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的偏差协调

经济发展与收入分配关联作用问题是中国经济学者研究不多的问题,更是中国经济实践将面临的难题。文章首先实证分析了1979年中国改革前后居民收入分配与经济发展格局的不同特征以及两者关联机制的重要变化;在此基础上重点考察改革以来居民收入分配变动对经济增长的重大影响,揭示了收入分配同经济发展的非啮合矛盾,即金融浅化同收入、经济高增长不协调,分配模式和结构演进相悖,收入结构扭曲与体制及增长模式转换的障碍;进而提出矫正居民收入分配结构偏差,深化分配机制改革,以推动90年代经济发展的基本主张。     

资本收益率、经济增长率与居民收入差距——基于中国1978—2013年数据的分析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制约因素,而且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探索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进一步寻找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途径和措施,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命题。本文把资本收益率与经济增长率关系引入居民收入差距的分析框架,并借助我国改革开放后的数据检验了这一分析框架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我国改革开放后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与资本收益率超出经济增长率的趋势相吻合。这给我们选择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政策提供了一个可以遵循的方向。     

从贫民到亿万富翁

我们固然不能照搬和复制当代化万富豪的创业经验，因为不同的人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不尽相同，但是我们仍有必要到先行者那里虚心取经。世界富豪的上榜标准约为10亿美元，海外华人富豪的上榜标准是1亿美元，而中国国内富豪的上榜标准约在0．l亿美元。美国最权威的财经杂志（福布斯）1997年度发布世界sbo大富豪排行榜，微软公司比尔·盖茨以3ot亿美元三连冠，沃尔玛家族以276亿美元位居亚军。沃伦·巴菲特以232亿美元名列第三。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有7位富豪入围前200名。中国大陆唯一进榜的是四川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名列219位，总资产为8亿…     

余期望系数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研究

目的:探讨建立余期望系数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方法:采用中国统计年鉴和部分省市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和余期望系数,借鉴基尼系数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建立余期望系数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结果:依据中国统计年鉴和部分省市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收入分配的分组数据,分别计算了7分组和5分组原始数据的基尼系数和余期望系数,运用直线回归方法分别建立了7分组和5分组原始数据的余期望系数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然后使用该评价标准分别对7分组和5分组数据的余期望系数进行了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程度的评价。结论:借鉴基尼系数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建立了余期望系数的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评价标准,应用该评价标准能够方便、准确地评价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性程度。     

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及影响因素研究

中国是世界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悬殊的城乡收入差距成为新时期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突出问题。文章以泰尔指数为衡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指标,选取2000—2011年全国31个省居民收入数据,比较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总泰尔指数、城乡间和城乡内的泰尔指数,并采用VAR模型和脉冲响应分析了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研究发现,中国城乡间居民收入差距较城镇和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更为显著,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程度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成因分析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大幅提高,但同期居民收入差距也在拉大。“缩小贫富差距,共建和谐社会”已刻不容缓。本文试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政府政策等几个因素探寻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成因。     

调查

中国新富豪的10个迷人事实 根据对全国数百名新富豪的采访,中国的兴业银行和胡润百富日前就中国新富豪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     

世界第一:中国212人身家超10亿美元

胡润2013年全球富豪榜显示,中国上市企业富豪212人,美国211人。据胡润估计,中国每1 00家公司上市造就超过50个20亿元级别富豪。胡润研究院发布《201 3全球富豪榜》称,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资本市场创造10亿美元富豪最多的国家,富豪数量达到212人,比美国多1人,中国财富正在飞速增加并向富人集中。此外,房地产行业成为富豪们发家致富的最佳途径,上榜人数达219人,其次上榜数最多领域为电信科技类和投资领域。     

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变化,城市中贫富差距日益扩大,部分居民收入下降、下岗失业、生活困难,城市贫困人口不断增加。为保障城市贫困群体的基本生活,我国在90年代开始建立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救助城市贫困人口的新路子。但随着制度的逐步推进,也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一些问题。     

知识经济与我国跨世纪产业战略的思考

当知识经济扣响21世纪大门的时候，全球经济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性增长，知识经济正以革命性的方式改变着人们关于经济发展的观念和对未来经济形势和变化的判断，在全球范围内正在引发经济结构、竞争方式、经济发展道路等一系列变化。本文拟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谈谈知识经济与我国跨世纪的产业发展战略的关系。一、对产业结构作出调整和优化是国际、国内形势迅速发展的需要。21世纪将是一个经济、科技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中国的产业结构发展将面临着国际、国内市场十分严峻的挑战。国际上，我们面临着世界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的发展…     

