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制定中公众参与的经验及启示

公众有效参与立法活动能够促进立法的民主性,提高法律规则的可实施性。2018年12月,美国《国家生物工程食品信息披露标准(实施细则)》公布于世。除具体条文外,另有详尽的公众参与制定该规则的全过程记录同时发布。通过对美国公众参与立法的全阶段进行分析发现,其公众参与立法程序较为完善且公众参与性强。结合我国公众参与立法的现状,提出引入“立法预先公告”程序,扩大公众参与主体范围、增加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适当延长公众评议时间、完善公众评议反馈制度、进行充分的立法信息公开等具体建议,切实保证公众在参与立法过程中获得现实参与感,以促进立法民主化、科学化,为我国法治国家建设助力。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建构

公众立法参与权利的实现和公众立法参与行为的真实有效都需要完善的立法参与制度来保障。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运行由一系列行为规则、规范和具体制度维系支撑。代议制民主制度、授权立法制度、立法信息公开制度等为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与运行提供了制度基础。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体系由程序性参与制度、非程序性参与制度、基础性制度等三个层面构成。建构完善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制度需要明确制度目标，科学定位制度功能，要有利于发挥不同主体立法参与作用。     

中欧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的比较与立法启示

对国内外环评公众参与机制不断地进行探索与比较,有利于我国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中欧环评公众参与机制在法律背景与依据、在"公众"的定义与范围上存在差异,在公众参与环评的范围、内容、阶段以及信息公开方面也有不同。欧盟环评公众参与机制给我国的启示为:我国公众参与机制应遵循国际原则,积极履行国家义务;立法明晰公众环境参与权;完善"公众"主体机制;完善公众参与环评的范围、内容、阶段;加强信息公开与知情权保障;完善公众参与环评专项立法。     

欧洲公众参与中的政府角色

欧洲的公众参与的过程是一项体系化的工程,其中,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政府对于公众参与的动力和热情既来自其法定职责,也来自其自我志愿。在公众参与的过程中,政府进行相关立法来保障公民的法定参与权,政府公开相关信息、公示政府行为,进行有关公众参与的具体组织,对公众举办公众参与的教育和培训,同时对公众受到损害的参与权进行救济。     

行政规划中的公众参与：以城乡规划为例

美、英、德、日诸国的城乡规划立法对于公众参与程序均有详细的规定,信息公开、告知、听证、说明理由、公众参与计划诸建制化与非建制化程序安排贯穿于城乡规划的立项、编制、审议、批准、实施许可与修改全过程.反观我国有关城乡规划立法,公众参与之信息公开、听证程序基本停留在规划草案编制阶段,而其余阶段几乎未有任何具体的规定.我国法律关于城乡规划机关承担告知、说明理由义务的规定亦极为狭窄.借鉴上述诸国关于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程序的立法规定,希冀在检讨我国城乡规划中公众参与立法规定之不足基础上对之进行重构.     

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的完善

运用实证分析方法对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进行了系统分析和论证。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有利于提高法律实施的效果,有利于避免行政立法权的滥用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行政立法公众参与存在诸多问题,表现为引导公众参与的激励机制尚未建立,立法机关组织公众参与的约束机制有待规范、公众参与的意见反馈机制和有效保障机制亟需健全。应该通过相关立法进一步完善行政立法公众参与机制,从而保证行政立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概念、主体与价值

为探讨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运用归纳分析法、实证分析、比较、价值分析等方法界定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公众参与和公众主体,论证了地方立法公众参与的价值.认为地方立法公众参与是指作为公众的自然人、自然人体现的法人、社会团体直接参与地方立法的制度,其具有地方法规正当性、适应性、权威性的价值.     

从《物权法》的制定看中国立法的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立法的广度和深度是评价一国立法民主化水平的重要指标.从《物权法》制定过程中的公众参与来看,中国当前立法的公众参与,在显现出参与广度扩大化、参与深度增强化和参与主体群体化趋势的同时,也存在制度化建设不够、组织化程度不高和参与能力不均衡等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相关制度建设的加强、利益表达渠道的拓展和公众参与能力的提高.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

就理想层面而言,公众参与地方立法是直接民主的体现,有利于弥补代议制民主的不足,提升地方立法的民主性和科学性,促进地方立法预期目标的实现.然而,在当前社会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实践中,公众参与的主体资格、事项和过程均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导致公众参与的范围较窄,公众参与的意愿较低、程序不够规范、组织化程度不高,公众参与的实效性不显著.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些地方关于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地方立法中的公众参与制度,拓展公众参与的普遍性,提升公众参与的实效性.     

