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利益分配——旅蒙商予以蒙古负面影响的再认识

清代旅蒙商通过高昂的价格、沉重的债务等手段,给予蒙古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这也是长久以来,旅蒙商倍受诟病的原因,笔者试图从成本的重新核算,债务产生的原因,利益的分配方面,展示这段历史的复杂性,从而对旅蒙商,进而对清代的蒙古社会有更深刻的认知。     

民国初年归化城牲畜长途贩运研究——以天义德商号信稿为中心

清代民国时期旅蒙商曾在归化城开设天义德商号,留有民国5年(1916年)11封书信。书信显示天义德号所从事的是归化城与乌里雅苏台之间的牲畜长途贩运,同时也经营砖茶和日用杂货。天义德商号的牲畜经营是旅蒙商在蒙古地区从事牲畜长途贩运的典型代表。该商号在牲畜的采购、运输、销售上有成熟的经营方式。但是商号经营业务固定,在民国初年...     

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集镇——乌镇商贸探究

乌镇位于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德令山镇境内,是清代内蒙古西部草原丝茶驼路上的一颗璀璨明珠,也是通往库伦、土谢图汗部及三音诺彦汗部等地商贸中转的重要集镇之一。乌镇约于清代道光时期兴起,咸丰年间旅蒙贸易达到兴盛,光绪至民国9年(1920年)为鼎盛时期。乌镇不但是归化城、包头镇及内地糖茶布匹日用百货商品的中转枢纽,也是包头旅蒙商对外贸易的重要转运集散地。光绪年间,镇内已有资金雄厚的十八家大字号和三十多家中小商号,共计五十余家。这种丝茶驼路上发展起来的边贸集镇,为内蒙古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     

清末民初晋商由盛转衰原因探讨——以包头地区的旅蒙商为个案

晋商兴起于明清时期,纵横商界约500年,至清末民初由盛转衰,是什么原因导致晋商由盛转衰,最终一蹶不振而淡出历史舞台?晋商中的劲旅——旅蒙商的兴衰就是很典型的个案。清末民初包头地区旅蒙商所遭受的外商剥削、土匪掠夺、苛捐杂税压榨和官办银行的排挤等,在当时具有典型性。包头地区的情况,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晋商由盛转衰的原因。     

古代蒙古生态保护法规

古代蒙古民族是游牧民族 ,他们利用草原饲草资源从事畜牧业生产 ;冬春季节 ,他们又以狩猎业为辅作食物补充。由于生产、生活的需要 ,早在习惯法时代 ,他们就非常重视草原的生态保护。进入阶级社会以后 ,蒙古族奴隶主贵族和后来的封建统治者 ,继承、增补和发展了古代蒙古族的“约孙”(yusun习惯法 ) ,把草原生态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古代蒙古族生态保护的法律规定给我们极大启示 ,蒙古民族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统一 ,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     

“走西口”移民在推动包头城市社会变迁中的作用

包头市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清朝至民国年间,以旅蒙商为主体的＂走西口＂移民大潮直接推动了包头旧城的形成;促进包头商业和金融业的兴盛、土地关系的变化和社会风尚的变迁,使包头成为＂皮毛一动百业兴＂的商业城市。     

清代海拉尔旅蒙商“八大家”考释

在清代呼伦贝尔商业发展史上,海拉尔“八大家”之说最为著名也广为流传,但有关“八大家”的真实性、具体名称等都存在较大的争议。海拉“八大家”之说是旅蒙商进入海拉尔的历史事实与一些民间传说耦合而成的,与多伦诺尔“八大家”之说有密切联系,且原型为清初张家口的“皇商八大家”。另外,海拉尔“八大家”中的一些商号的具体情况也是能够考证清楚的。     

从呼和浩特城市演变过程看绥远城兴建的意义

归化城作为清廷将蒙古传统部落组织转化为一般地方行政单位最为彻底的地区,绥远城的兴建在上述转化过程中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绥远城的建立不仅强化了清廷对土默特蒙古地区的统治,提升了归化城在政治、军事、经济上的地位,同时在呼和浩特城市形态构成上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元代阔端系诸王研究

宗王分封与出镇是元代的一项重要制度。河西走廊水草丰美,适于游牧,战略地位也十分重要,蒙古灭西夏以后,便不断将宗室贵族分封于这一地区。其中以系出窝阔台的阔端家族及其兀鲁思,即后来的永昌王位下（后封荆王）分封较早,势力最大,对元代河西影响也至深。一、窝阔台至蒙哥汗时期阔端兀鲁思的形成发展蒙古灭西夏以后,河西地区作为战利品在汗与诸王之间进行了分配,大体情况是术赤之子拔都分得了沙州,察合台之孙阿贝吉分得了删丹,肃州为大汗派出的达鲁花赤辖区。①1229年窝阔台即蒙古汗位后,又将以西凉为中心的西夏故地分封给次子…     

蒙古族文化的生态学思考

本文从文化生态学的角度对草原生态和蒙古族文化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文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着重分析。认为草原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与我们所持的文化有着某种因果关系 ,民族及其文化的发展须以尊重草原生态环境为前提     

