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诗学的话语转型--从泰戈尔诗学的几个关键词说起

泰戈尔诗学是东方诗学从传统话语向现代话语转型的范例.本文通过考察泰戈尔诗学中的"人格"、"味"、"欢喜"、"韵律"、"和谐"等关键词,管窥泰戈尔诗学的复杂思想和丰富内涵.泰戈尔对印度传统诗学思想的继承,对西方诗学话语的借鉴,以及在丰富的艺术创作经验基础上的诗学创新,对东方各国诗学的话语转型和话语重建,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论中西学术语境下对"poetics"与"诗学"产生误读的诸种原因

无论是在印欧语境下,还是在汉语语境下,“poetics”和“诗学”都存在着从字面上被误读的可能性。在英语语境下存在着欧美学界对“诗学”概念产生误读的三种可能性,在汉语语境下存在着中国学界对“诗学”概念赋予的四个层面意义及其误读的可能性。为了使“诗学”这个概念不再引起误读,笔者主张:诗学就是指涉文艺理论而不是“关于诗的研究”,而比较诗学就是指涉中外文艺理论在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与跨学科中的汇通性比较研究。     

“东方社会—亚洲价值—亚洲模式”三论与当代中国的东方认同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学界先后开展或参与了以“东方社会”“亚洲价值”和“亚洲模式”为关键词的三次国际性研讨。其中，从社会学角度对“东方社会”的研讨，使以往对“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封闭停滞的负面判断，转为对“东方社会”及“东方道路”的正面确认；从哲学角度对“亚洲价值”或“亚洲价值观”的研讨，促进了“东方”共有价值观念的辨析与认同；从经济学角度对“亚洲模式”及东亚经济发展特点的讨论，反映了亚洲金融危机前后中国学界对“亚洲模式”的冷静判断与正面评价。上述“三论”在时间上先后相继，在论题上相互联系，是近40年来我国“亚洲认同”或“东方认同”的重要方式，也是东方学理论建构的重要环节。     

诗悟和禅悟及其现代解读

本文从禅悟介入诗艺的缘由说起 ,简要概括了唐宋时期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心理学基础。然后详尽地分析了诗悟和禅悟这两种意识形态概念的不同内涵 :在对象和主体的关系上、在心理活动的自觉和非自觉关系上、在“意”和“言”的关系上 ,都有程度不等的区别。在此基础上 ,再对东方诗学顿悟和西方审美直觉两个概念进行了比较研究 ,以明晰地界定东方“诗悟”概念所特有的内涵特征。     

东方与西方:中西比较诗学的新拓展

比较诗学的研究就是要在研究中贯穿历史的探寻和美学的沉思,将研究结论提高到跨文化的、具有普遍概括性的理论高度。如果说比较文学史的研究意在揭示人类文学的纵向联系,那么比较诗学的研究则旨在揭示人类文学在精神上的相通性和差异性。既然如此,比较诗学研究的范围就不宜限于某些国家或地区之间诗学的比较,而应扩展其研究的视野。我国比较诗学兴起近20年来,基本上局限于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的研究,比较和对话仅限于中西之间,对东方文论的研究较为薄弱。然而在古代,中国、印度、希腊均是世界文学大国,各自创造了独具一格的文论,是世界文论的三大源头,而这三大源头中东方就有两个。遗憾的是我国学者对本国以外的东方国家的文论的研究一直较为冷淡,哪怕是对作为源头之一的印度文论的研究也较为薄弱。     

论德勒兹哲性文论中的中国诗学

法国哲学家德勒兹是当代西方最具原创性的一流哲学家之一，但是他的原创性思想离不开与中国的相遇。在与中国的相遇中，他将中国作为西方的“他者”进行观照，从中获得灵感，获取其所需要的思想资源，创造了数量众多、风格独异的哲性文论概念，这些概念熔铸了中国传统诗学的智慧。块茎的概念熔铸了中国莠草的特征，与中国古代的“居间”思想相沟通；“无器官的身体”概念熔铸了道家哲学的“虚”“无”思想，与中国诗学的“虚实相生”相沟通；“生成”的概念熔铸了中国的诗画特征，与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存在着精神上的契合；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精神的象棋和围棋成为条纹空间和光滑空间两个空间诗学概念的建构元素。中国诗学传统在德勒兹哲性文论中的再生，潜隐着“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无限可能性，有着巨大的理论阐释空间。     

