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部苏联文学史怎么写？

苏联社会和文坛的剧变，提出了要“重评苏联文学”和“重写文学史”，俄编苏联文学史已经达到“十年三变”的地步。面对新情况，我国学界也认为以往我们所讲授的正统文学；仅为半部苏联文学史；另外半部，即被贬斥的非正统文学须要加以补写。然而应该怎么写，看法并不一致，条件尚未具备。可以先撰写《２０世纪俄罗斯非主潮文学》，以介绍新资料，引起研究的深入，为重写苏联文学史准备条件。     

文学史的语言维度及其向度——评曹万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

一 1988年4月<上海文论>特辟"重写文学史"专栏,陈思和与王晓明展开了对重写文学史的多重思考.但就在当时,汪曾祺却呈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重写文学史"现在还不行".他基于如下这样的思考:历史事实成为了铁案,作家作品的单向度思考,以及写作中存在的偏差.[1]而当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今天,汪曾祺的担心显然已不是当前重写文学史的主题了.当前文学史写作的难题,重写文学史的困境,不是能不能重写的问题,而是如何重写的问题.     

重谈"重写中国文学史"

上世纪 80年代末 ,有人提出“重写中国文学史”的主张 ,“重写”遂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话题。十多年过去了 ,我们看到了许多重写的《中国文学史》 ,从中仍可以看到“重写”中存在的理论盲点 :即主要从政治历史及文学本体的角度思考“重写” ,并没有看到今天文学史最大的问题所在。重写的文学史依然是某种“话语霸权”影响下的产物 ,是“残缺”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应补上“现当代文言文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这两个残缺 ,这不仅是文学史写作的需要 ,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需要。我们的目的是要倡导“多元共盛”的观念 ,“多元”才是催生文学繁荣的标志     

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梅杰专著《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评析

梅杰的《重写中国儿童文学史(纲要)》将个人立场与历史细部相结合,坚持还原历史,论从史出。这一重写不仅以新的史料质疑了部分儿童文学研究的主流定论,也探讨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古今关系、儿童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本位”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以及儿童文学作家主体性与作品成就之间的关系、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传承影响关系等。这些关系有所区分地整合进了文学史的叙录评断之中,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中国儿童文学史的一体化书写范式。“儿童本位”论与“泛儿童文学”观的对照书写,突显了中国儿童文学观的历史演变进程及“儿童本位”的重要意义,对此后中国儿童文学史的撰写、儿童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以及儿童文学的理论建构与实践应用,都有重要价值。     

文学性的焦虑与中国现代文学史撰述问题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文学与文学史互为存在却又根本不同,文学史撰述既要体现历史的意识和历史中文学的位置,又要呈现文学的特性。文学史的科学性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态度,而文学史的文学性则是撰写文学史的基本立场,任何文学史家总会在其文学史撰述中体现出一定的文学思想,表达一定的文学精神。如何认识文学史的文学性,尤其如何认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文学性,多年来形成不同认识、不同观点,而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文学性探索及其不断的“重写”,体现的恰恰是文学史撰述中的文学性焦虑,从思想启蒙到文学现代化,从重写文学史到“纯文学”的诉求,文学性焦虑制约了文学史撰述,也制约了文学观念的发展。     

方法与范式——刍谈如何“重写文学史”

“重写文学史”这一提法始于一九八八年的《上海文论》杂志。就提出者的所指来看,“重写”多指的是一九一九年至一九四九年三十年间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而且,以否定赵树理、丁玲、柳青以及茅盾的一些重要作品为“重写”的具体参证,明显地表现出以作“翻案”文章代替“重写”的倾向。故就这一提法的初衷而论,视野是狭窄的,情绪也是偏颇的。但是,倘把我们的视野放得开阔一些,着眼于我国在开放改革十年来哲学、史学、文化学等等领域学科建设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实绩,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方法热”、“观念热”此起彼伏、方兴未艾这些总的人文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便会感到对文学史进行必     

文学史与八十年代“主流文学”

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文学”指的是“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这些重要的文学现象。但是,在90年代后出版的文学史著作、史料中,由于时代语境的重要变化,“主流文学”又经历了一个不断被改写、强化或质疑的过程。也就是说,这些文学史著作的多元立场,使原有的文学史定论“重新”成为一个被讨论的对象。这就需要清理这些知识分歧,还原深层次的历史活动,讨论“重写文学史”背后的社会文化动因。文学史的“重写”,实际反映了社会与文学意识形态在转型期的多变性、不确定性,学科的重组和建设,将会经历一个深刻的历史变化。     

