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浪国传说研究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乐浪国纪事有很重的传说成份,这主要是受内地传说影响演变而成的;尽管历史上可能存在着一个“乐浪国”,这个“乐浪国”与《三国史记》中的乐浪国也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朝鲜半岛某些学者将这些纪事完全作为史实来阐述是错误的,而将此“乐浪国”夸大其辞,并作为汉朝未在朝鲜半岛上设置乐浪郡的证据,则更是一种曲解。     

《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史论解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半岛历史上迄今最早的一部纪传体正史,作者充分借鉴了中国古代史籍的编撰方法,有纪、表、志、传,其中“史论”31则,名为“论曰”,穿插于正文之中。本文着重探讨《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中的7则史论,通过对其详细解析,旨在揭示金富轼的儒家思想观念。     

《三国史记》的历史影响探析

《三国史记》是朝鲜第一部官修正史，是研究朝鲜半岛三国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随着东北亚古史研究的深入，学界对于《三国史记》非常关注，然而对其历史影响则鲜有系统论述。准确、客观地认识其相关记载，无论对于朝鲜史，还是古代中朝关系都具有积极意义。文章认为，《三国史记》在编纂方法上对朝鲜史学界的影响非常深远；同时，其中的错误记载也对后世的历史研究形成误导，其将高句丽、百济、新罗并列于朝鲜国史之中，也对后世的历史认识产生了影响。     

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文化交流述略

文化社会学认为,外来文化的介入,是文化变迁的一个巨大动力.古代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史.这种文化交流以及在各自国家、民族中形成的文化整合,为创造发展东南文化,丰富世界文化宝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作以探讨.一 周秦时期中朝文化的早期交流远在周代之初,就有“箕子去国”的传说.《尚书·洪范》传云:“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史记·宋世家》亦云:“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朝鲜《三国遗事》也有类似记载.周武王     

《史记》在传记文学史上的地位－兼论其对韩国的影响

《史记》是中国古代和线部以人物为中心的伟大文学著作。它不仅对中国的传记文学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在韩国史书里也显示着深远的力量。如对高丽王朝金富轼所著韩国民族第一部纪传体正史《三国史记》便是一个突出例证。《三国史记》在写作体例,表现手法,创作态度,评价人物方式等多方面都全面吸收了《史记》的特点和长处,另外,《史记》做为第一部传记文学在世界上同样具有巨大影响和先驱地位。     

《文选》在古代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其价值

被誉为“总集之弁冕”“文章之渊薮”的《文选》伴随着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传到古代朝鲜半岛.由于政治制度和文学观念的变迁,《文选》的地位在古代朝鲜半岛各朝代呈现出不平衡不稳定的状态.《文选》之于古代朝鲜半岛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文学价值、学术价值.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女真杂谈

一女真与靺鞨女真族是生活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一个古老民族。女真之前身为靺鞨,这是人所共知的。而隋、唐时的靺鞨,一直处于“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的分散状态。最初,它主要有七部;高宗、武后以降,则又基本分黑水靺鞨、粟末靺鞨两部分。那末,十世纪后开始冠以“女真”二字的居民,究竟是由整个靺鞨发展形成的,还是仅仅源之于其中的一部呢?对此,《金史·世纪》曾概括地指出:“金之先,出靺鞨氏”,可是接下去说的却是女真系由黑水靺鞨所构成。《松漠纪闻》、《大金国志》二书的作者则径直说,靺鞨“有黑水部,即今之女真”。近年国内有关女真的一些著述,也大都承袭上述说法。女真源于黑水靺鞨之说,自然是不错的。但是,这种提法并不全面,因为它只字未提粟末靺鞨,而后者恰是女真     

夏部族起源的探讨

夏部族在我国社会发展史上居于重要的地位,它开拓了夏代历史,促进了夏王朝的建立,在我国古代诸部族中首先摆脱野蛮的原始社会阶段,进而跨入文明历史的新时期。但是,对于夏部族本身的形成,我们以往却讨论得不多。本文试图就夏部族的起源,以及它的族姓和命名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夏部族是生活于我国中原地区的原始部族之一,根据文献记载,它应属于古老的黄帝族的后裔。 传说中的黄帝族“号曰有熊氏,又曰缙云氏,又曰帝鸿氏,亦曰帝轩氏”(《史记·五帝本纪·正义》),可知最早当是以熊为图腾的古老氏族。《列子》一书又说:“黄     

毛宗岗的《三国演义》评点

小说的艺术是塑造人物形象的艺术.毛宗岗肯定《三国演义》最大的艺术成就是塑造了一系列“奇才”.小说情节的审美魅力,既在于犯而能避,“同树异枝”、“同花异果”,又在于变化莫测,“星移斗转”、“雨覆风翻”.尽管《三国演义》“叙帝王之事真而可考”,但并不排斥它在描述其他人物、事件时存在艺术虚构.在历史小说艺术真实的问题上,毛宗岗坚持“虚实相生之法”,分析《三国》写人叙事,“文之变者出人意外,未尝不在人意中”.毛宗岗还通过与《史记》《西游记》《水浒传》《东周列国志》诸“才子之书”的比较,肯定《三国演义》为古代“第一才子书”,表现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世纪末的总结——“1999年中国·开封《史记》暨汉代文学研讨会”综述

