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齐皇室的文学取向及影响

北齐建立之初,统治者并不重视学术和文学。从高洋开始,统治者才制定各种政策对学术加以支持,皇室贵族纷纷进行文学创作。北齐皇室贵族的文学作品多为应用诗文,总体上呈现出朴拙敦厚的面貌。北齐统治者为文学创作建立的政策环境,使文人能够潜心创作,皇室贵族的文学实践成为文人写作的导向,并形成以皇室为中心的文人集团,推动了文学的发展。     

拜占庭皇室女性的政治角色刍议——基于铸币的历史考察

铸币是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向社会各个阶层呈现皇权的重要载体,在拜占庭帝国的政治文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拜占庭帝国时期,皇室女性分别以皇帝配偶、幼帝摄政、女皇、或过渡皇权的中间媒介等身份出现在各类铸币上,这些铸币见证了拜占庭皇室女性在政治生活中所能实际掌握的政治权力的演进过程。向受众清晰地传达着皇权的传递指向,抑或解释着皇权的合法来源,成为观察拜占庭帝国皇权运作、皇权交接等问题不可或缺的实物证据。     

论北齐高俨政变

北齐后期发生的琅琊王政变根源于武成帝生前所布置下的政治格局中隐含的权力、利益不均衡,在政变过程中,恩亻幸、宗室、勋贵人物都有参与,体现了北齐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矛盾。政变不仅导致了高俨及其亲信的被杀,也为随后的北齐内部政治斗争埋下了隐患。     

试论南北朝三地诗歌的文化精神--兼及南北诗风融合的文化动因

东魏北齐与南朝文学交流频繁。然而北齐诗坛并未出现南北诗风融合的局面 ,相反却转向华艳。这表现出北朝文学受南朝文学影响的阶段性差异 ,折射出北齐的腐败政局及汉族士人备受压抑的心态 ,昭示出北齐文化难以自立的尴尬境地。梁陈诗歌则昭示出汉晋传统文化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心态与文化向心力实际削弱的趋势。西魏北周虽无文学创作的卓著实绩 ,但以宇文泰为首的关陇集团于北齐、梁陈之外别树以长安文化为核心的“周礼”文化系统 ,为南北朝诗歌走向初盛唐诗歌的成熟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具有特别的文化向心与凝聚意义。唐诗之形成不仅仅是北方刚健质实的思想内容与南朝日臻完善的艺术技巧的融合 ,关陇集团所铸造的长安文化精神是南北诗风得以融会的内在动因。     

论隋唐时期相州的政治地位

相州之置,始于北魏。东魏都邺,改为司州,北齐改为清都郡,置尹,北周武帝灭北齐,复名相州。这一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曾几度成为国都或陪都所在地,至隋唐,相州不再是京畿之地,就其辖区而言,也远非昔日可比,其地位下降、自不待言。但相州仍不失为地方都会,它在政治、军事、经济及文化诸方面仍占有重要地位。我们今天对隋唐时期相州的政治地位进行综合考察,应是一件有益的工作。     

东魏、北齐凉州考

东魏、北齐曾在境内侨置凉州,这个凉州不见于《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北齐地理志》《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等古今地理志著作。文章从史籍、墓志中辑得13条东魏、北齐凉州及其所辖盘和县官员的资料,既可补史载之阙,又揭示了凉州地名的东西移动。这些凉州官员有一半源自河西或西域,其中不少是粟特等西域胡人。东魏、北齐侨置凉州的目的,是为了安置从河西凉州及灵州等地迁徙来的民众,尤其是粟特人对东魏、北齐的胡化风气产生了深刻影响。这种西胡化风气在东魏时就已流行,此点拓展了陈寅恪提出的北齐西胡化的观点。     

