔽之，就是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这种中心意识不仅是地理上的而且更是文化上的，并且二者互相支持、互相阐发、互相说明。从地理上说，古代华夏族断言：中国处于天下之中，占据了世界的主体，与...     

先秦、秦汉时期钱塘江沿岸的社会地理发展初探

作为我国东南丘陵、平原地区最为重要的水系——钱塘江水系，是于越文化的主要发源地。本文欲以确定钱塘江的河源河口、干流支流为基础，分别从先秦时期、秦汉时期两个时间段越文化区的中心聚落（城市）数量、分布，来初步探究河流沿岸地区的社会地理的历史发展过程以及其与钱塘江之间的密切关联。     

郴州地名源流考

郴州, 字出秦篆。 战国中期, 楚于此置 “林” 邑, 秦置郴县。 西汉初, 分长沙郡南部诸县置桂阳郡, 治郴县城。其政区地名,历有宣凤、敦化、郴州、郴阳、苏仙之称,皆有历史文化渊源可考。     

《奏谳书》与秦汉法律实际应用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编录的秦、汉案例文书是宝贵的法律文献,具体反映了秦汉法律的实际应用状况和原则,经与云梦睡虎地秦简、龙岗秦简的秦律、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的汉律对照研究发现:秦律规定的“毋笞掠而得人情为上”、“笞掠为下”的治狱思想和原则没有认真贯彻落实,与治狱实际存在差距;秦律严厉且缺乏弹性,禁止治狱官吏“释法”;秦在对执法官吏进行个人道德及法律教育的同时还重视对在具体执法过程中表现突出的治狱官吏进行表彰;汉初统治者在执行法律过程中存在疑罪从重的倾向,疑罪从轻原则并非始于汉初;汉初严格执行“法时”原则,强调依犯罪时所施行的法律判罪。《奏谳书》直接架起了出土秦律与汉律二者之间关系的桥梁,反映了秦汉法律的继承与发展,为秦末汉初司法制度的演变提供了依据,在秦汉法律关系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秦汉县丞尉设置考

秦汉时期,县丞一般只设一人,但两汉京县为特制,有丞2-3人。县丞在秦及西汉有较强的私臣特性残留,故常称为“令丞”;到东汉,其公官的性质才开始凸显。县尉的设置,除京县外,有两尉、一尉和不设尉三种情形。在秦和西汉时期,有两尉编制的县一般都实设两尉。但东汉即使有二尉编制的县,也往往只实除1人。这种县尉设置的相对随意,是后代县尉权力下降、甚至废置的张本。从行政运作来看,尽管在秦时有县尉不关白县丞而自行署吏的情况,但秦汉时期的大部分情况下,县丞较县尉有着稍大的行政权力。     

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历史表现

汉代社会对河东地区中条山一带的铜矿进行大规模开采,在此基础上,河东的铜器铸造业兴盛,产品既供应本地,也销往关中以及河北地区,为官府及贵族所青睐。在汉代的铜产业链条中,河东本地侧重于铸造生活类铜器,并且担负着开采、冶炼的重任,为河内、河南的铜兵器生产提供原料。河东地区在汉代青铜文化中的显著地位具有历史的必然性,首先得益于先秦时期河东铜矿长久的开采历史,其次得益于东周时期铜矿石冶炼新技术的引入。     

北汉局促河东的原因及其割据的条件

北汉是五代时期割据河东的一个小国。北汉局促于河东的主要原因：一是统治缺乏远见卓识，处处陷于被动；二是骄傲轻敌，屡致失败；三是内争激烈，进小人，退贤良；四是地狭民贫，兵微将寡，难以支持政治与军事上的发展。北汉能持续29年的统治，主要得益于契丹的军事援助，太原城池坚固易守难攻以及后周、北宋的先南后北的战略也为其创造了苟延残喘的机会。     

秦汉县政府机构设置与行政职能

秦汉县政府机构已初具规模 ,行政职能相当完备 ,其条块分割的组织机构框架对后代甚至对现今都有影响。县是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中不可轻易分解的行政实体     

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     

汉唐宋元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变迁

沅水流域的人口分布在先秦已经比较广泛,楚汉时期黔中、武陵郡及其属县的广泛设置为人口的增长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汉代的著籍人口已达二三十万。三国至隋唐时期,沅水流域的人口继续增长,其分布由下游向上游递减。宋朝进一步加大了沅水流域的开发力度,不仅鼎州,而且辰、沅、靖三州人口数量增幅也很大,崇宁年间达到大约五十万人,宋代人口增幅变为由下游向上游逐渐加大。元代,该流域的人口数量增至最高峰。元代以前长时期的户口增长为明清时期沅水流域经济的开发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秦汉时期张家界市历史考略

秦代，封建朝廷首次在今张家界市境内设置慈姑县；汉代，将它改为零阳。充县、东汉时，武陵地区因民族矛盾激化而爆发了数次起义斗争，沉重打击了封建统治。两汉时期，武陵地区农业和手工业发展较快，经济比较发达。张家界市出土的大量的楚文化和巴文化文物，是土家族地区宝贵的文化遗产。     

秦汉之际乡里吏员杂考——以里耶秦简为中心的探讨

秦汉乡里吏员的构成有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里耶秦简从多角度揭示了秦代吏员设置的情况,不仅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也解决了一些关于秦汉乡里吏员的争议问题。以里耶秦简为参照并结合云梦秦简、江陵凤凰山汉简和张家山汉简,我们可以看出秦汉之际封建国家在乡里基层社会建立了多层次、多系统的官僚管理网络,如在乡里之中除了乡啬夫、乡佐、里典、里佐之外,还有属于都官系统的乡司空、仓主、田官、田典等;秦汉之际乡里吏员的秩次较以后秩次级别为高,乡啬夫的秩次从百廿石至二百石不等,达到了《汉书·百官公卿表》中长吏的最低秩次,乡啬夫恐怕是要经过中央任命的,里一级的领导人,也是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由上级任命;秦汉之际吏员的设置反映了秦制对汉初制度的影响,而汉代制度的变化与发展又是以汉初制度为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