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书法史的演变——殷商至20世纪初

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的标志之一,东亚书法史是东亚文化史的集中体现.在中国、韩国、日本等国的古文献中,汉字不仅记录了东亚各国共同的文化特征,而且也记录了其共同的艺术--书法的审美历程.自古以来,在汉字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书法艺术,成为东亚文明中独一无二并能骄傲于整个世界的文化艺术.书法艺术是东亚文化认同的纽带,古往今来,在东亚各国、各地区书法家的努力下,这条纽带由窄渐宽,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多彩做出了并仍在继续做出巨大的贡献.     

通语词汇与方言词汇竞争概说

汉语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在相互竞争中发展。前者对后者的竞争方式主要是冲击和扩散,而后者对前者的竞争主要是渗透。二者竞争结果主要有三种:通语进入方言、方言转化为通语、通语和方言合璧成词。通语词汇和方言词汇存在表层和深层两个竞争层次。     

论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美国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

19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占世界工业总产值的30％以上,跃居世界的第一位,此后,美国经济发展虽然有过波折,但总体上保持在世界的前列。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与之相伴的是一系列社会问题,其中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更加严重。美国的非政府环境保护组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的,它的兴起体现了人类本身对自然态度的反思,同时更是人类自我救赎的实践展示。     

《语助》于汉语语法学发展之管见

中国的语法研究开始较早 ,但由于自身的特点和社会的非急需 ,汉语语法学却发展缓慢。虚词是汉语语法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手段 ,产生于十四世纪的《语助》开汇解虚词的先河 ,成为“汉语语法学创立的一个朕兆” ,且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以《语助》为滥觞掀起了汉语语法研究的层层波澜。     

反思“封贡体系”:10至13世纪东亚国际体系的一个侧面

关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理论的研究,学界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而学界的研究多集中在“汉唐东亚”与“明清东亚”,根据汉唐时期或明清时期的东亚国际体系所提炼出的要素对于10至13世纪的东亚解释力不足。虽然学界关于10至13世纪东亚各政权间具体问题的探讨,为宏观探讨同时期东亚国际体系奠定坚实基础,但仍未步入理论层面。制度化的封贡体系的形成时间正是在11世纪初,即辽朝中期。缺乏对10至13世纪的东亚国际体系的整体把握,无法正确、深刻地理解东亚是怎样由“汉唐东亚”步入“明清东亚”,进而也就无法正确认知当代东亚国际问题的历史症结所在。     

19世纪末20世纪初澳洲殖民时期伟大而大胆的女性作家——艾达·坎布雷特

艾达·坎布雷特是澳洲殖民时期广为人知的诗人、小说家、报刊评论家及传记家,在澳洲殖民时期的文学领域内举足轻重.然而传统观念时女性文学大加排斥,视其为"另类".毫无疑问,艾达难免陷入同样困境.本文旨在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位多产的澳洲女性作家的创作主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阐明艾达在澳洲殖民时期文学领域的伟大女性作家地位,并进一步说明她是同时代最为大胆的女性作家.     

汉语委婉语研究的新成果——李军华教授《汉语委婉语研究》读后

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李军华教授的新著《汉语委婉语研究》（以下称＂李著＂）。这部著作全面地论述了汉语委婉语的表述方法,探索了汉语委婉语的使用规律,研究了言语交际中表达和理解委婉语的一套模式,总结了创造性地建构和运用委婉语的基本原理,分析了汉语委婉语的社会文化、审美道德等问题,是新世纪汉语委婉语研究的一项重要成果。     

湘南庙子源勉语汉语借词历史层次之推测

湘南庙子源勉语汉语借词可分为现代、近代、中古和上古四大层次。现代层借词源自桂林官话。近代借词从湘南土话中借入。中古借词来自古平话与粤语。部分上古层借词有可能是汉勉语同源词。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侵略西藏的影响——英藏战争至西姆拉会议的破产

英国为了打开西藏大门,扩大侵华权益,发动侵藏战争,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社会发展及西藏地方政治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在西藏侵略问题上英俄存在利益的争夺,给当时国际关系的发展特别是英俄在亚洲事务中态势的发展有所制约。汉藏之间关系在这一时期错综复杂。中印之间的历史后遗症影响了双方关系的发展。     

论1895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

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唤醒了中国人的“千年大梦”,开启了中华民族民族觉醒的历程。长期沉溺于湘军收拾东南半壁河山事功的骄虚的湘人“转侧豁悟”;醉心于八股辞章的举子们幡然醒悟,发起公车上书;孙中山揭起了“恢复中华”的民族大义,开启了民族民主革命的历程。自周秦以来多民族融合的中华民族开始觉醒,并由此而形成具有资产阶级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民族意识。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德国文学思想走向现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思想

在19—20世纪之交的时候,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性主要显现为几个主要文学流派:哲学上的新康德主义和现象学,文学上的象征主义和现实主义,美学上的马克思主义,它们分别对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化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它们共同揭开了德国文学思想的现代序幕,鲜明地体现了审美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和民族特色。     

自立与本色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之转变

从19世纪后期开始,基督教对华传教战略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以传教士为中心、建立传教机构管理和资助下的教会、雇佣本地助手从事传教活动的旧模式被否定,建立自立和本色化教会的新理论逐渐形成.这种由西方传教理论家和来华传教士发展起来的理论,主张中国教会应走向自养、自治、自传之路,建立与中国社会和文化相融合的本色教会.在20世纪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来华传教士通过教会合一运动、向中国教会移交传教事业等行动,将新的传教理论付诸实践.     

