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伦贝尔俄侨考

呼伦贝尔地处中国东北边陲,与俄国有1010公里的边界。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俄国人在呼伦贝尔活动长达300多年,特别是中东铁路修筑及俄国十月革命以后,大量俄国人进入呼伦贝尔定居,呼伦贝尔成为中国境内俄侨主要聚居地之一。     

《蒙古秘史》中发生在呼伦贝尔地区的若干事件考述

呼伦贝尔因呼伦湖和贝尔湖而得名,历史上有许多游牧民族或部族在这里活动.在<蒙古秘史>中.记载了许多发生在今天呼伦贝尔地区的事件.这部分资料虽然比较散乱,但对于研究蒙古民族的发祥地、成吉思汗建立蒙古汗国前后的历史活动却十分重要.蒙古族发祥于这个地区,在成吉思汗统一诸部的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也发生在这个地区.     

苏俄军队进占库伦与外蒙古人民党政权的建立

1921年2月1日,俄恩琴白匪攻占库伦,中国中央政府军退守恰克图,在苏俄和远东共和国以及外蒙古人民武装的攻击下,中国中央政府被迫撤离外蒙古,在苏俄政府的军事政治干预下,外蒙古宣布独立。     

满文档案《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研究

“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为内蒙古档案馆藏呼伦贝尔副都统衙门满文档案。作为“遗留性史料”,其所载内容多为清代其他史籍所缺漏,因而对清末呼伦贝尔地区蒙古族人口及各部落社会状况的了解和探讨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对“新巴尔虎右翼宣统二年户口册”的编造形式、规则、所录项目予以详尽说明的同时,也对户口册的内容进行多方位的、全面的分析,进而对新巴尔虎部人口状况、妇女地位、黄教的影响等方面有更为清楚的认识。     

康熙初期改革苛政、发展生产的措施

康熙六年(1667年)七月,康熙帝爱新觉罗·玄烨隆重地举行了亲政大典,开始直接处理朝廷政务。这时,大权仍然被辅政大臣整拜所垄断,在鳌拜的把持下,圈地仍在继续,为害酷烈的“逃人法”在变本加厉地推行,满汉民族间的矛盾也日益深化,京畿和中原腹地都笼罩着动乱的阴影。边疆地区不可测度的因素更多:在东北,沙俄侵略势力在向黑龙江中下游扩张;在漠北,喀尔喀蒙古三大部贵族间的内乱纷争,又为俄国的入侵提供了客观条件;在西北,准噶尔蒙古封建主的势力已崛起于天山南北,正向青藏和大漠南北推进;隐患最大的还是分布于华南的三藩割据集团,他们心怀叵测,互通声气,随时都在准备发动叛乱。玄烨面对这样严峻的形势,首先于康熙八年(1669年)出其不意地一举清除了鳌拜集团,遴选了一批满汉臣僚协助他执掌政权,在改革苛政、清除积弊,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两方面,采取了一些重大措施,其内容较多,影响深远,简述如下。     

俄国汉学家比丘林与他的蒙古研究

1805年,比丘林作为第九届俄国驻华宗教使团团长抵达北京,从此开始了他所钟爱的汉学研究。他在大量翻译中国典籍并充分利用的前提下,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语言、历史、文化等方面的著作,其中,中国边疆史地的翻译与研究是他学术活动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他提出了蒙古、通古斯、突厥同源论,探究了“蒙古”名称的由来,考察了蒙古与中原关系的变迁以及清廷在蒙古的统治等问题。比丘林在俄国人对蒙古史研究中的贡献不仅仅是为后来者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同时也提供了《蒙古律例》、《理藩院则例》等具有重大价值的中文史料。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

蒙古英雄史诗与孛额唱词中的“腾格理”额尔德木图自从元朝政权北迁以后，明与北元之间连续多年进行了残酷的战争。这种战争促使北元“内部大封建主反而趁此称雄一方，互相争夺霸权，形成封建割据的局面，蒙古大汗的实力与权威大为低落，逐渐成为大封建主挟持争霸的工具，...     