《史记》研究与司马迁研究为本次会议之重点。司马迁的大一统思想,《史记》篇章研究与《史记》全书的关系,《史记》“世家”新解,20世纪《史记》研究史为大会所注目。     

北戎山戎考辨

北戎、山戎是先秦时期重要的部族,在民族史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然学界认为山戎即是北戎.此说并不可信,先秦时期的北戎与山戎并非同族,也非同名.二者是出现时间不同,活动地域不同,势力不同,名号涵义不同,灭亡时间及原因不同,有着不同历史的部族.学界将山戎与北戎混而为一的原因在于《史记》记载有误.     

关于《渤海国记》

靺鞨族大氏所建立的渤海国,其族系,《新旧两唐书》说法不同. 旧书《渤海传》:“渤海靺鞨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新书《渤海传》:“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一称为高丽别种,一称为靺鞨附高丽者.金统??先生《渤海国志长编》卷十九《丛考》对此依违两可,他开始似乎倾向旧书的说法,但接着又说:“考粟末靺鞨为勿吉七部之一,居于长白山之北,高丽盛时盖已并而有之……高丽既亡,大氏一族迁于营州,后来李尽忠之乱,东渡辽水,保聚于东牟山,北即粟末故地,去大氏所居故地亦不远,其所治之民亦多仍粟末部之旧,故旧新两书皆以粟末靺鞨称之……总之,大氏一族初附于高丽,     

司马迁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司马迁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文学家之一。他用毕生精力完成的《史记》,对我国的史学及文学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是我国古代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因此,《史记》自问世以来,历代研究和阅读它的人风起云蒸,几乎不可胜数。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对《史记》的评价分歧很大,毁之者认为《史记》是一部“谤书”,     

《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评比

1、《通鉴》“鸿门宴”取材于《史记》“鸿门宴”,个别处取于《汉书》“鸿门宴”.三种“鸿门宴”的文法,各有长短;相形之下,以《史记》之一种为上.本文就《史记》与《通鉴》的“鸿门宴”文法,试加评比,庶有助于加深对《史记》“鸿门宴”的理解.     

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

《史记》在中国古代史学中的地位,是与其作者司马迁的学术个性密切相关的.讨论司马迁的学术个性,是深入研究《史记》及中国古代历史思维的重要课题.所谓学术个性,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讲,就是“成一家之言”.司马迁著史,是要“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进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以“成一家之言”为著述目标,表明司马迁对确立自己的学术个性已有较自觉的意识.但这种自觉意识并非一开始就形成的,而是经历了一个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转折.促成这一转折的契机就是他所遭受的腐刑之祸.《史记·自序》所记司马迁受刑前与壶遂讨论《春秋》及司马迁本人著述的缘由动机的对话,和受刑后司马迁的自我表白,反映了其思想的变化.但以往的研究者并未充分注意和重视司马迁受刑前后思想的变化(较多提到的只是他受刑后发愤著书及对生死的看法,且时有把二者混同的做法).     

《汉书》的文学价值

《汉书》记载西汉时代——由汉高祖刘邦至新朝王莽统治期间二百三十年(前206至23年)的史事。在史学领域里,《汉书》开拓我国断代史的先河,与首屈一指的通史《史记》齐名,居二十四史前茅。在文学史上,对《汉书》的评价则莫衷一是。古代文论家多把《汉书》与被公认为伟大文学名著的《史记》相嫓美,合称“史汉”,将其作者班固与司马迁并号“班马”,以为《汉书》的地位不亚于《史记》。解放后,多数论者在不同程度上肯定了《汉书》的文学价值,但认为其思想性、艺术性较《史记》逊色,因而在文学史的教学、研究中,《汉书》往往不被重视,专论罕见。“四人帮”推行文化专制主义时期,扬马抑     

不隐恶 不虚美——诸葛亮政风浅议

我国古代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离骚》中曾愤怒地斥责当时社会:“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揭露贪官污吏当道,政治黑暗的状况。其爱国激情和希望扬“美”弃“恶”的美好理想得到了永生。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著《史记》,以“不隐恶、不虚美”的“实录”精神而流芳百世。诸葛亮作为三国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怎么会受到后     

读司马迁的孙膑传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记载的孙膑和撰写这篇历史人物传记的司马迁,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孙膑的兵法和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典籍”中的两部典型代表著作。因此,遵照毛主席关     

从隋唐佛教传播看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文化交流

中国和朝鲜半岛不仅在地理上相接壤,历史上也一直互相通好,而佛教可说是两国宗教文化交流的纽带。在公元4世纪左右,即朝鲜的三国时代,佛教由中国传入朝鲜半岛。6世纪到10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的隋唐时期,佛教发展十分兴盛。这对邻近国家的佛教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通过对朝鲜半岛入唐求法僧人的考察,说明朝鲜半岛的佛教虽然主要来自中国,但也有着独自的传统与特质,不仅对日本佛教发生过重要影响,而且反过来对中国佛教也有着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