关于“重写文学史”问题的若干思考

自1988年陈思和、王晓明在《上海文论》上主持“重写文学史”专栏， “重写文学史”这一说法第一次被明确提出，遂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活动的核心面向之一。但笔者认为，如果仅从狭义的角度来理解“重写文学史”是远远不够的，它不只是80年代产生轰动效应的文学事件，更是自现代文学产生以来就贯穿整个文学史而无法抗拒的历史思想潮流。广义而言，“重写文学史”一直是文学建设者们或隐或显的文学思想诉求，或被动或自觉的文学参与姿态。它在80年代被正式赋予了学术的内涵，但却上可追溯至现代文学的源头，下可延伸至不断发展的当今文坛，既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学的孕育下新生，也从世界文学，尤其是西方文学中汲取力量而发展。只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认识“重写文学史”这一问题，才能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文学发展的挑战，以更客观的立场审视文学发展的调整，也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发生发展的理解。     

各具特色的默杀──刘勰、钟嵘、萧统文学史观之一瞥

古代文学史家对于他们最看不起的作家、作品往往不惜使用“默杀”的杀手锏。本文具体研究《文心雕龙》、《诗品》、《文选》三部书在这一方面的特色，分析齐梁时代文学史观的衍化，并进而指出：由分析历史上的文学史家入手，作文学考古学的探讨，乃是今天重写文学史的一大任务；文学史不必求全求细，一味收容是没有什么意思的。     

文学史书写与文学经典的互动——“重写文学史”相关问题的反思与追寻

文学研究界对现当代文学史进行了重新回顾与定位,重写文学史的提出受到了研究者的关注和肯定。反观＂重写文学史＂的实践,文学经典和文学史之间是一个互相改变、互相补充的矛盾运动过程：经典的经典性与文学史的重构、经典的有限性与文学史的自反、文学史的权利与经典的制衡。透过这一现象可以发现文学史书写本身就是作家生命体验的话语建构过程,文学史与文学经典的深层关系源于文学史对文学经典的表述和言说,即叙述构建的话语空间。     

试析重写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三个“关键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写作和编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但重写的冲动和焦虑仍困扰着当代学人,一些学者执著地寻求新的学术突破。要切实做到真正意义上的重写,应做好“重读”、“重释”、“重建”三件事情。“重读”意在发掘被遮蔽的新史料和作品,它能加固文学史研究的根基,是重写文学史的基础。“重释”旨在赋予已有史料以新的内涵,它能使研究者在新的视野下重构历史,是拓展、丰富文学史的重要手段。要达到此目的,要求研究者必须具备崭新的理论视野和多值的思维方式。“重建”是指充分整合既有的研究成果,扎实地建构文学史研究的学理体系,它的达成需要做好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准备。     

当代文学史的结构问题

在文学史的体例布局上,各种古代或现代文学史通常以代表作家和经典作品为结构主线,但近二十年的七十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在重读历史语境时,却主要突出题材、思潮、论争和现象,而不是以作家、作品为章节题目。这或者是因为价值观念系统混乱和文学史书写距离太近导致当代文学正典化的困难,又或者是由于中国当代文学特殊生产环境的主要创造物,首先是现象思潮而非作家作品。本文试图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文学体制、80年代知识分子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合作与冲突之互动关系,以及近二十年来文学史写作者及当代文学评论者的学术背景变化等三个方面,来讨论当代文学史的这种重现象思潮轻作家文本的结构方式。     

“民国文学史(1912-1949)”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整合——兼谈旧体诗文怎样入史

“民国文学史”这一概念的提出,是承继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反思与“重写”的学术思路而来.在讨论这一文学史概念的可能性时,我们需要重新反思近百年来现代文学史叙事背后的一系列带有价值坐标的思维定势,如以新旧论优劣、以雅俗论优劣、以文白论优劣、以中西论优劣等等.文学史写作,决定其对文学思潮、作家作品的选择、叙述与评判的,是其背后对整个文学史体系的理论建构.因此,想要突破现代文学史的写作框架,重建“民国文学史”叙事的宏观图景,应该考虑从更系统、更理论化的层面上,引入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学术史研究关于政治史、消费文化、学术场域等相关的研究,关注其与文学之间的互动与交流,才能更好地呈现民国时期包括旧体诗文在内的文学生态原貌     