论公众对地方立法的全方位参与

地方立法是我国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参与地方立法反映出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和地方法制建设的热情,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表征。尽管我国的《立法法》等相关法律都不同程度的体现了扩大公民参与地方立法的思想,但实践操作过程中仍有许多现实问题亟待解决。如何在立法程序提案阶段和审议阶段建构公众参与地方立法的机制,以及完善起草阶段的参与制度,将是公民全方位参与地方立法的重中之重。     

当代中国律师参与立法的途径、制约因素及其完善机制研究

律师由于具备法律职业优势,在立法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律师可以凭借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立法咨询委员、立法助理等特定身份参与立法,也可以通过接受委托立法、直接上书和大众传媒等方式参与立法。由于现有的政治供给机制不充分,当前还存在着不利于律师参与立法的多重制约因素,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保障和扩大律师参与立法的权利。     

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制度中若干问题之评析

环境影响评价是预防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重要法律制度,公众参与是国内外环境保护领域的一项基本法律原则,对于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有效推行以及公共环境纠纷的防范具有重要意义。我国现有立法难以有效保障公众对环境影响评价的参与权的实现。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的范围和类型,扩大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范围,完善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方式,提高公众参与环境影响评价的效力。     

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法律机制研究——以群体性事件的解决为视角

财政自治权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赋予民族自治地方一项重要的自治权,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物质基础。我国正处于急剧的社会转型期,边疆民族地区大多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信息不便,基础设施落后,生产力水平低,经济发展落后,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边疆民族地区财政自治权缺乏法制保障,导致财政状况困难、财政收支不平衡,成为引发边疆民族...     

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研究：功能、困境与政策调适

作为政府与市场之外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在群体性事件治理中发挥着“资讯—预警”“协商—对话”“治理—服务”以及“修复—善后”的功能,是群体性事件治理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但实践中,社会组织却面临着参与空间受限、参与意愿不强、参与水平不高、参与深度不够以及自身公信力较低的困境,严重阻碍了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功能的发挥。为此,必须从完善立法、拓展制度空间,构建评估、激励机制,提高专业化水平以及强化社会组织自律等方面进行政策调适,优化社会组织参与群体性事件治理路径,确保社会组织对群体性事件的有效治理。     

公民的法律参与：法治秩序运行的主体性支撑

公民参与法律对我国法治运行的各个环节都将产生巨大的促动作用,是支撑法治运行的主体性力量。公民对立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表达与平衡多元化的利益;公民对执法活动的参与,有助于提高法律的实效性,增强法律的开放性及其自我修正机能;公民对司法活动的参与,既能主张和维护权益,又有利于法院裁决发挥其意识形态功能。总之,公民对法律的参与将有效促进立法、执法、司法活动,进而推动法治进程。     

我国惩治与防范毒品犯罪法律对策的完善

完善的法律对策 ,是综合治理毒品犯罪的一项重要措施。目前 ,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以刑事立法为主 ,配合行政防范性立法的禁毒法律体系 ,并在现实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毒品犯罪作斗争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 ,因此 ,必须不断完善禁毒的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 ,加强地方禁毒立法 ,从法律上为打击和防范毒品犯罪提供有力的保障。     

区域发展权视角下的地方协同立法

地方协同立法是不同区域的立法主体针对共通性或牵连性事项制定共同规则的过程和结果。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法律保障是地方协同立法,一体化发展的目的即是解决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区域发展权从人权的高度关怀区域发展利益不平衡问题,是地方协同立法的权利基础和指导理念。立法是一项利益协调活动,为保障协同立法相关区域主体的发展利益,地方协同立法应确定区域平等、利益均衡和开放参与三项原则。根据上述原则,应构建和完善不同区域、不同部门之间在横纵向、内外部上的沟通协作机制,建立并优化获益主体与受损主体在重要事项和领域上的补偿性利益流动机制,健全社会公众有效影响协同立法的全过程参与机制以及立法主体间的交叉备案审查机制。      

论乡村振兴立法的功能定位与基本原则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离不开完善的顶层法律制度设计的规范、保障和引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三农"领域立法虽已取得较快发展,但随着城镇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现有立法在回应乡村发展与社会转型所面临的新问题时仍显不足。因而,乡村振兴立法需要在修正现行基础立法不足、重塑"三农"法律体系以及克服过分依赖政策推进"三农"领域改革的弊端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在制定有关乡村振兴的统一立法时,应当遵循纲领性与可操作性并重、坚持农民主体地位以及科学、民主、依法立法等原则。一方面,既要注重构建乡村振兴的基本组织架构及法律制度框架,又要明确相关措施的实施标准、程序和监督问责机制;另一方面,应当以实现农民主体地位、促进农民全面发展为依归,强化立法对农民平等参与及发展权利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