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不用之用”文学观的矛盾发展

鲁迅试图以医学救国的时候 ,就超功利地喜爱文学 ,但他弃医从文 ,却恰好是注重文学的功用 ,以文学改造国民性 ,于是 ,一个矛盾的文学命题———“不用之用” ,就成为鲁迅留日时期的文学观。这种矛盾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 ,一直没有消除 ,只不过有时是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占上风 ,有时则是神秘幽深的非功利的文学观占上风。甚至晚年功利主义文学观占绝对上风的时候 ,鲁迅非功利地喜爱文学的趣味也表现在旧诗创作中。鲁迅功利与非功利的文学观的矛盾结构有其深刻的现实动因和文化根源     

寻根文学的寻根之失

"寻根"即对民族历史、文化、生命原初生殖力的寻找."寻根"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跨流派的重要文学现象."寻根"作家们的"寻根"主要围绕大地的寻找、历史的寻找、心灵的寻找三个方面展开.然而,"寻根"作家们的寻找并未真正触及到大地、历史和心灵,因此这种"寻根"之旅,也就成了一场无根之旅.分析文学"寻根"之失,对我们认清那一时期的作家的文化心理,有着重要的意义.     

由圣到医:元代医祀三皇考

元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尤其是蒙古人的重医传统和医者的行业习俗,促成元时三皇神格由上古圣王到医药之祖的转变。围绕着由谁主祀三皇的问题,元代的儒、医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为推进医祀三皇的现实化进程,时人从政治、文化和医统上论证了医祀三皇的合法性。元代医祀三皇不仅开创了王朝尊三皇为医药之祖而加以祭祀的先河,而且塑造了民众的心理和行为并演化出相应的民间习俗。     

毕淑敏创作中的医学内容和医学叙事

毕淑敏是弃医从文作家中做医生时间最长的一位,其作品深深镌刻上了来自她职业医生身份的医学痕迹。医学视景的文学表达——知识启蒙、精神讴歌、医学叙事是其作品表现出来的最大个性和特色。文学和医学的双重视界使她的文本同时具有文学和医学的双重社会功能和价值。     

元代作家的民族、遗民身份及文学叙事扩张和抒情自由

元代的文人构成具有一些特点,从横向共时的角度来看,主要是民族性问题。民族性主导下的元代文人具有了民族差别特性,而元代文学也具有异族征候。从纵向历时的视角来看,则涉及遗民身份及其所主导的遗民文学。元代文人的身份差别构成了别具特色的身份文学。而关于元代的整体文学风貌,也具有一些特色:一是基于叙事抒情的杂糅多体性,这以元曲为代表,表现为叙事的介入和抒情的自由解放;二是诗文这样的正统文学样式中的抒情呈现出自由之势,并相应地有了个性的突出和心态的平和,平易正大和奇崛的文风都是文人相对自由的存在状态所促成的。     

元代文人“后陶渊明情结”的文化审视

历代无数文人与陶渊明之间结下了不解之缘,并形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陶渊明情结"。中国文学发展到元代演变为雅俗文化合流、俗文化占据主流地位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与元代文人的"后陶渊明情结"密切相关。在特殊的社会氛围和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元代文人产生了较之唐宋更为普遍的隐逸风尚及"后陶渊明情结"。这一情结在元代文人那里发生了嬗变,蕴涵着特殊的文学意义和美学意义,反映了元代社会文化的多面性。     

“西北子弟”与元代文坛格局

在元代民族融合的大背景下,"西北子弟"文人群体的出现,使得元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独领风骚,他们对儒家文化的服膺接受,多元与多种信仰包容并举,在元代游历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展示不同的诗文风貌和特质,呈现元代文坛所独有的突出的特点。西域粗犷、奔放的地域文化特点使元代文学别开生面,这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西域作家群和汉族作家共同创作了元代诗文的繁荣,形成了元代文化和文学的多元性。     

元朝用人政策下文人生存状况及俗文学的发展

元代统治者用人重世家重根脚,科举也时断时续,士子文人失去传统的上进之路,另外,元代重经济、义理而斥词章的学术取向和人才倾向,均对元代文人的思想和生活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形成了比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要庞大的"在野"文人群体。元代文人为了生存,他们需改变谋生方式,弃儒而习别业:由吏入仕,或从事书塾教授,或从事商业,或为医,或为阴阳术士等等,一部分文人从雅文学群体中分离出去,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俗文学作家群,元代文人对俗文学并不排斥,多持肯定态度,尤其是在元代都市经济繁荣。娱乐之风盛行的情况下,元代以杂剧和南戏为主的俗文学充分发展繁荣,元代文学丰富多彩并充满活力。     

医学体验与中国文学现代叙事

20世纪中国文学和医学深刻扭结在一起。西方自然医学科学的借鉴体验,对于"弃医从文"或"亦医亦文"的人文作家具有深层规约和发展机制,造成文学叙事呈现出相当的冷静、理性和悲剧化品格,而这一点又恰恰和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品质契合。     

