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前日本近代东亚国际体系观的演变

近代日本东亚国际体系观的主要内容是为打破华夷秩序 ,并以日本中心的东亚国际体系取而代之。它具有包含封建主义、近代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属性 ,以及日本的“皇化”特性。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是在同历史与西方影响的双重关联中发展的。日本近代化的国家导向决定了日本官方东亚战略构想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对日本近代思想史作的考察也证明了这一点。到甲午战争前 ,近代日本的东亚国际体系观基本成型     

东亚国际体系的历史解构与中日关系的现实重构

东亚国际体系经过了三次大调整,中日关系也随之发生根本性变迁。在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内,古代东亚基本处于相对和平状态。在日本试图构建并主导的大东亚新秩序内,中日关系是以"应战—挑战"为基本模式的"被侵略—侵略"关系。美国在粉碎"大东亚"构想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主导了二战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旧金山体制迄今为止仍深刻影响着中日关系并规制着东亚的国际秩序。     

"华夷秩序"的东亚构架与自解体内情

以"朝贡"形式推展于东亚地区的"华夷秩序",经历过从"文野之别"到"国族主义"的漫长演变过程。与此相应,穿梭其间的亲缘关系网络亦经历了从紧密到松弛再到解体等次第演化阶段。其中,"自民族中心主义"和"利益中心主义",构成了秩序组建与解体的核心内情。     

传统东亚体系与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东亚体系是“天下共同体”,倡导和谐共处,“以不治治之”,共生共荣.在经济全球化、全球信息化时代,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两害,美国要摒弃冷战思维,与时俱进,在建设新型大国关系上,相互同处于平等的主导地位,要相向而行,以发展化解矛盾.双方在合作中发展利益,在利益发展中加深诚信,再反作用于合作的深化,把利益与诚信辩证统一起来化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脚踏实地地走向未来.     

日俄战争与东亚国际体系的重构

在东亚国际体系由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向近代殖民条约体系的转型过程中,如果说甲午战争发挥了彻底解构传统的宗藩朝贡体系作用,那么日俄战争则起到了最终完成重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过程的作用。甲午战争后,大清王朝进一步积贫积弱,帝国主义列强趁机掀起了瓜分清帝国遗产的狂潮,把更多的丧权辱国的条约强加于清政府。在争夺在华权益和东亚主导权的过程中俄国成为日本和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为了确保在华利益和东亚主导权,英美等欧美列强支持日本对俄开战。在日俄战争中,日本击败强敌沙俄,两国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正式划分了势力范围。至此,在东亚地区正式形成了以欧美各国、日本、沙俄为中心,以近代条约规范各国关系的东亚殖民条约体系。     

文明对话：东亚人文交流的历史与展望——以中国与韩国的人文交流为例

中韩人文交流为东亚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前近代中韩人文交流以中心与周边的共同发展为基本模式,体现着互动与认同的发展原则、官方交流与民间交流并行的发展机制、共享资源与合作共赢的发展途径。近现代中韩人文交流通过历史转型与价值重建,建立“互为主体,平行多元”的新型交流关系,具体体现为互为主体与共创未来、交叉互动与价值多样化、共享资源与深度合作等。到了20世纪后半期,中韩人文交流经历了冷战时代的断裂和后冷战时代的多样化发展,尤其是中韩建交后,两国人文交流出现了崭新的局面。进入新时代,中韩人文交流要总结历史经验,继承优秀传统,明确新目标,坚持新理念,探索新路径,构建新体制,积极服务于中韩命运共同体乃至东亚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何谓“东亚”?——近代以来中日韩对“亚洲”想象的差异及其后果

"东亚"概念的形成是与西方现代历史的自身演变及其对东方的殖民化过程密切相关的"现代性事件",这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都已被提及。但要理解"东亚"认同的基础及其历史内在性,仅仅将概念本身置于西方普遍主义叙述背景下是远远不够的。从近代中日韩三国基于各自不同的历史语境所形成的文化心态与认同机制来看,"东亚"自身的想象不但与"西方"的崛起密切相关,同时,这种关联又与"东亚"内部的政治地图与秩序安排的重组并行。因此"东亚"的形成可以被理解为两个交错相关的过程:一个是周边地区在形成自身的民族国家轮廓时所进行的"去中国化"过程;另一个是所谓"东亚"内部的相互"殖民"和"被殖民"的过程,甚至还包括中国自身的"去中国化"过程。     

ODA与中日关系

尽管上世纪上半叶中日两国间发生的一些不快及其引起的对立情感还在逡巡不去,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双方在求同存异、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也还存在某些问题.本文从中日关系中一个特殊因素--日本对华的海外发展援助(ODA)的角度研究中日关系问题,试图寻找两国长期合作的理论基础.     

