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外来风格渊源之再探

自清末以迄近年,成都万佛寺遗赴及其周围地区陆续出土了数批南朝佛教石造像,在南朝佛教造像实物相对缺乏的今天,这些造像对研究南朝佛教造像的演进以及南北朝造像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主要探讨了这些赞赏像中的外来风格-秣菟罗风格的来源问题,认为其主要来自长江中下游的建康地区,但西北地区的影响却不容忽视,从而揭示出南北朝时期四川佛教艺术的多元化特征。     

论长江流域早期佛教造像的古印度影响

中国最早的佛像是发现于重庆的延光四年(公元125)的摇钱树佛像,而北方最早的纪年佛像在此200年之后,这表明中国的佛教造像首先在长江流域兴起,然后,北方丝绸之路与黄河流域的佛像艺术才次第兴起。长江沿线的早期佛像,集中于汉晋时期,主要受古印度恒河流域的贵霜秣菟罗流派的影响。南朝时期,南方的佛像,与古印度南部、斯里兰卡和东南亚的关联较密,不仅有斯里兰卡的佛像传入中国,梁武帝也曾使人去印度求取佛像。无论是"秀骨清相"还是"面短而艳"都带有异国情调的造像的特征。     

炳灵寺169窟:郦道元笔下的鬼窟

<正>绝大部分人都想不到,中国最早有明确纪年的石窟,就隐藏在距离兰州不远的炳灵寺内。它就是炳灵寺169窟,这是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前开凿的洞窟,当之无愧地称得上“中国第一窟”。169窟在炳灵寺内的什么地方呢？它是何人修建的呢？它是如何保存至今的呢？不久前,笔者赶赴永靖炳灵寺,寻找一段在小积石山中隐藏了1500多年的秘密。     

波罗王朝密教造像与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比较

唐朝时期由善无畏、金刚智译出《大日经》《金刚顶经》标志着密教在中国逐渐兴起。从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与波罗王朝密教造像的仪轨、服饰及配饰可以看出二者造像样式存在一定的联系。由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达导致唐大安国寺密教造像本土化特征较为明显,与波罗王朝密教造像之间存在许多不同点。     

南北石窟寺的造像思想初探

陇东地区的南北石窟寺,是六世纪早期营造的两个重要石窟,两窟规模较大,都以过去七佛造像作为主尊,造像题材与造型等主要源于云冈石窟;南北石窟寺中没有出现北朝时期常见的释迦多宝二佛并坐像,其中的造像与法华三昧禅法可能没有直接的关联;从窟内空间、造像体量等方面来看,南北石窟寺的过去七佛等造像,主要可能是作为礼拜忏悔的所缘对象;两窟造像的总体设计,可能体现了藉助于修习礼忏等相关法门,以便往生弥勒净土的思想;在两窟中,僧人们可以进行每半月的集体诵戒活动,平时也可以在佛像前礼拜,或诵持七佛等所说陀罗尼,由此可以忏悔业障,护持净戒,从而更好配合禅修.     

论戴逵的佛像雕塑艺术

中国古代佛像雕塑至东晋进入渐趋成熟的发展阶段，戴逵凭借自己的绘画、雕塑造诣，承当时社会崇佛风气的影响，在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精华的基础上，大胆创新、求变，将印度佛像样式融入到中国传统的造像风格中，先后完成了建康瓦官寺、山阴灵宝寺两组名的佛像雕塑，并开创了“秀骨清像”派的新的造像风格。     

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的关系对佛像修复的意义

佛像是佛教造像的主体,在石窟寺造像中,主尊佛像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该窟的造像思想。对于完整的佛像,客观描述其佛衣、艺术风格以及手印和动态等比较容易,一些残损了的佛像,其研究则需要参照同时期完整的佛教造像、佛教流派及艺术的时代风格等图素,必要时要对其进行修复,而佛像的手印、表情及坐立姿势等动态之间的关系,对修复、制作佛像和研究佛像风格特征提供了理论依据。     

摇钱树佛像身份探微——与温玉成先生商榷

摇钱树佛像的项光、施无畏印、结跏趺坐等特征,具有明显的印度佛像特点,并且杂糅了印度早期犍陀罗和秣菟罗艺术的风格。树与佛相结合,既表现了佛陀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又反映了早期佛教艺术象征性和具象性的结合,它是佛陀形象出现之前的象征物,发展到独立造作佛形象之时,中间的过渡产物。摇钱树佛像的性质与西王母神灵相似,可称为"佛神模式"。河南孟津出土"老子浮屠镜"为唐代仿制,摇钱树佛像与太上老君或老子像没有相似之处。     

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

大海寺始建于北朝,盛于唐代,北宋以后衰落。大海寺遗址出土的佛教造像以唐代中晚期造像艺术成就最高。文章探讨了大海寺的历史,并着重分析了唐代大海寺的佛教造像、宗教信仰及造像艺术。     

北魏“像教”发展的社会支持研究——以云冈石窟为例的分析

北魏时期中国北方社会的佛教发展以"像教"为特征,立寺造像是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的佛教信仰行为。云冈石窟作为北魏佛教发展的活化石,反映出北魏"像教"发展对于统治权威资源、管理制度资源、信仰权威资源和国民经济资源社会资源的依赖性。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而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西印度所见舍卫城大神变佛教造像十例

