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下的孝慈精神之嬗变

鸦片战争开始了中国“被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此进程中,中国传统家庭伦理也开始了艰难的近现代转型。家庭伦理近现代转型可分为三个历史阶段,三个阶段均具有自己特殊的背景和特点。在各历史阶段,孝慈精神都始终未能摆脱被批判、被摒弃的命运。事实上,孝慈精神植根于血缘亲情,具有人类生活的普遍性,既适用于传统社会,也有用于现代社会,理应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成为构建现代家庭伦理的有益资源。     

村落商业经济的变迁及其意蕴——以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一个村落为个案

文章以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发源地的后乐村为个案,考察了建国50年来村落商业经济变迁的历史过程,并根据其呈现的"地方性知识",对一系列传统的现代化理论观点作出了反思.指出村落商业在农村现代性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村落场域拥有形成和发展商业的内源力,村落的现代化进程遵循着特殊的发展轨迹,测评村落现代化水平应有自身的特殊指标.     

“家”字的文化阐释

"家"字的形义及其演变显示,其本义似应为"住所"。从历史上来看,古代的"家""家庭"是人类两性生活所组成的最基本的或者最小的社会组织。大体上来看,人类开始是群居杂处,大致在原始母系社会开始形成对偶制家庭,到了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原始氏族社会瓦解的父权制时代,人类开始有了总体上的一夫一妻的家庭。家庭通过一定的婚姻形式而比较固定下来,成为社会的最小细胞。从人类学上来看,"家""家庭"是社会生产力发展以致私有制和阶级产生以后的产物,它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的"家"和"国"的关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性:中华民族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家族等血缘关系为维系,形成了以宗法制度为主要表征的家国体制,从而不同于西方民族以商品经济为基础、以人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为维系而形成的法律和国家制度。中国的学术流派之所以被称为"儒家"和"道家",似乎与中华民族的这种家族观念强盛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中国文艺史上,家庭的亲情、家族的血缘之情、家乡的养育之情,是尤为重要的题材。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文艺才铸就了抒情表现的特色。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移民与村落社区

明清时期,大理地区因中央政府的屯田政策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大规模的移民开始在大理地区定居及繁衍,形成了多民族分布与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新的村落形态、权力结构、公共空间及信仰生成,移民以相同的文化而不同的聚集模式重构聚居地的生活。多姓杂居的村落形态,使村落的权力结构、庙宇与公共组织相对开放多元,维持着其独特的生产、生活秩序,呈现明清时期大理地区的村落社会时态及国家权力的运作、多民族的交融对边疆基层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胶东沿海地区渔村村落与民居的保护及更新

胶东沿海地区渔村在村落空间、道路结构、院落布局、单体形式等构成要素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通过分析传统渔村村落与民居的发展现状,提出了要依据传统渔村村落与民居的形成条件和发展历史,采取有针对性的保护及更新措施:选择性保留、创造性改造和适时性更新.     

蒙古族农村赌博成因与社会危害关系探源

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赌博具有悠久的历史背景。据了解,赌博现象至迟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经出现,到秦时开始初步形成。赌博在人类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且始终被人们视为一种丑恶的社会现象。自古以来,人类也为治理或控制甚至消除赌博风气花费了很大力量,但是始终未见成效,赌博现象反而更加严重起来。通过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的赌博现象为切入点,对赌博成因以及对社会秩序所造成的危害进行分析,并以此为参照,提出了几点认识和建议。     

略论人类社会基础结构

对人类社会基础结构的看法,长期来一直存在某些误解。一般都认为“家庭”是社会基础结构。直到目前,这种看法仍然十分流行。实际上,家庭不是社会的细胞,而是一种血缘的结构。其主要特点是具有生理属性,而非社会属性。况且,当远古人类社会处于群婚阶段时,尚未出现家庭,但已出现人类社会基础结构。可见,不能将家庭与基础结构混为一谈。     

亚细亚生产方式与中国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是马克思关于人类文明起源与东方社会特征的科学理论,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关系是理解这一理论的关键。亚细亚生产方式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类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过渡的一般形式,也是中国等亚洲国家在特殊历史条件下自然形成并长期存在的一种特殊的生产方式。因此,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同于西方古代社会的特殊性质不仅具有可能性,而且有其历史必然性与客观现实性。     

市场经济和教育的选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拍岸”,教育令人深深思索 历史的现实的观照 教育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发生物,教育的经济功能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时期才孕育产生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以机器为标志的现代生产力则最后促成了教育和经济的姻缘,从而改变了经济与教育在古代作为两种独立的社会过程而互不相关,甚至是相互排斥的现象,形成两者相互影响,共同进步提高的良性互动局面。 传统社会如中国古代社会,学校教育以“经”为本,对经济和生产则疏远甚至排斥,学校教育和生产分离。以小农自然经济为基础的社会,其经济生产活动不需要接受学校教育影响。自然经济社会,由无以计数的彼此雷同、极端分散而又少有商品交换关系的村落和村镇     

吉林省图们江边朝鲜族梨树村的形成与空间结构变化

为了提高农村生活水平和居住环境的改善,也为了作为延边建筑历史资料来保存的同时应用于农村村落的规划及建设上,通过人文调查、测量、采访、拍照等手段,对图们江边朝鲜族梨树村村落的形成与道路网、居住区结构的变化进行了了解和分析。梨树村具有独特的地理位置,因此形成的比较早,日本强占时期是集团村落,文化大革命时期是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但是目前人们对农村意识形态的不同看法导致了人口的减少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也导致了村落道路网和居住区结构的消失和变化,使有规律性的村落变成自由形态的村落,因此农村的发展应和自然环境和谐,才是它的发展之路。     