“安全困境”视野下的中日关系

中日安全困境是导致双边关系出现重大战略性变化的真正根源.中日间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深刻的大国崛起背景下的结构性原因,如不加缓解很可能成为两国走向冲突的诱因.缓解或跳出这种局面的途径,在于培育和形成东亚区域安全共同体.这一途径对于中国的和平发展有着根本意义.     

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从近代中日建交看日本外交风格的演变及原因

日本在幕府统治时期所执行的外交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要,导致日本面临重重危机,最终使幕府退出了历史舞台。幕府之后的明治政府为了树立其在国内外的新形象,试图改变日本所面临的困境,由此展开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中日建交是其积极外交活动的第一次成功的外交行动,也是日本外交风格变化的起点。中日建交过程中体现了这种积极的因素,并推动着日本去寻求改变现状。形成这种不同于幕府的外交风格,除了明治维新的推动,还与日本的文化有着必然的联系。     

中日两国的东亚认识与东亚共同体构想

近年,东亚地区的地政学结构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中日两国因历史与现实诸多问题不断发生纷争;另一方面,该地区的"东亚共同体"构想正在成为热点问题。如何理解与认识该地区的变动就必然成为"东亚共同体"论者关注的问题。然而几乎所有"东亚共同体"论者都回避一个本质性的困难:这个构想中的"共同体"因历史问题而缺乏共同的基础。围绕"东亚共同体"的构建,中日两国正展开新的合作与竞争。     

隋唐时期的东亚国际关系与政治制度

隋唐律令制度博大精深且积极向周边国家和地区辐射,以至影响古代朝鲜和日本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不过,由于各国社会条件、历史背景等方面存在差异,古代朝鲜、日本等国虽受中国文化影响很深,但仍保持着很多自己固有的文化特色。     

论东北亚区域冲突结构与和平体制构建——以中日关系为例

中日两国有着长达几千年的文明交流历史。但从近代以来,日本以武力挑战中华秩序,企图建立其“大东亚共荣圈”,从而在东北亚地区形成“结构性暴力”,形成了中日两国的战略冲突结构,阻碍着东北亚地区多边合作的进程。因此,中日两国应从东北亚国际关系体系的发展中吸取教训,用和平方式化解两国战略矛盾和冲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达成共识,共同构建东北亚和平体制。     

论中国道家思想对东亚文化的影响

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个与儒、释并列中华文化三大主干的重要学术流派——道家,对东亚文化有着深远而广泛的影响。它不仅看重个体生命,而且也重视国家地区整体的和谐发展,对于解决当前东亚地区国家政治经济的合作与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理论资源。     

东亚共同体与中国

中国作为东亚具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无法回避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话题。本文对建立东亚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东亚共同体与中国的关系以及如何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作了探讨。由于东亚各国的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背景有较大差异,因此建立"东亚共同体"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具体措施是:(1)应将能做的事,先创造条件做起来。(2)东亚共同体不应完全照搬欧盟的模式,应走自己的发展道路。(3)东亚共同体应加强制度化建设。(4)积极推进跨国界的基础设施建设,合作修建联结东亚各国的公路、铁路、航空及海运网。(5)东亚各国应增强区域认同感。     

从双边主义到多边主义:中国与东亚关系的新模式

中国传统上基本采用双边主义模式发展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但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实力的增强,以及中国参加多边外交经验的增多和预期目标的实现,中国逐步转变了对多边主义的传统认识,越来越多地在地区多边主义的框架下建构与东亚国家之间的关系,多边主义就成为中国与东亚国家关系模式的新选择。在多边主义模式的推动下,中国在发展与东亚国家关系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并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