关于达延汗史实方面几个有争论的问题

达延汗是蒙古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人物。《蒙古源流》等十七世纪蒙文史书和明代汉籍中都有关于他的记载,而主要的材料来源是前者。蒙文史书把他描述成一个扭转乾坤、重振汗权的一代英主。达延汗生活在明成化至正德年间。在他即位以前,蒙古地区封建割据状态日趋严重,大汗的权力逐渐衰落,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变成了几乎是独立的王公”,大汗实际上变成了某些大封建主手中的傀儡。因此,争夺汗权和借扶立大汗来扩大自己势力的封建战争不断发生,使蒙古地区陷于连年不息的战乱之中,生产停滞、民不聊生。在这样的情况下,达延汗登上汗位,经过多年的努力,逐一翦除了自己的劲敌,重新恢复了大汗在全蒙古的统治。客观上使分裂混乱中的蒙古地区一时得到了相对的统一,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为巩固大汗的统治,达延汗又采取有力措施,在六万户内分封了自己的子嗣,夺了异族异系封建主的权力,加强了集权统治,减少了频繁的内战。     

解放前呼伦贝尔地区邮政及驿站通信史况

呼伦贝尔地区的通信历史悠久,解放前经历了由传统邮驿到近代邮政创设和发展的历史变革。早在元代,根据政治和军事需要在这里相继设立邮驿等通信设施,用以飞报军情、传递官方文书。清代,为了传递公文、抵御沙俄,在原有驿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卡伦通信模式。作为少数民族聚居区域的塞北邮驿,对保持边疆与中央王朝的联系、维护祖国的统一和巩固边疆发挥过重要作用。鸦片战争之后,沙俄趁机入侵,在这里建立了“客邮”,近代邮政事业开始在呼伦贝尔萌芽。晚晴至民国期间,呼伦贝尔近代邮政发展较为迅速,表现为邮政处所数目增多、邮政业务广泛、邮路多样等方面。这些为新中国成立后呼伦贝尔地区邮电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清代前期“平准保藏”挫败沙俄染指西藏的斗争

自十七世纪七十年代至十八世纪五十年代,在我国西藏地方,发生了几起少数农奴主贵族作乱边疆、破坏国家统一的事件。这是与我国西北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割据叛乱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持续数十年的边疆动乱之中,沙皇俄国阴谋通过准噶尔上层割据势力侵占我国西北部、北部边疆,并将其黑手伸进西藏。在全国各族人民的支持下,清朝政府继削平“三藩”、统一台湾和将沙俄殖民强盗驱逐出黑龙江、与俄国缔结《尼布楚条     

辛亥革命与蒙古封建王公

一、辛亥革命前夕蒙古社会形势1901—1911年,清朝政府在统治中国的最后十年间,已处于岌岌不可终日的危机中.在外患日迫,国内的各种错综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日趋尖锐化的形势下,在清廷朝野上下,大造起要求拯救北部边疆危机的所谓“恤蒙实边”,”筹蒙殖民”等舆论.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与舆论的压力,为挽救其命运,于1901年开始在全国各行省倡行“变法图强”、“立宪新政”之后,次年,宣布取消曾维护了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对蒙古“封禁”政策,号召开放蒙古地区,大力推行“移民实边”的新政策.     

达延汗即位前夕蒙古社会的政治形势

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自15世纪中叶至16世纪初期,呈现出极其纷繁迭宕的复杂情况。特别是自卫喇特部的脱欢、也先登上蒙古政治舞台实际统治蒙古十几年以后,蒙古社会的政治斗争更加复杂,相应的蒙古社会政治思想也有了很大变化。“臣弑君”打破了非正统封建主不得取代蒙古孛儿只斤家族统治的传统,打乱了蒙古人中的正统思想。在一个时期内,“臣弑君”,君戮臣的局面交互出现。一直到达延汗即位,蒙古社会才又稳定地转入正统思想和正     

光绪初年俄商偷运砖茶倾销蒙古地区问题考述

光绪初年 ,俄商违反中俄双方协定向蒙古地区偷运砖茶 ,经过总税务司赫德的核查发现 ,偷运砖茶数量巨大、后果严重 ,垄断了蒙古砖茶市场 ,排挤了华商 ,引起各国的不满。天津海关道提出制定《蒙古税则》以杜绝砖茶私售蒙古、恢复华商活力并增加财政收入。总理衙门以与成案不符 ,流弊滋多批驳。恰值曾纪泽赴俄解决崇厚所签条约的善后之行。他在《圣·彼得堡条约》中满足了俄国在蒙古及我国西北边境贸易的全部要求。这个以满足通商要求换回土地的谈判原则 ,对蒙古地区的损害至大 ,使俄国在蒙古的影响逐渐超过中国。辛亥革命以后蒙古闹独立 ,其源头之一就在于此     