享乐主义的泛滥与北齐的灭亡

中国传统文化虽然大都抵制享乐主义,但是享乐主义思想却一直存在。在北魏以来奢侈享乐风气的影响下,高澄、高洋统治时期,享乐主义开始抬头。高湛统治时期,北齐政策日趋保守,恩倖势力开始兴起,高湛日益沉迷于追求肉体感官的快乐。后主高纬时期,支撑北齐政权的宗室、勋贵和汉人士族都遭到重创,恩倖势力完全掌控了北齐政局,享乐主义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享乐主义的兴盛和泛滥是北齐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任期及地域分布特点探析

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的任期与地域分布呈现以下特点：其一,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遥领和不之任人数明显高于普通刺史;其二,唐代皇室成员出任刺史所在各道、州郡任期时间不均衡现象突出;其三,＂重首轻足＂方略明显。这种特点的形成是各个时期的朝廷根据当时的政治、社会状况等因素进行调整的结果,皇室成员出任之地多与所任州郡地理位置,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战略地位、历史地位联系紧密。     

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

西汉俗文化的昌盛为史家之公认,它与汉代崇雅的文化大传统相并行。西汉俗文化的盛行集中表现在娱乐之风的昌炽。考察西汉娱乐之风昌炽的时代动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雅乐衰微,楚风劲吹,这一文化背景为娱乐之风的勃兴提供了肥沃土壤;二是皇帝雅好,身体力行,皇室成员成为娱乐之风的强劲推手;三是炎汉盛世,经济发达,娱乐需求的激增促成了娱乐之风大炽;四是经学昌明,神话政治,歌舞娱乐发挥着安世化民的政治功能。     

溥仪小朝廷的政治史研究

辛亥革命,民国肇建,庞大帝国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逊清皇室作为一个微型政治实体停留于民初社会。1912—1924年间,逊清皇室以紫禁城内廷为主要活动空间,仍然保留着不少皇家机构,发挥着维持宫廷运作的各项功能,并且与外界社会发生比较复杂的关系。复辟不是小朝廷唯一的政治命题,实施内部管理、结交外部力量与争取合法性等都是其政治功能的体现。逊清皇室还通过隆裕太后葬礼和溥仪大婚这两场重大仪典向公众宣示自己的合法性存在。     

论婚姻与信用

信用是人类婚姻关系内蕴的伦理要求及其得以维系的道德资本。婚姻的法律信用、道德信用和心理信用是婚姻质量不同程度的标示。婚姻二维性的博弈所形成的张力,使婚姻呈现出不同的信任状态。功利型婚姻信任具有脆弱性和易变性,认知型婚姻信任对婚变具有一定的抗震性,信念型婚姻信任能够降低婚变的潜在风险。     

从婚姻关系看汉代女性的精神风貌

汉代的女性具有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和反抗性，大胆、热烈的感情追求，热爱生活，追求美，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这些．精神风貌在汉代的婚姻关系中具有一定的体现。     

“服术有六”:试论《礼记·大传》中的制服原则

所谓“服术有六”,即是指“亲亲”、“尊尊”、“名”、“出入”、“长幼”、“从服”等六条制服 原则。这六条制服原则是《礼记·大传》从周代丧服制度中总结归纳出来的。在这六条“服术”中, “亲亲”与“尊尊”是纲领性的两务基本原则,所体现的是周代宗法制度的精神。而所谓“名”、“出 入”、“长幼”、“从服”等其他四条“服术”实质上是从“亲亲、“尊尊”这两条基本厚则派生出来的。     

积极的夫妻互动与婚姻质量——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调查分析

本文利用2011年北京市婚姻家庭会进行的调查数据,分析北京城区已婚人群的婚姻质量和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多数夫妻对婚姻的评价是满意的。积极的夫妻互动是影响夫妻婚姻满意评价的重要因素,物质性因素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无显著关系。夫妻间积极性的互动关系包括：夫妻间积极的意见沟通、相互陪伴、有满意的性生活和知心。其中夫妻间的相知和默契是最重要的影响人们评价婚姻质量的因素。个人自评的身体状况和是否雇用保姆亦对人们评价婚姻满意状况有显著性影响。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the social origins and 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religious non-affiliation

