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难之役”的胜败原因究竟何在

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寿终正寝.皇太孙朱允炆继位登极(是为建文帝),诏以明年为建文元年,命黄子澄为太常寺卿,与兵部尚书齐泰共同参政.又用方孝孺为翰林侍讲,凡大政多所咨询。是时,朱元璋诸子皆以皇叔之尊,拥重兵边陲,已成尾大不掉之势。建文帝在齐、黄等臣僚支持下锐意削藩,打击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势力,致使明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迅速激化。建文元年七月,朱棣借口“朝无正臣,内有奸恶”而“靖难”兴师.四年六月,燕师兵陷南京,推翻了建文朝。朱棣篡位称帝,这就是明成祖。这场战争,史谓“靖难之役”。     

一段历史真实记载的缺失——明成祖革除建文朝解析

明成祖朱棣以谋篡登基,为掩盖其篡位事实,塑造即位合法性,抹去建文朝影响,遂革除建文帝,并销毁建文朝相关资料,编造和歪曲建文朝相关史事,使有关建文朝历史的真实记载严重缺失,致使后世正确认识建文朝产生障碍。      

江浙地主与建文新政的关系试探

:建文新政的出笼与江浙地主在洪武朝政治上受打击迫害 ,经济上倍受侵刻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这些心存怨恨的江浙地主用与朱元璋相左的德治思想影响了建文帝。新政的各项政策均体现了江浙地主要求德治的思想 ,反映了江浙地主要求提高政治地位维护经济利益的愿望。     

揭开明代历史上的一个大谜——从地方志看建文帝失位后的行迹

公元1398年,明太祖朱元璋死,因嫡长子朱标早逝,年轻的嫡长孙朱永炆继承皇位,改年号为建文。建文帝即位不久,其四叔燕王朱棣起兵反对,于建文4年6月攻陷京师(今江苏省南京市),夺取了皇帝的宝座,历史上称朱棣为明成祖。 建文帝失位后,是死是活,历代众说纷纭。清代官修的《明史》这样写的:“都城陷,宫中火起,帝不知所终。燕王遣中使出     

无补苍生文何用——明初读书人的命运

壹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久有夺位之心的燕王朱棣决定挥师南下，历时三年多从当时封地北平（今北京市）打到南京，从侄儿朱允蚁手中夺取政权。临行前，他问他深为倚赖的“国师”——大和尚姚广孝有何嘱咐。姚广孝说“殿下到了南京，一定会顺利取得皇位，忠实于建文帝的大臣们也会有许多人不肯同你合作，这些大臣中有一个叫方孝儒的人，他是建文帝的老师，这个人你万万杀不得。”朱棣问他为何杀不得，     

明建文帝失国生死之谜

建文帝元年七月，燕王朱棣以“清君侧”为名，发动了被后世称为“靖难之役”的叛乱，虽然成功地攻入京城，夺得了皇位。但建文帝却在朱棣攻入皇宫时神秘失踪，只是在宫中发现两具烧焦的尸体。于是建文帝的生死成为了千古之谜，作家林子查阅典籍、融合各派学说，对这一千古谜案提出了独到的看法。     

浅说靖难之役后明代政治的几个变化——兼论朱棣的历史功过

建文元年(1399)七月到四年(1402)六月的靖难之役,是明太祖朱元漳死后皇族内以燕王朱棣为首的藩王军事集团与建文帝朱允(火文)争夺皇位的流血战争,也是明初历史中极为令人注目的重大政治事件。靖难之役前后延续四年,双方用兵达数百万之多,战火延及冀鲁至江淮流域广大地区,暴殄天物,涂炭生灵,给人民带来极大痛苦,这是不言而喻的。就战争本身来说,确无积极意     

逃亡到从亡:建文臣子程济忠臣形象的建构与演变

程济,是传闻中随同建文帝出亡的重要的从亡人员,其形象的建构与演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靖难之役"后,迫于朱棣的政治高压,建文臣子程济的事迹未有记载。在朝廷政治氛围松动的情况下,史家把程济建构为逃亡忠臣的形象。到了嘉靖末年,史家将程济的形象由逃亡忠臣演变为随同建文帝出亡的从亡忠臣。南明弘光朝时,朝廷认可了其从亡忠臣的形象。入清后,程济逃亡还是从亡被模糊化,而其忠臣的形象得到了强化。     

甄士隐贾雨村原型试论

对《红楼梦》中甄士隐和贾雨村这两个人物的隐含意义的深入分析和探讨有助于我们正确合理地解读“红楼”故事。本文与通常认为的甄士隐与贾雨村是两个概念的化身的观点不同 ,在征引大量文史资料的基础上 ,运用历史索隐的方法研究指出 :甄士隐与贾雨村这两个人物的原型极可能是明建文帝朱允火文和燕王朱棣     