离土熟人社会：村落水利失序问题的一个解释框架——以水利纠纷为视角

近十多年来,乡村社会变化巨大,传统熟人社会蜕变明显。选取巢湖流域的蒋村,通过对其农田水利纠纷演变的分析来解读当前乡村社会秩序变迁。研究发现,传统时期村落水资源紧张,农户利用身份排斥、家族联合、以理服人等策略争水,水利纠纷频发,但是乡土熟人社会和礼治秩序能够及时惩罚违规者,匡正和恢复水利秩序。进入新世纪,农民的流动性、理性化,导致水利纠纷减少,但也伴随着乡村水利治理的失序,原因在于人口持续外流,人-地联结弱化,导致乡土熟人社会退化为离土熟人社会。解决农村水利秩序问题不能仅仅着眼于增强政府治理责任,更应该紧扣离土熟人社会的背景,从农村人口流动、土地制度、社会建设等方面统筹考虑。     

回归自主与放权社会：中国农村养老治理实践

当下中国农村养老已逐渐形成了由政府、个人和家庭、社会、市场等多元力量共同参与治理的格局,但养老供给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尚未达成,面临着治理的双层运作、治理的分块运行以及养老秩序的陷落等结构性困境,并由此带来了供需脱节、养老极化以及社会离散等风险。对此,各地在养老治理中不断探索出“政府+村社”、“政府+乡村精英+家庭”、“政府+市场”、“合作社+家庭”等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养老模式,社会、家庭以及个人在养老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但仍需政府合理放权、加强社会动员和增加农民自主选择的空间。     

乡约的契约伦理色彩及其产生、变异分析

中国在北宋时期就产生了具有一定程度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乡约。不过，“乡约”这种契约伦理共同体跟现代以个体权利为本，通过契约缔结的社会组织有本质的不同。“乡约”旨在提升个体德性，以便将个人更好地收摄进家族式群体生活方式之中，而不是让个体成为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体。因此，入明后，“乡约”即被君主专制权力所利用，成了官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牢笼人心的工具。于是，“乡约”这种具有一定现代契约伦理色彩的共同体组织终究没能发展壮大并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现代性转型。探明乡约的契约伦理特性及其产生、变异的原因，有利于推动传统伦理形态的现代转型，有利于提升当代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水平。     

冬学与农民教育:1950年代山西农村社会研究

传统社会的冬学主要是在农村进行识字教育与思想启蒙。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希望通过多种渠道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来提高粮食产量,故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教育问题给予了重点关注。因此,冬学不再是单一的文化教育,其更加注重农业技术的普及教育,把培养农民正确的生产观、提高农业生产技术作为冬学教育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则是通过新技术替代传统生产方式,进而实现对农民传统思想观念的改造。1950年代开展的以思想教育与农业生产技术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冬学为研究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农村社会改造提供了技术—思想—社会的新路径。     

试述乡村庙会的社会功能--以山西北楼口关帝庙为例

乡村庙会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特殊民事活动,深深地植根于基层乡村社会中,影响着乡村居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乡村庙会又以其特有的活动内容表现出各种不同的社会功能。晋北北楼口村关帝庙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呈现出了独特的地域性,以此为个案研究,调查庙会对当地居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影响,揭示乡村庙会在农村经济文化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近代壮族社会结构及其变迁

文章指出进入近代以来,壮族地区逐渐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在广大的农村,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部分地区仍旧保留土司统治或土司旧制,这些情况使得近代壮族社会的结构具有不同于汉族地区的特点.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近代壮族社会的封闭性逐渐被打破,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因素家庭、宗族和村社的基本形态,也在发生变化,特别是阶级形态的转化,造成了传统社会结构的逐步解体.这种传统社会结构的改变,无疑对壮族社会的近代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角色社会化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影响研究

以2018年江苏苏北地区十个县区480名大学生村官为研究对象,通过层级回归分析,发现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及动力对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有显著正面影响,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能够调节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大学生村官工作绩效的关系。分类研究发现,乡村精英型大学生村官其角色社会化融入程度与工作绩效有更强的相关性,且其角色社会化动力因子对工作绩效调节效应也更强。研究结论对大学生村官成长成才管理提供了新思路,为创新性开展大学生村官工作,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提供了理论保障。     

村庄视角下家庭农场的嵌入性分析——基于山东省张村的考察

利用来自山东省一个村庄的质性调查材料,通过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和农场雇工,探讨家庭农场这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村庄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由村庄职业农民推动形成的家庭农场能够比较顺利的开展,与其嵌入村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有密切关系。家庭农场生产已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小农户生产,在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现代市场经济的特征,具体表现在基于熟人关系流转的土地附带有合同关系,农场雇工虽然是来源于传统人情基础上的帮工,但开始出现货币化趋势。     

过渡型社会与乡村治理现代化

“过渡型社会”是乡村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阶段,其形态上具有混合性、阶段性、过渡 性等多种特征,表现为村干部权威弱化、半工半耕、混合文化和原子化半熟人社会,治理上面临治理目标 与治理需求存在张力、策略性应对突出和弹性治理鲜明等多重样态。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嵌入在乡村社 会结构与变迁之中的政治社会过程,其推进应该与乡村社会的性质相匹配,有相应的社会基础支撑,这 一基础不仅蕴涵乡村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还包括乡村社会转型的阶段性。深刻认识过渡型社会及其 性质,对于有效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劳动力迁移背景下农村留守老人经济供养状况实证研究

随着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传统的家庭保障功能逐渐弱化,而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尚处在改革探索过程之中:再加上留守老人群体自身的特殊性、相关社会制度支持度的不足,使得留守老人所能获得的养老资源日渐匮乏.为了更好地了解农村留守老人经济方面的养老保障状况,文章以安徽省怀远县永红村实地调查为例,在数据分析的基础上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