I argue that the social implications of religious non-affiliation vary across cultural contexts, leading to differences across nations in both who is likely to be unaffiliated and the religious consequences of such non-affiliation. I test these propositions by examining cross-national variation in associations with non-affiliation using multilevel models and cross-sectional survey data from almost 70,000 respondents in 52 nations.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1) both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gender, age, and marital status) and nation-level attributes (GDP, communism, and regulation of religion) strongly predict religious non-affiliation; 2) differences in non-affiliation by individual-level attributes—women vs. men, old vs. young, and married vs. single—are greatest in nations with low levels of religious regulation and high level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3) the effect of religious non-affiliation on religiosity varies considerably by the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context, and to a lesser extent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ch nation.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cultural variation in what it means to be religiously unaffiliated.     

国际关系影响下的战后东南亚文化发展

国际关系是影响当代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把1945～2005年的东南亚文化放在国际关系的背景下进行探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影响冷战时期东南亚文化发展的主要国际关系因素是冷战格局和意识形态对抗、民族解放运动和独立的赢得、亚洲国家传统友谊的恢复和新关系的发展以及新独立国家对原宗主国及其留下的文化遗产的关系。在这些因素影响下,东南亚出现了越南式、菲律宾式、泰国式、缅甸式、新加坡式以及印尼式等不同的发展模式。冷战后东南亚文化在新的国际关系下发展的主要趋势,是东南亚各国在努力发展民族文化的同时,提出了并在积极推进东盟区域文化的一体化,但东南亚区域文化尚在形成中;在更开放的环境下,东南亚文化更多地受到更多的外来影响,但由于国情的不同,东南亚各国受外来影响的方向和内容也有所不同,这些都将使东南亚文化在一体化有所发展的情况下仍然存在着多样化和复杂化的情景。这两种趋势并存反过来也将影响东南亚的国际关系和政治发展。     

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及其时代价值

明清时期山东出现了众多的以科举起家、延续数代长盛不衰的仕宦家族,这些家族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及地方社会均产生了重要影响。仕宦家族兴盛与其重视教育和文化传承是分不开的。明清山东仕宦家族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对今天仍有鲜明的时代价值,值得人们去总结研究并加以宣传借鉴。     

对《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的女性阅读

以精神分析和历史主义为理论支点的“女性阅读”为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 ,本文就试图以此对莎翁的名剧《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进行新的解读。得出的结论是 :在《特》剧中 ,爱情是描述的主要场景 ,社会、历史、人生却是它的底蕴与灵魂。莎士比亚从男权中心的文化观念出发 ,将文本中的爱情叙事在其功能上与政治叙事实现了重叠 ,将性与政治的本质性联系展露得清晰明白 ,并在无意中将女性对已建立并被遵守的严明的政治秩序的反叛和颠覆 ,渲泄得淋漓尽致     

传统人伦关系与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的运作

人伦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人伦既是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础,也是中国重要的文化传统。历史上的乡村治理之所以出现困境,其重要原因是忽略了传统人伦与乡村治理之间的联系。在后农业税时代,乡村基层政治运作的逻辑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以科层制为主的运作模式转向以关系取向为主的运作模式,基层政治运作方式也从刚性的工作模式转向带有情感性的柔性工作方式,乡村政治运作的基本特征也将带有越来越多的乡土性。     

文化心理变迁对巴金小说创作的影响

作家特有的文化心理往往会使作品呈现出其独有的观照世界的方式,从而影响着作家的创作风貌。由于家庭环境、政治信仰等文化因素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巴金的文化心理在经过1934—1935两年的创作沉默期后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而巴金文化心理的变迁,对作家在文学与革命的选择、英雄与普通人的塑造、社会与家庭的题材书写等方面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反映出巴金将文学创作作为一种宣泄政治热情的代偿性行为向有意识创作转变的心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