清代至民国包头三大行业互动关系

康熙年间,旅蒙商人来到包头,与蒙古地区的牧民做买卖,形成一个特殊的行业——蒙古行。为了适应蒙古行的发展出现了专门从事牲畜、皮毛贸易的牲畜行、皮毛行。以蒙古行为中心,在进购货物阶段,需要牲畜行、皮毛行为其垫付周转资金,办理业务税务;在输出货物阶段,牲畜行、皮毛行虽有不同的交易市场及销售渠道,但最终是为蒙古行说和买卖。三大行业在相互支援的基础上得以发展,成为包头经济的支柱。     

康熙“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辨

康熙自言"本朝不设边防,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耳",在语境上表现出"满蒙一体"的融合局面,这句话也往往成为研究者高度赞扬清廷对蒙古怀柔政策的佐证,认为"以蒙古为长城"是18世纪清政府重要的战略方针之一。事实上,长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并没有消失,康乾时期清廷在长城沿线重要关口均驻有重兵,且清朝之所以能够"以蒙古部落为之屏藩",离开了对叛乱和离心倾向的镇压,离开了在内外蒙古设置的军府,仅仅靠所谓"施恩",是不可能实现的。     

论蒙古族悠长民歌

论蒙古族悠长民歌敖特根一、悠长民歌的风格特征蒙古族悠长民歌，是在蒙古族游牧生活与劳动的漫长历史中生成发展的独特的民间音乐。就是说，它是草原游牧生活与草原文化的独特范畴。它以音乐艺术方式展示了人的音乐感觉与想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自然与人的感觉及其生...     

新疆蒙古族风俗趣谈

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元代称为斡亦刺,明代称为瓦剌,清代称为厄鲁特、额鲁待。我们通常所说的西蒙古也主要指卫拉特蒙古。历史上,卫拉特蒙古曾从事狩猎经济,信仰原始的萨满教,活动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至13、14世纪,才逐渐迁徙到阿尔泰山及整个北疆草原地区,社会经济也由狩猎转变为畜牧,宗教信仰也逐渐改宗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敦),但萨满教在人们的生活中仍存在较大的影响。现今新疆的蒙古族,大部分都属卫拉特蒙古,他们主要分布于巴州、和布克赛尔、乌苏、精河等地,仍然从事畜牧经济,保持着喇嘛敦的宗教信仰。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绚丽     

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与清政府的对喀尔喀蒙古人政策

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是喀尔喀蒙古格鲁派黄教最大的活佛兼封建主，与达赖、班禅、章嘉合称清代四大活佛系统。一世与二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均在土谢图汗家中转生，在当时一系列动荡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巨大的宗教权威和政治影响力。清政府因而采取了各种优遇和怀柔政策，以利用其威望便于清廷的统治。从三世开始，呼图克图均从西藏人中转生，这是清政府为防止呼图克图权势过重而采取的政策。以后，随着国运衰败，清政府的政策又随之发生变化，最终使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走上反抗清廷的道路，喀尔喀也宣布独立。通过历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清代新疆的驻防八旗与“旗屯”

清太祖努尔哈赤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他创建的军政合一,兵民一体的八旗兵制为满族夺得全国政权奠定了基础。1644年(顺治元年),世祖福临定鼎于北京,设“禁旅八旗”警备京师,保卫宫廷;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清廷又先后派遣八旗劲旅分驻各地要冲,在边陲形胜之地,设将军、都统督率镇守,这种八旗官兵被称为“驻防八旗”。新疆地处西北边陲,清初为准噶尔部割据,平定之后,清廷设驻防八旗(1)与绿营等共同屯戍天山南北。驻防八旗作为清廷在新疆统治的重要支柱之一,与清廷在新疆长达一个半世纪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与他的蒙古研究

1805年,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并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边疆史地的翻译与研究是他学术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蒙古、通古斯、突厥同源论,探究了“蒙古”名称的由来,考察了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变迁以及清廷在蒙古的统治等问题。比丘林在俄国人对蒙古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具有重大价值的中文史料。     

蒙古族图形文化研究——浅谈蒙古族传统图形文化特征

辽阔无边的北方草原生活造就了我国蒙古族粗犷、豪放的性格,形成了具有神秘色彩的蒙古族草原文化,同时也形成了蒙古族特有的民族图形文化特征。独特的生存方式、神秘的图腾崇拜、图形的审美习俗都与蒙古族的发展历程有着解不开的渊源。     

论明代兀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女真的关系

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五月设置泰宁、朵颜、福余三卫于蒙古兀良哈之地,史称朵颜三卫或兀良哈三卫.兀良哈三卫原是明朝加强边地统治,防御蒙古南进的重要措施之一,亦即利用兀良哈三卫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使其“东捍蒙古”,明初三卫的确为有效地扼制北元和鞑靼部的东进南下做出了贡献,但正统以后,三卫便失去了其“屏藩”的作用.当然,不良哈三卫与东西蒙古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与明朝的关系始终都不是稳固的.同时,兀良哈三卫与女真关系亦很密切并逐渐发展,这种变化不仅影响到明朝,对东西蒙古势力的消长,三卫本身的发展及女真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蒙古族向中华大文化的转型与和谐

蒙古族由森林之王发展到草原英雄,有横跨欧亚的辉煌历史。蒙古族在现代社会中的信仰转换、文化转换、性格转换、心态转换、语言转换五个方面再现了他们的文雅特性,从蒙古族由大武到大文,由魄力到魅力的转型中,可看出蒙古族主动把自己的草原文明与汉族的农耕文明有机结合的过程,从而融入中华大文化,这是对中华民族和谐与凝聚力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