后殖民语境中的东方文学选择——兼评当前诗学讨论中的“失语症”论

西方新近兴起的后殖民主义批评传入中国之后 ,有论者以此来指责“五四”新文化与新文学的方向 ,认为自此之后的诗学选择丢弃了民族的传统 ,患了“失语症”。事实上 ,通过对“五四”新的文化、文学与诗学的全面反思 ,却可以得出截然不同的结论。在后殖民的文化语境中 ,东方的文学选择不应该回到古代去 ,而应该吐纳东西 ,创造出现代性的诗学话语     

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东方"概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东方问题”的概念,含义指沙皇俄国与西方一些大国为瓜分东方的土耳其而进行斗争。他们提出,只有通过欧洲革命,才能解决“东方问题”。他们认为,东方的“中央集权的政府”和“东方专制制度”,建立在农民生活的孤立性及彼此隔绝状态的基础上,它是造成东方社会发展缓慢的重要原因,东西方社会发展的相互作用将导致东方专制制度灭亡。     

论“意”之义:中国古代两种文学阐释模式的生成

在中国古代诗学的话语系统中,“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对“意”的含义和意义的不同理解不仅形成了中国古代两种不同的诗学本体论,而且形成了两种诗歌阐释模式和意义生产方式。“意义生产”这个提法意味着阐释过程中文本意义不是简单地被发现并被揭示出来的,而是被创造或被建构出来的。阐释本身即具有“生产性”。“以意逆志”“得意忘言”“可意会不可言传”中的“意”都是具有生产性的古代诗学概念。对“意”的深入探讨可以从一个独到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义传达与诗学阐释方式的某些重要特征。     

佛教东传与传统诗学尚空思想的建立

崇尚“空”的中国传统诗学富于东方特色和理论深度,尚空思想的最初建立与佛教的传入密切相关.佛教传入之前,“空”大都作为一般语词使用,词义最初指称“孔”、“洞”等具体物,后来表示该具体物的特有物态意义,佛教传入中国后,“空”与佛教核心范畴ūnya在内涵上相对应,遂成为sūnya的稳定译词,有了范畴意义.苏轼申明佛教之空的诗学地位与价值,使尚空思想在诗学史上首次得到明确而专门的论证.     

中西比较诗学再思考——以《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为导引

余虹教授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一书意在借助现象学还原的基础上区分中国文论和西方诗学这两个概念,并指出二者的不可通约性。他的研究为澄清这两个重要的学术概念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看法。也为后学跳出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范畴,重新发现中国文论的真意提供了可能的进路。本文有意对余虹教授的这一著作进行一个有关思想史脉络的梳理,进而提出中国古代文论与西方古典诗学存在一种先天共有的关怀。由此构成了二者在对人的教育问题上可以进行比较的空间。     

论南朝诗学对“吟咏情性”说的改造

“吟咏情性”是南朝诗学的核心观念,但这一命题是从汉代诗学中移用过来的。在汉代诗学中,“吟咏情性”的含义是：诗歌是抒情的,而所抒之情须是合乎礼义的,须以礼节之。到了南朝诗学那里,“吟咏情性”这一命题被作了改造。改造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在情的问题上,在基本含义未变的情况下,抽去了礼的制约作用,因而扩大了情的范围;在性的问题上,则渝换了概念,抛弃了汉人对性的伦理学解释,注入了才的因素。这样,在南朝诗学中,该命题表达的含义就是：诗歌既要抒发个人生活中产生的真实的思想感情,又要表现诗人独特的才情。南朝诗学之所以要对该命题加以改造,主要是因为它自身处于两股对立力量交互作用而形成的张力之中。一方面它有着向唯美方向发展的要求,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在旧命题中注入新内容;另一方面,它又与传统儒家诗学有着联系,是儒家诗学片面发展的结果,这决定了它必须要到传统思想中去为自己的合法性寻找理论依据,这就是它为什么终究只是沿用一个旧命题的原因。     

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

本文立足于中国文学的基本经验 ,对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作了深入的分析 ,认为中国的诗学是一种综合着生命体验、文化底蕴和感悟思维的生命的诗学、文化的诗学以及感悟的诗学。这种多维的诗学以生命为内核 ,以文化为肌理 ,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 ,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 ,由此派生出比兴 (隐喻 )、意象、意境和气象等具有东方神韵和智慧的基本范畴。把握了中国诗学的这些特质和形态 ,我们就能以现代文化发展的战略眼光 ,建立起现代中国特色的诗学话语体系、学理体系、知识体系和评价体系     

论宋代诗学的"嫌贫爱富"倾向

“嫌贫爱富”是宋代诗学中一种普遍而又较为独特的倾向，它反映了宋人对历代诗学中不太受人欣赏的“富贵气”的重视。这种倾向的产生既与宋代的人的地位有关，也与宋代人的审美趣味有密切的关系。它与“嫌富爱贫”的倾向共存于宋代诗学中，一方面反映了宋人内心的矛盾，另一方面也表现了部分上层人物的趣味。由于“嫌贫爱富”是宋代较为独特的倾向，因而具有独特的诗学价值。     