非目的语环境下汉语教学实践与策略研究 ——以扎耶德大学汉语课堂教学为例

海外汉语教师在教学中过度关注汉语口语教学,忽视其他技能训练,并且使用英语直接讲课,会影响学生学习汉语的兴趣.上述汉语教学问题导致阿联酋扎耶德大学汉语课堂教学效率低和学生流失严重.在行动研究理论的指导下,采取一门汉语综合课统摄听、说、读、写四项技能训练课的教学方式,并在提高汉语课堂教学效率方面提出三种教学策略.四个学期的效果追踪表明,在扎耶德大学零起点汉语班可以使用汉语讲课,一门汉语综合课统摄四项技能训练课的教学方式对学生坚持学习汉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印尼、泰国潮籍华裔留学生学习汉语调查——基于中山大学国际汉语学院2008学年度第二学期的调查

以自编问卷形式,对中山大学一个学期在读的印尼、泰国潮籍华裔留学生学习汉语的情况进行问卷调查,运用社会文化学、心理学、第二语言获得研究和二语习得理论,对问卷的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和分析,考察这部分学生学习汉语的相关情况和特点,进而提出作者对潮籍华裔学生施行汉语教学的一些思考。     

传教士与20世纪初的新汉语——以A．H．Mateer和E．Morgan的两本书为例

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接受新知识的需要，汉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具体表现在口语文体的出现和大量新词的产生。来华传教士最敏感地体会到了汉语的这种变化，并将这些变化记录到自己的著作中。从A．H．Mateer和E．Morgan的著作中可以观察他们所捕捉到的汉语的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的原因：留学生是新文体和新词语的积极引入者和使用者，报刊推动了新文体和新词语的普及；日语书的翻译以及日语词汇的借入是汉语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新词缀大大增强了汉语的造词能力。     

“依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及其他——检讨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与拉美经济关系中的几个问题

19世纪是英国商品和资本在拉美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对这一时期英国与拉美经济关系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有关帝国主义理论中出现的许多重大的概念性的问题。论探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与拉美经济关系中存在的依附状态，并对这种依附状态的形成进行历史的考察。论的后半部分以英国铁路投资和阿根廷当局的关系为例，检讨英国投资与拉美当地政府之间关系的性质与特点，并对加拉赫、罗宾逊“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学说提出质疑。     

“过密化”与中国棉纺织业生产——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松江

棉纺织业是近代以前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学者们将其描述为技术落后和经济低效,以长期的过密化作为18世纪中国棉纺织业发展的标志。而通过对中国最主要的棉布出口生产地——松江地区——棉纺织业进行考察,从而对上述观点提出质疑。18世纪,松江棉纺织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成功不是廉价劳动力和低价原材料所致的结果,其成功取决于相对高水平的劳动生产率。19世纪以后,连同松江在内的江南地区经历了"道光萧条"、一系列的外国侵略与中国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内战;来自外国的竞争也大大加强,由此导致了松江地区棉纺织业的衰落。一度高效、繁荣的家庭棉纺织品的原始工业的残迹,导致了黄宗智断言存在一个长期过密化的历史,当然,他所说的时代是错了。     

指称语使用中自指偏误的成因探究——以英语国家汉语学习者为例

指称语的使用受到认知可及度、语用指称意向以及语言本身的语法、语篇因素的影响。以母语者使用倾向为参照,通过测量语篇实体的可及度,深入探讨指称语的选择过程,可发现汉语学习者自指偏误的成因如下：多余偏误主要出现在可及度较高时,输出话题链存在困难,而可及度较低时,对语篇线索的指示作用认识不到位;缺省偏误多见于可及度较低时,未能利用情节标记准确判断语篇连贯度,而可及度较高时,未能识别指称意向增强所带来的语用效果。汉语以零句为根本,述谓语具有指称性,学习者需恰当、灵活地使用指称语。     

汉语语码还原过程中交际意图的传递——以英文小说《喜福会》为例

华裔作品《喜福会》中出现了大量的汉语语码,是作者精心安排的,用以传达特定的交际意图。在翻译这部作品时,译者对汉语语码的还原主要采用了＂零还原＂和＂解释性还原＂两种策略,都未能很好地体现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用语码转换的方式来传递信息的交际意图。通过特殊的处理方式,比如在译文中保留原语码不译,用谐音汉字音译,用正确的汉字加着重号或用斜体、粗体等,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传递作者的交际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