简论新时期文学中的文化意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文学走过了一个从政治反思到文化反思的过程。回顾和总结文化意识对新时期文学产生的影响和作用有助于我们今天更好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正确判断民族文化传统的优劣,使中国文学走向成熟、走向兴旺、走向世界。文化与文学从来就密不可分,五四新文学就是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发展壮大起来的。几年前中国思想界、理论界一场沸沸扬     

江户时代中国文化对日本之影响——侧重于江户前中期狭义的文化考察

德川幕府统制的江户时代的前中期,相当于明朝的最后40年至清朝的道光年间。由于日本国内统一的实现,幕府将军对文化事业的重视,藩国大名、藩儒和一般町民对汉学兴趣的渐增,从而将江户时代中国文化的影响推至空前高度。除了在儒学、史学、文学和本草学等具体领域的影响外,其深层作用则表现为给予日本武士地位至上的传统以儒家等级思想的内涵,从而促动了文武互补的日本近世文化的构建。     

南方文化之崛起与宋代文风之形成

南方文化的崛起经历了漫长的历史过程，主要从唐代开始，到宋代就进入了全面超越北方文化的时期。宋代文风的形成，是南方文化鼎盛的一个突出表现，二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联。     

神仙信仰的发展与汉代医学兴衰

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与医学的兴衰相反相成。汉初,神仙信仰陷入低谷,医学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武帝时期求仙热潮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却没有史料提及医学在这一时期有所发展;武帝以后,求仙热潮消退,神仙信仰通过理论化、宗教化向道教的方向发展,医学再次取得空前的成就。汉代医学与神仙信仰相反相成发展的深层动因是人们对生命永恒的不懈追求,正是人们对不死成仙的渴望推动了医学的兴盛,也使医学的某些领域走向歧途。     

西方医学在近代中国传播的社会效应

考察西方医学在清末民初传入中国时的途径,最初人们对这种新兴医学的态度和认识过程,以及后来的发展状况,可以帮助我们从文化传播、社会经济、国家政治的视角,了解西医传入中国后所引发的医学体系、医疗事业、医药商界的利益纷争和外交政治诸方面的变革,认识西方医学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     

从吴文化记载看《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

《史记》中的《吴太伯世家》等篇章，对吴国的历史文化有较详细的记载。通过这个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先秦西汉时期吴人尚武好勇、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等特点。吴文化作为一种独特的地区文化载入史册，体现了《史记》的文化综合特点。这种综合是一个复杂而艰巨的过程，它既是时代的需要，又是创造新文化的必由之路。     

法家文化与秦朝的兴亡

法家文化与秦王朝的兴亡密切相关,它在秦国历史上的作用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秦孝公时期,商鞅以法家文化为指导实施变法,使秦国迅速壮大,为吞并六国、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确立了法家文化在秦国的主体地位;秦始皇时期,由于过度迷信并片面使用法家文化,实行君主专制,崇尚权术,严刑峻法,残暴统治,激化了阶级矛盾,导致秦二世而亡,同时也扼杀了法家文化的优点,极度膨胀了其不足。秦兴于法家,也败于法家,甚为遗憾!     

千年文明论赞

公元后第二个千年的开端,正是中国北宋开国不久,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景象。在此后的１０００年中,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广泛运用,典籍文化、医药文化、建筑文化和文学艺术各领风骚。思想文化领域,理学盛行一时,心学别开生面,永康、永嘉,讲求实际。文人画、书法、古典诗词和京剧,成为精神文化的四大名牌。千年文明体现出强大的民族亲和力,讲究事物的整体性和有机性,其原创性与包容性紧密相联。在原创中包容,在包容中创新,是中国文化的性格。１６世纪,中国国力下滑,清代乾隆后期,与世隔绝。后半期的二三百年间,危机重重,终至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在新千年开始之时,考察和反思公元后第二个千年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命运遭际和文明收获,深化和重释"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的历史意识,从中可以找出重振大国雄风的精神动力和历史经验。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乾嘉时期戏曲评点理论发覆

清代乾嘉时期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由理学迈向朴学之重要转型期,也是中国戏曲评点理论发生转变的关键期.清代戏曲评点在清初顺、康年间达到鼎盛,乾隆以后又迅速走向衰落.较清初而言,乾嘉时期的初戏曲评点在延续中有变化,主要表现在:戏曲叙事结构理论的延续与变异、形式批评的崇尚和反剧场化的艺术追求.这是时代思潮规训和文人戏曲评点家忽视戏曲综合性艺术的"类"特征二者合力的结果,标志着古典戏曲评点日渐走向衰亡.     

魏晋之际法律文化流变述略

魏晋上承秦汉,下启隋唐,在汉唐制度文明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其时政制、律令多有革故,亦不乏鼎新,并以法律儒家化为其标榜,发展为隋唐制度之渊,是隋唐达到中华法制高峰的基石。魏晋法律文化有着传承、解放、独立三个特质,正是受当时学术分野所影响,也是魏晋文化的风度与风流所造就。将魏晋法律文化置于其时文化大环境,特若学术环境而言,更能考察在整个社会巨变背景下,魏晋法律文化作为魏晋文化的一个因子,是如何与其时历史发展密切关联并交互影响,又如何丰富魏晋文化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