亚洲或东方的中国形象:新的论域与问题

分析现代印度与日本的中国形象,发现他们表述中国的知识框架与价值立场都是“自我东方化”的,中国形象不过是“去东方化”与“彼此东方化”构筑的文化他者,目的在西方现代性世界观念秩序中确认自己的文明身份。不论日本或印度,都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外表述中国,也不可能在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之外认同自身;亚洲不同国家的中国形象,不仅意味着该国与中国的双向文化想象关系,更重要的是意味着不同东方国家面对西方现代性进行彼此参照、自我确证的三角关系,其中西方现代性具有覆盖性与宰制力量,东方国家在“彼此东方化”中将自身与对方同时置于西方现代性的他者地位;东方的中国形象成为西方的中国形象话语的再生产形式。“东方”或“亚洲”作为表述中国的主体,缺乏知识与价值的自我奠基。东方或亚洲国家在现代性叙事中构筑中国形象,不管是依附西方现代性还是另辟东方现代性,都无法超越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与前提、方向与方法。     

重估寄寓在文学本文中的诗学

探寻和感悟本文诗学实际上就是要探究作家的思想情感图像如何通过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而获得确定的形象创制的过程,这一过程是服务于作家创作实践的,作家通过对本文诗学学习和研究而获得自己的创作经验和创作智慧,事实上,对本文诗学的感悟过程与自己的创作过程是相辅相成的。本文诗学立足于文本自身,以创作作为自己的理论指向,这样的诗学才能实现诗学的“诗性”。本文诗学直接服务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它是创作者自由自觉的理性意识,创作者可以通过这种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在文学创作中进行诗学试验。一旦创作者的诗学原则在文本的创制中获得成功,创作者的思想原创性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诗学意义。     

西方人对东方艺术“理念”与“精神”的美学价值判断

西方人对于东方艺术,经历了从无视到偏见、再到正视并试图确认其独特价值的嬗变过程。黑格尔《美学》最早将东方艺术纳入视野,但因材料不足,并戴着他所界定的“理念”即“绝对精神”的有色眼镜,而不免充满偏见。20世纪初美国人芬诺洛萨研究东亚艺术并开始阐发东方艺术中独特的“理念”。1930年代英国人比尼恩在《亚洲艺术中的人的精神》中确认东方艺术中的“人的精神”,肯定其独特价值。20世纪中期美国人托马斯·芒罗的《东方美学》以“超自然主义”的“精神价值”来指认东方美学。总之,黑格尔以降的一百多年来,西方人对东方艺术与美学的认识与研究相当有限,而且主要是从“理念”或“精神”的层面来做出评价的。     

中西诗学互鉴：基于民俗志诗学的理论建构

从比较的角度而言，中国诗学理论与西方诗学理论有着极为明显的差别，也有着可以对话并且兼容的成分。在明细化的现代学科建设与平等学术对话的社会背景之下，中西诗学互鉴为重新认识和研究某种文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域。以这一视域为起点，重新发现中国传统民俗志的本土化与多元化特征，进而探索民俗诗概念的生成，是中西诗学互鉴的实验性探索之一，也成为建构民俗志诗学理论的重要切入口，可以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增添新的理论注脚。     

论中日韩首部“诗话”作品的特点

诗话是东方文学批评一种独有的方式,对于同处于东方文化圈中的中日韩三国来说,三国诗学文化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从中日韩首家“诗话”——《六一诗话》(中)、《济北诗话》(日)及《东人诗话》(朝)入手,遵循诗学批评原则,秉承着研究相近、相承的思想脉络,尊重三个民族间的诗学发展,可以发现《六一诗话》的开创性、《济北诗话》的继承性与《东人诗话》的本土化等写作特点.     

“观”范畴的异源同流与东方美学之形成

“观”是中国与印度传统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具有鲜明的东方特征与美学属性,对于“东方美学”的形成起到了统领与凝聚作用。中国道家、儒家的“观”“观物”,与印度梵学、佛学的“观”“止观”,两者各自起源但又不约而同,尔后遇合融汇,经宋代邵雍和近代王国维的中印之“观”的综合阐发,加之日本现代美学家在现代美学范畴中的“观”“观照”的植入,最终形成了以“观”为元范畴的源远流长的“东方观学”。“观”及“东方观学”作为中国与印度审美思想的融合形态,异源而同流,超越了中国美学、印度美学、日本美学等民族美学,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东方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