1405郑和下西洋——海上史诗

明洪武四年（1371年）,郑和出生在云南昆阳州（今昆明市晋宁县）宝山乡和代村一个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马”姓回族家庭里。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发动了统一云南的战争,郑和的父亲在战乱中死去,11岁的郑和被明军俘获,遭到阉割,随后被送到当时的北平燕王朱棣府上做了宦官。朱元璋病死后,其长孙朱允嫂即位,称建文帝。     

政治资源与政治发展

政治资源是政治现代化启动和推进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发展不仅是一个消耗政治资源的过程,更是一个政治资源配置的过程;政治资源的配置影响政治稳定;政治资源的不同配置往往形成不同的政治形态。中国政治发展的不同阶段需要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政治资源配置方式。     

论边疆的政治属性与政治性的边疆观念

边疆在本质上属于一种政治地理空间,此外还具有地理、文化、经济等附加属性。在不同国家形态下,边疆观念会随着某种边疆属性的凸显而发生相应调整。民族国家时代,受主权体制、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影响,政治性边疆观开始兴起。随着全球化的推进,民族国家发生了重要转变,西方国家适时更新了边疆理论。但在中国,传统文化性的边疆观却仍在延续,并难以兼容于民族国家语境和全球化形势。面对这种境遇,中国须建立一种由主权疆域和超主权疆域组成的双重疆域架构,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多个圈层结构的边疆范畴,从而形成自己的边疆话语体系。     

政治宪法学:政治宪法理论,抑或政治立宪主义?

就当今时局和"依宪治国""法治国家"话语而言,中国的政治宪法问题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中国政治宪法学要有所回应,就要先厘清政治宪法学阵营内部的主题逻辑。政治宪法理论有两种,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和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前者又称为政治立宪主义。政治立宪主义以英国的立宪历程及其宪法学为学理的渊源主流,兼采美、法、德、日等各国的自由立宪学说;非立宪主义的政治宪法理论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德国和日本二战战败以前一度都很有市场,其代表就是施密特的政治宪法理论和当今中国推动宪法学"价值中立"的宪法社会学。政治宪法学与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之间的论争本来是宪法学方法论之争,但却在中国的特殊国情下跟立宪主义的价值之争扭结在一起,造成很多误解。在解开中国宪法学的价值观与方法论之争的交错叠合之后,中国政治宪法学就名正言顺地归宗到政治立宪主义,研究古今之变之后的现代中国从"生存的法则"到"自由的法则"的演进路径。     

政治文明与政治改革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这个范畴 ,客观地蕴涵着应当正确地对待人类政治文明的共同成果问题。政治文明体现为政治权威产生的合理性、运行的合理性以及与人民关系的合理性。发达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依赖于政治改革。政治改革要实现政治民主化和科学化、政治法治化和公开化、政治高效化和清廉化。     

政治文明视野中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国协商性政治的历史与逻辑

现代中国的政治生态环境,催生了独具特色的协商性政治,并形成人民政治协商制度.这一制度与中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相关联,经历了奠基、初兴、一度失衡、再到重构的历史过程.协商性政治逻辑上是当代中国政治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政治协商制度独具的政治权能,有助于完善政治制度体系、拓展政治参与渠道、调节政治关系、整合政治意识.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应该继续发挥政治协商制度的特色和优势,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结合《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来谈

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战后发展中国家的中产阶级要求参与政治以实现其利益和主张,但是在没有政治制度和组织保障的情况下,容易引起政治混乱甚至是暴力革命,而政党作为政治组织具有吸纳和同化政治参与、维护政治稳定的功能,因此发展中国家要实现既扩大中产阶级政治参与又保证政治稳定的目标,必须发挥政党的作用。亨廷顿关于中产阶级政治参与、政党功能与政治稳定关系的思考,对于今天中国在中间阶层崛起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扩大中间阶层的政治参与、实现社会政治和谐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政治合法性对政治稳定的影响

政治合法性问题是人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政治合法性的实质是统治与认同、自愿服从的关系，是政治稳定形成和存在的基础和条件。在出现合法性危机的时候，各国为了重塑合法性，进而实现政治稳定，要通过实现绩效统治、规范政治制度、形成共同的政治文化、实现政治权力合法性、建立法律合法性、采取协商机制等途径来实现。     

政治文明与政治制度建设

政治制度是统治阶级通过组织政权以实现其政治统治的原则和方式的总和。政治文明的核心是政治制度建设,因为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批判地吸收西方政治制度建设的有益成果,可更加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政治和谐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内容,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如何实现政治和谐是我们党和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从目前的政治关系状况来看,我国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企关系等还不是很和谐,人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也比较低,这已成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促进政治和谐和更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我们必须坚持和完善共产党的领导,努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进一步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     

论政治稳定视野下的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是一种相当复杂的政治现象,其发展状况对该国的政治稳定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即理性而有序的政治参与能够促进政治体系的稳定,盲目而无序的政治参与会造成政治体系的动荡。因此,推动我国政治参与的发展,维护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政治安定局面,需要做到:一、加强我国政治参与的制度化建设;二、提高我国公民的民主政治素质;三、实现政治参与和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四、塑造公民良好的政治参与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