文学史家闻一多

文学史家闻一多重视中国古代文学文本 ,把校刊、训诂、考据等作为文学研究的“最下层”、“最基本”的工作。他对古代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展作品和文学的发展过程、特点及规律的研究 ,气度恢宏 ,见解独特 ,令人瞩目。他善于把古代文学及其发展变化置于广阔的社会生活和文化背景之下 ,运用文化人类学、民俗学、神话学、精神分析学等进行研究 ,以其斐然的成就拓宽了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研究的思维空间。他研究古代文学和文学史的精神、态度、观点、方法和成就 ,能给我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多元开放 百家论争——全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高级研讨班综述

“重写文学史”是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话题。然而,为什么要重写文学史?重写什么样的文学史?怎样重写?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至今文艺界还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答案。对于这个问题,文艺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从文学史观的角度进行理论上的研究和探讨,以期同文学史家一起寻找出一条较为理想的文学史研究之路。基于这一想法,国家教委委托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暨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师范学院等院校共同主办全国“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高级研讨班。研讨班于1995年7月在北国江城——吉林市举行,30余名专家、教授、博士到会参加了研讨。 此次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会议围绕“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历史”这一主题,对文学史研究的现状、存     

现代文学史分期的宏观鸟瞰

当历史演进到近一百多年,我国确乎起了数次的剧变.于是历史有了更迭迅速的近代史、现代史、当代史.文学亦在社会形态的迅猛更迭中,一一对应地划出了近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以及到今天已经不太新了的“新时期文学”.而历史和文学并不因其以往更迭的迅速及人类分期的迟钝而停滞,它将仍保持自身的发展速度.人类如果再遵循业已习惯了编史法而拟出一个“目前文学史”这无异于表明我们思维速度的滞后.面对历史的督促,重写文学史已成为现今文学界急待重视与解决的一大课题.然而,它又是一个异常     

强化新华文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新加坡文学评论与研究生存状态考察

新加坡是最适合研究本土华文文学的国家。从对方修、王润华、杨松年等人的评论作品的评论中 ,可看出新华文学评论与研究具有鲜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它是世界华文文学理论批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的一支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力量。它在探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新马华文学的关系、中国作家对新华文学所产生的影响 ,以及文学现象、文学思潮、文学史编写和作家个案、新马华文学不同阶段的文体研究及文学史资料整理方面 ,均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该国缺乏对文学基础理论与美学探讨的著作 ,尤其是在重写马华文学史方面 ,不似马华文学界有锐敏的反应     

如何看待“重写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以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为例

朱栋霖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是自“重写文学史”理念提出以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文学史。与同类著述相比,其成就主要有三：一是概括性较强、条理性较好,有利于初学者接受;二是吸收了学界最新研究成果或做法;三是世界文学视野与比较文学方法的应用。同时它也存在四个问题：一是“人的文学”理念泛化;二是现代性与现代化概念含混;三是台港文学如何“入史”的问题;四是史料与史实等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除了与文学史写作本身的艰难、“重写文学史”实践不够等有关外,还与“集体编撰”的方式有关。     

文学史写作的反思与重构——论宇文所安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在其研究中深刻反思了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如分朝界代式的文学时期划分,“从后往前读”的线性解读方式,以名家名作的评介取代文学史全貌,以先行观念决定原始材料的取舍,等等。针对这些弊病,他也做了重写文学史的尝试：将文学文本还原到“话语体系”中考察,在历史的流变中考察文学文本的接受情况,将文学文本视为一个充满不定性的历史生成物。     

论文学史写作与“堆沙包”现象

文章论述了不同时期在文学史写作上存在的“堆沙包”现象。其表现在:文学范围的过分堆叠,把经学、史学、哲学、文字学等罗列其中,成为一部沉重的学术史,文学史的光芒被遮蔽了;以作品为主线来叙述文学史,形成作品堆叠,使得在反映文学发展的起伏变化、文体盛衰的消长上,不能使人了然于胸;对作家分析评论的堆叠,使文学史成为作品的接受史,没有了编纂者自身的见解;还存在着对作家的堆叠,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录鬼簿式的编年记账体。造成“堆沙包”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史传传统之文史不分家,考据传统及“文以载道”职能。要摆脱文学史写作“堆沙包”现象,就应该坚持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创作时代与接受时代即当代价值和当时价值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