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与澳门汉学活动勾沉

本文介绍了在明朝中后期,耶稣会士在澳门进行汉学活动的情况。有四个部分:1.是在澳门撰写介绍中国情况的著作;2.在澳门发出书信,这些主要内容有:(1)谈论在华传教问题,包括传教策略、教区情况等;(2)有关汉学著作的写作情况;(3)有关“礼仪之争”;(4)介绍中国情况、研究中国历史等;3.撰写有关中国传教情况的报告及其他内容;4.进行其他的汉学活动:(1)进行科学调查;(2)研究中国的历史与宗教;(3)绘制中国地图。     

澳门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本文认为,澳门自１５５３年被葡萄牙人租居以来,就成为耶稣会士出入中国内地传教的最早和最主要通道,而这些传教士大都是聪明慧达之士,他们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西方近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促进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而且向西方宣传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运动。传教士的双向活动,使东西方文化通过澳门而相互交汇,澳门也因此成为近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     

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从清初至清中叶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澳门 ,是耶稣会士在澳门主动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时期。他们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有撰写著作、书信和研究中医药三个方面。     

俄国汉学若干问题刍议

17世纪是俄国汉学的前汉学时期,以后又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18世纪的创立阶段、19世纪上半期的民族化阶段、19世纪下半期到十月革命前的近代化阶段。俄国汉学在长期的发展过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其中实用性、官方性、民族性和手稿多四大特点表现最为明显。俄国汉学家在中俄文化交流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俄国思想文化变迁的影响极为有限。     

比较文化视野中的汉学和汉学研究

汉学是国外学者在对中国历史文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一门独特的学科 ,而汉学研究则是中国学者对汉学成果进行再研究的反馈行为。二者都是在跨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的 ,因而应具有自觉的比较文化视野。在世界一体化的今天 ,由于多元文化发展的需要 ,汉学、汉学研究、比较文学这三个原来互不相关的学术领域正在不断地靠拢 ,相互借鉴 ,并将为新世纪的人类文明做出新的贡献     

李提摩太与近代中西文化交流

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国情以及传教士的特殊身份,文化侵略几乎是传教士近代在华事业的全部诠释,并一直影响人们的视听.实际上,以李提摩太为代表的传教士在进行其传教事业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担当了中西文化交流使者的角色.作为传教事业的辅助载体,李提摩太所带来的西学在中国的传布,是时人汲取西学的主要来源,并促成了维新运动的兴起;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研读,客观上促进了汉学在西方的传播.在一定时期内,他们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主体.     

清代广州十三行与中西文化交流

广州在历史上长期是中外经济与文化交流的中心,清朝中期从事对外贸易的"十三行"起了重大的作用。长达85年的岁月里,广州十三行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开放的人文意识和悠久的商贸传统,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商船,与处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西方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上进行了全面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从圆明园变迁看中西文化交流

圆明园是清代帝王创建的一座大型皇家宫苑。这里曾经汇集中西方文化之精华,也曾成为战争侵略的牺牲品,更始终作为文化交流的晴雨表,展示着不同时期异质文化相互交流的情况。本文通过分析300年间圆明园兴衰变迁的历史,进一步探讨如何在新形势下加强以圆明园为代表的人类共同文化遗产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文化平台作用。     

汉学、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

汉学主义概念的出现与汉学或中国学以及萨义德的《东方主义》一书有关,因为中西现存的少数涉及该词语的资料都赋予了它这样一种特征,认为它是汉学研究中的一种东方主义形式。因此,汉学主义与东方主义和汉学都有关联。这种双重关系必然会导致两个问题:汉学主义是等同于或者近似于汉学或中国学的一种形式,汉学主义是另一种东方主义或西方中心主义。事实上,汉学主义不是汉学,也不是东方主义或其他形式的西方中心主义。汉学主义是一个独立的、带有独特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理论范畴,是关于知识生产的研究。确切地说,汉学主义是对相对于西方和世界的中国及其文明的知识生产的一种批判性研究。     