蒙古族马奶文化探析

马奶及其酸马奶文化是欧亚大草原游牧民族——蒙古族奶食品文化中的精华,是他们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智慧结晶。而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则在中国多元文化中闪耀着独特的光彩。 从自然条件和经济形态来看,蒙古族马奶文化的形成应早于公元前六世纪。据《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载“蒙古民族祖先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远古的时代,即原始公社制度时代”;俄国学者俾丘林也认为“蒙古民族的起源约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远在公元前2500年,这个民族游牧于中国的北部沙漠”;学者苏日巴达拉哈认为“远在图腾崇拜的社会阶段,蒙古民族形成于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的森林和草地上。活动于贝加尔湖周围,阴山山     

清末民初俄罗斯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及其影响

俄国文学于清末民初输入中国 ,其译介规模虽不及英、法、美、日等国 ,但仍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译介到中国的除虚无党小说外 ,还有一些名家名作 ,如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屠格涅夫等人的作品。评论界对俄国文学的思想艺术价值也有较为深入的认识。近代中国的政治形势和文化氛围 ,使国人对俄国文学未能给予普遍关注 ,此种情况与“五四”时期俄国文学在中国的大受欢迎形成了鲜明对比。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转变对蒙政策原因探析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将其侵略矛头又指向华北和西部内蒙古。先以支持“蒙古独立”为诱饵,笼络当时提倡蒙古高度自治的德王,终将其拉入自己怀抱。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占领了西部内蒙古,为了更加有效地统治这一新占领区,由煽动“蒙古独立”开始转向提倡“民族协和”。政策转变的原因首先是为了稳固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其次是防止已实行“自治”的伪满洲国“兴安蒙古”出现离心倾向;第三是优先考虑维护与汪精卫伪政权的关系。     

自然灾害影响下的明蒙关系

在明朝与蒙古封建主长期对峙的过程中,北方地区的风雪、冰雹、干旱、虫蝗等自然灾害对双方都有重大影响。草原地区游牧经济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决定了它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有限。一旦遭受自然灾害,必然要依赖内地经济的援助。蒙古封建主迫于生计,或南下掠夺,或主动要求与明互市,使明与蒙古的关系时而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局面,时而又出现缓和的重大转机。对明朝而言,自然灾害既是明边防御中的不利因素,又是羁縻蒙古的有利因素。     

罗布桑却丹的无神论思想

喇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一个派别。佛教起源于公元前六——五世纪的古代印度,公元八世纪时印度僧人莲花生等把密教传入西藏地区与西藏原始宗教“本教”相结合而形成喇嘛教。西藏红帽派旧喇嘛教同蒙古民族发生关系始于十三世纪中叶的元代,但只是活跃于皇室宫廷之中,尚未在民间流行。十六世纪末期的明代,宗喀巴所创的黄帽派新喇嘛教,在蒙古地区广泛传播,并取代蒙古原有的萨满教,成为蒙古民族唯一的宗教信仰。这主要是由于蒙古封建主的大力提倡和明朝皇帝的鼓励。到了清朝末期民国初年,由于清廷对喇嘛教实行保护和奖励的政策,喇嘛教在蒙古地区的传播达到极盛时期,成为统治阶级的重要精神支柱。     

关于呼伦贝尔古边壕的时代

在呼伦贝尔西部,有一道古代遗留的边壕,经苏联而入蒙古人民共和国,全长约七百公里这道古边壕不见于史书记载,长期以来未被人们注意。1864年,俄国贵族克鲁泡特金到中国边境地区游历,将边壕称作成吉思汗长城。1897年,屠寄主持黑龙江舆图测绘,曾考察此边壕,命名为金源边堡。此后,呼伦贝尔边壕始为世人所知。关于这道边壕的时代,国内外学术界有多种不同意见。继屠寄金源边堡说之后,张家墦、张伯英又称之为兀术长城。寿鹏飞认为边壕为汉武帝徐自为修的光禄城。近年,又     

略析清代前期治理蒙古的几项重要政策

清朝统治者们始终都非常重视对蒙古族等制驭统治政策的经营。他们在认真研究总结历代中原王朝对北方游牧民族经略制驭政策得失的基础上,早在后金政权初创之际,就十分注意按照蒙古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等特点,制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治蒙政策。其后在实施中经过不断充实、调整、完善,使其成为清朝统治蒙古的主要法规,在有清一代延续近三百年贯彻始终。清朝统治者经历了一百余年时间,才逐渐完成了统一蒙古各部的大业。为此,他们对蒙古实行的统治策略是:既要使其永远不能成为威胁清朝统治地位的北部边患势力,又要通过怀柔笼络蒙古封建主,令其有效地控制蒙古的铁骑劲旅,使其成为清朝统治中国各族人民的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进而使蒙古成为清朝帝国北部疆域“不设边防以蒙古为屏藩”的忠顺有力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