居民收入倍增目标探析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也就是说,全国居民收入,2020年比2010年增加一倍,即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这个目标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根本要求,是转变发展方式的需要,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实现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存在许多困难,必须采取相应对策。     

1996—2010年我国外贸增长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

近几年来，亚太经济合作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国作为亚太经合组织的一个成员，由于其经济连年保持高速增长，对亚太经济的发展给了很大的推动。为了定量地分析和展望我国１９９６—２０１０年间外贸增长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利用亚太经合组织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我国的进出口额等历史数据，分别研制了它们的生产函数，并进行了长期预测，现将预测结果公布如下     

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

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工收入问题因其与中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巨大成果形成的强烈反差而备受政府决策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收入水平低、收入结构不合理、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没有得到应有体现、农民工群体没有分享到中国经济发展的实惠、农民工收入问题成为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以及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约束因子,因此,深入研究中国农民工收入问题的形成机理、探索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途径,既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全面小康、构建和谐社会的逻辑必然。     

论居民收入差异的税收调节

中国经济发展成果斐然,但此期间产业结构剧烈变化、社会格局重新调整、收入亦加速分化.分配领域矛盾的突出,开始制约社会经济的全面和谐发展.研究并解决社会贫富差距的问题是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的直接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体现在多个方面,城乡居民之间、城镇居民内部、农户内部、行业之间、地域之间的收入都存在较大的差距.造成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并没有足够重视税收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现行流转税、所得税的收入分配调节功能没有全面发挥,缺乏财产保有环节的税种,在征收管理上也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应调整和改革现行的税收制度,加强税收征管,改善税制的执行情况,提高人们的纳税遵从度,充分发挥税收在居民收入分配环节的调节作用,更有效地解决居民收入分配的差异问题.     

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实证分析

收入分配体现着人民的根本利益,对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至关重要。经济转型时期居民收入发生了剧烈变动,收入倾斜政策在破除平均主义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的现象。保持收入差距,又要缩小贫富悬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历史使命。实现共同富裕是我们的伟大目标,为此,必须加强政府公共政策导向和调控力度,使分配制度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的历史背景及其决策要素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效破解了当时社会所面临的内需不足、国民收入较低、地区间以及企业间发展不均衡等经济问题,实现了"国强民富"。该计划对解决中国收入分配调整问题、实现居民收入倍增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在详解"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出台时的国内外历史背景,从决策指导思想、决策目标、决策组织等诸方面逐层剖析决策过程中的各项决策要素,并结合中国当前的经济形势分析"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核心内容和实施路径的基础上,对中国实现居民收入倍增提出了在指导思想上贯彻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平衡发展的理念、在决策组织上集思广益并设置各种专家委员会、在实施路径上借鉴日本行之有效的策略等政策性建议。     

“我不是比尔·盖茨，我是中国的曹德旺”

尽管一半受邀的富豪“担心被要求掏腰包”而婉拒赴宴，但包括福耀玻璃集团董事长曹德旺、SOHO中国首席执行官张欣、黄埔投资集团董事长陈光标在内的富豪们还是会在这场宴会上露面。     

和谐社会视域中我国居民收入分配问题探析

收入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我国收入分配领域中存在的主要问题。经济发展的政策导向和战略选择、市场经济追求效率的内在动因、分配制度不规范以及再分配手段调节乏力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我们必须从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指导思想上应立足于社会公平,更多地关注普通劳动者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在路径选择上应重视法制建设,加快垄断行业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完善社会政策,发挥好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建立一套公平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机制。     

关于改革工资指导线制度的对策思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工工资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但是工资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同步性差,不少年份甚至是不同步的。为了实现中央提出的＂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必须改革工资指导线制度,实行＂职工工资总额增长与经济发展同步,职工平均工资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新原则。     

中国超级富豪的“国家责任”

正富豪的"段位"高,意味着往往能超越那些非市场的力量,个人地位和资产积累也更稳固。"工科男"马化腾、李彦宏,对政治三缄其口,只因他们比谁都"懂政治"。天下的钱都是一样的,人们获得财富的"红与黑"逻辑也大同小异。但是,富豪"段位"却各有不同。所有人都希望成为富豪,这是阶层晋级。但富豪同样需要晋级,这关乎财富稳固和个人命运。经过30多年的财富积累,中国富豪出现了明显的"段位"分化。这种分化,并非完全按财富多寡来界定,而很大程度上基于富豪的自我定位和宏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