汉学是科学吗——现代中国汉学和宋学的对立

20世纪初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加速了科学与哲学的分化,汉学和宋学的对立也被卷入这种分化之中。在科学派一方,丁文江坚持科学万能论,主张汉学是科学,宋学不是科学;胡适认为汉学并非汉儒之学,而是宋学“格物致知”方法的延续和发展,与西方科学处于同一路向。在玄学派一方,张君劢认为宋学是中国哲学的主流,企图以宋学包容汉学并由此重建新儒学;冯友兰则认为宋学是哲学而非科学,正是因为其具有空虚这一不同于科学的特征而成为中国哲学经久不变的主流。而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之前,王国维早已对汉宋划界问题有所预见,他较为倾心于汉学并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然终不可得。对汉宋划界形成过程的追溯为我们重新思考何谓“中国哲学”提供了一个思路。     

国学探略

进入21世纪，“国学热”在中国大陆此起彼伏。纵观历史，横观近邻。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复兴”，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东南大学与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的地缘与派分

20年代胡适等人倡导“整理国故”运动,并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展开系列的学术活动,在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南方学术重镇东南大学的学者们除了以《学衡》与《史地学报》为阵地之外,以国文系师生为主成立了“国学研究会”创办刊物、展开演讲、编辑从书,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针对北大国学门,东南大学国文系也计划组织“国学研究院”,但却遭到北方学者的抨击和校内新派的挖苦,由于东大不久即发生风潮,东南大学国学院最后是否真正成立也值得怀疑。从“国学研究会”到“国学院”的短短历程和遭遇,集中地反映了20年代早期南北学术界在“整理国故”运动中的地缘与派分。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上)

明末清初的 16— 18世纪 ,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 ,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 ,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 ,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基本上是失败的 ,或者说是收效甚微 ,但他们在中西文化 (哲学、史学、经济、伦理、政治、语言文字、科学技术等 )交流方面成绩斐然。他们在中学西渐方面取得的成绩比在西学东渐方面更大。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 ,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法国汉学界对中西文化首次撞击的研究(下)

明末清初的16-18世纪,是中西两种文化首次撞击的时代。这次中西文化的撞击与交流媒介,是以入华耶稣会士为主体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他们无论是在中学西渐方面,还是在西学东渐领域中,都做了许多有益的、他人无法取代的工作。入华耶稣会士与中西文化交流,是近年来国际学术界的热门课题,法国汉学界在该领域中始终居领先地位。本文对法国汉学界近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作了鸟瞰式评介。     

论国学的含义与构成

从时代性、民族性、整体性、层次性四个角度把握国学的含义。儒释道是国学的基本构成。各自的理论特色和精神趣旨分别是拿得起、想得开、放得下。三家的共识是人格养成、向往真善美和社会和谐。三家整合在一起,共同搭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     

由冲突到创新:19～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一条线索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从封闭到改革开放的激烈动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冲突,因而也越来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本文认为,西方文化的传入及其引起的中西碰撞、冲突与交流,不仅是一种引人注目的文化事实,也是我们了解和反思历史变迁的交叉口与基本点。这也许仅仅用"由冲突到创新"这一命题所无法完全概括的;但是,作为一条历史线索和思想文化纷争的焦点,这种梳理与探索无疑会对我们认识过去和开创未来提供有意义的资源及视野。     

澳门货币替代的演进、特征与未来发展

澳门存在明显的货币替代现象,但其成因和发展变化不同于一般的货币替代。一方面,港元在澳门的流通是由多种经济与历史因素造成,而且并未带来如在其他发展中国家内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随着粤港澳之间经贸来往的日益密切,人民币也日渐成为澳门元、港元以外的另一流通货币。未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加快及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可能,将对澳门元法定地位产生一定影响,这些均对粤港澳经济、金融合作的加强提出了更高要求。     

巴文化西播与楚文化西渐

对巴文化起源、发展和兴盛的历程考古学分析,发现巴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由西向东播迁的总体趋势。同时,伴随这一过程的还有楚文化在重庆峡江地区的出现,其西渐的态势反映了巴、楚势力的消涨,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兴衰历程。     

从文化心理差异看汉英寒暄交谈

寒暄交谈指并非真正用来交换信息或意见,而只是为了创造气氛或保持社交接触的交流语。它传递的信息极微,却分布广泛,是人际交往的润滑剂。汉英寒暄交谈深层次上受制于东西方两种文化心理。从文化心理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方面探讨汉英寒暄交谈的差异,以窥文化对语言的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