古印度笈多时期普遍流行一种取材于“舍卫城大神变”的佛教造像,描绘佛陀在舍卫城降服外道六师,包括三个主要情节：芒果树奇迹、水火双神变、大神变。造像通常舍弃了叙事性,转而倾向于礼拜性,形成了以佛陀为主尊集结化佛天众的宏大场景,作为程式化的造像遍布于西印度诸石窟。就西印度石窟所见,这类造像有繁简不同的造像图像,但均以“并蒂莲花”、“千佛化现”和“双龙擎莲”为图像特征,并影响了耆那教造像和印度教造像,也是古印度后期密教造像的图式渊源之一。“舍卫城大神变”系列造像对中国佛教美术的影响,尚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     

武山拉梢寺大佛造像发愿文再辨析

武山拉梢寺大佛是北周时期有明确题记纪年的大型摩崖浮雕大佛,它为同时代佛造像断代提供了科学的实物依据.但遗憾的是,在“发愿文”中尉迟迥的职位及任职年限与《周书》当中的记载有出入甚至抵牾,这给拉梢寺大佛的开凿年代蒙上了一层纱.以《周书》《北史》为依据,通过史料的对比,可以厘清大佛的实际开凿年代和开凿背景,并进一步确证尉迟迥的身份.     

秦半两钱初探

半两钱从战国时期开始出现,由秦国铸造,早期工艺原始,钱币上的文字古朴苍莽,钱体形状、大小不一。秦王朝建立后,中央统一铸币,铸造工艺改进,半两钱钱文规范,钱体规整,制作精好。秦朝后期由于社稷动荡,半两钱出现变小变轻的现象。汉承秦制,西汉早期也铸造过半两钱,但整体风格已无秦半两之霸气,钱体较薄,钱文笔划较平浅。     

唐都长安城的佛教寺院建筑

唐代是中国佛教的繁荣期,也是中国佛教寺院建设的兴盛期。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规模宏大、数量众多,主要分布在长安城西市和东市周围以及城东南隅和城东北隅,呈现出西密东疏、北密南疏的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主院不建佛塔始于唐高宗初年,到了唐高宗后期,建塔于别院的新式布局即成为佛教寺院流行的规制。唐都长安城这种以佛殿为中心的佛教寺院,有单院式佛寺和多院式佛寺两种基本类型。无论多院式佛寺,抑或单院式佛寺,唐都长安佛教寺院都以佛殿（堂）为中心,佛塔建在寺侧、寺后或别院,甚或不建塔,这是唐都长安城佛教寺院建筑在平面布局上的突出特点。唐都长安佛教寺院建筑革故鼎新,平面布局以佛殿为中心,是中国佛教寺院建筑的重大转折点,影响十分深远。     

前秦氐族文人赵整考论

赵整是前秦氐族一位优秀的学者。他的文学活动体现了十六国时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状况。他的诗歌通俗晓畅质朴无华,以北方少数民族特有的风格自然呈现。同时由于他崇尚佛学,对前秦时期的佛教翻译整理工作做出了许多贡献,代表了前秦氐族文学创作的较高成就。     

对佛教起源的再思考--佛教：从中国传到印度经中亚、中国汉代西域再回到中国（内地）

大量的佛像出现在四川广汉古蜀国的玉器上(玉壁、玉牙璋、玉镯等)、象牙上。还发现有重约数十公斤、额头上镶嵌(粘)有宝石的水晶佛头上,等等,说明在当时古蜀国佛教流行规模之大、信教人数之多。起源于中国的佛教传入印度后,经过古印度人(可能含中国古羌族人)加工整理逐渐形成系统的佛教理论,沉睡近200年之后,由印度传至中亚地区各国,再传到中国汉代西域各国,最后回流到中国内地,这就是佛教的倒流现象。     

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国际私法问题研究

从章公祖师佛像跨国追索诉讼主体资格问题切入,分析佛像的法律性质,探讨涉案物权准据法的确定及适用问题。该案原告应由阳春村全体村民担任。涉案佛像属于文物,建议村民在荷兰法院提起原物返还之诉。受案法院应当适用物权冲突法确定准据法,即可能适用中国内地、中国香港或荷兰法律。被告在购买时应当对涉案佛像来源产生合理怀疑,因此不构成“善意”;原告应尽可能搜集证据证明《荷兰民法典》规定的20年消灭时效因起诉而中断。依据《香港货品售卖条例》和中国内地物权法理论与实践,被告均不能取得系争佛像的所有权。     

北朝佛教造像记的文学意义

北朝造像记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样式,是北朝儒佛交融的社会思潮的产物。造像记使用了传统的文章体裁,吸收了佛经中的内容,并借鉴了佛经中惯用的抒情方式、景物描写、心理描写等表达方式,以其大量的超现实内容、丰富奇丽的想象,冲击了以实用为中心的北朝文学观念,也改变了这一时期文学典雅平正的审美特点。这种文学内容与技巧的发展,与唐初文学融合南朝技巧、北朝气质的特点极其相似,为中国古代文学在吸收外来文学样式和文化遗产方面提供了方法、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