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不作为犯结果回避可能性的体系化判断——以货拉拉案为分析样本

结果回避可能性是过失犯结果归责的必要条件，只有蕴含实质危险性的实行行为支配了构成要件结果的发生，才能将结果归属于行为。过失不作为犯的结果回避可能性是一种法规范层面的体系化判断，应当通过过失不作为确定结果回避可能性的判断时点，然后以合义务替代行为理论作为判断标准，确认个案的法规范有效性。具体而言，首先，基于注意义务与作为义务的功能性互补关系，应采取结果原因支配说判断是否存在保证人注意义务违反行为。其次，利用合义务行为作为因果流程的检验标准，合义务行为必须是最低限度符合保证人注意义务的行为，对应结果是案件时空内的同一法定损害结果，被害人行为等介入因素只是客观定量条件。最后，应以风险升高理论定量判断损害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即通过经验通常性和合法则性的双重判断，以50%的比例确定是否存在结果回避可能性。     

环境监管失职罪归责的规范分析

环境监管失职罪本质上属于过失竞合,归责的核心要素为行为样态、保证人的义务来源与预见可能性。本罪行为样态包括作为、不作为、作为与不作为之结合;本罪保证人的确定既要从法规范上进行形式判别,也应采纳原因支配说理论从法益侵害面进行实质把握;本罪预见可行性是新过失论与畏惧感说相结合。一定条件下信赖原则可适用于环境监管失职罪,存在介入因素、欠缺结果回避可能性与不符合环境监管失职罪构造的场合时,则排除环境监管者的责任。     

刑法中行为论比较研究

刑法中行为论的学说有因果的行为论（含身体的动作说、有意行为说）、目的的行为论、社会的行为论、人格的行为论、比较起来以有意行为说为可取，依照该说，所谓行为，指基于人的意思或意思支配可能性的身体的动作或者态度。构成刑法上的行为，必须具备：1.意思支配的可能性；2.外部的态度。行为具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与不作为，不作为犯，德国学者认为是违反一切命令规范的行为，日本学者之间的表态稍有不同，反映出对不作为犯研究的深化。对不作为犯，前苏联、德、日、意的分类无大差别，德、日通常分为真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德、日学者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刑法中行为论比较研究

刑法中行为论的学说有因果的行为论(含身体的动作说、有意行为说)、目的的行为论、社会的行为论、人格的行为论,比较起来以有意行为说为可取。依照该说,所谓行为,指基于人的意思或意思支配可能性的身体的动作或者态度。构成刑法上的行为,必须具备1.意思支配的可能性,2.外部的态度。行为具有两种基本形式,即作为与不作为。不作为犯,德国学者认为是违反一切命令规范的行为,日本学者之间的表述稍有不同,反映出对不作为犯研究的深化。对不作为犯,前苏联、德、日、意的分类无大差别,德、日通常分为真正不作为犯与不真正不作为犯。对不真正不作为犯,德、日学者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超法规不作为犯的构成--对先行行为和道德要求形成的作为义务的分析

先行行为和道德义务成立不作为犯有着共同的伦理基础.先行行为所导致的危险是作为的前提条件,而道德义务的成立也必须有足够的危险存在,以致作为的必要,二者都要求作为义务的形成与作为义务人有着必要的内在联系.在当今中国,道德义务的成立有着现实可能性和时代的需要,但它成立的条件与法律有规定的作为义务不同,和先行行为不作为犯构成一样,它必须与当时危险的现实性、紧迫性和作为义务者对危险的排他性支配力等限定性条件相结合,形成严密的构成体系.     

共谋共同正犯论的中国展开

我国刑事司法实务对共谋共同正犯概念基本予以认可,但存在适用范围过广的不足。我国刑法学对共同正犯的支配性问题未做细致讨论,缺乏判断正犯性的具体标准。正犯的实质是对犯罪事实的支配,对于犯罪支配概念应当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它在直接正犯、共同正犯和间接正犯中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在中国语境下理解共谋共同正犯概念,需要充分关注此类正犯的特色不在于对构成要件行为的支配,而在于通过支配犯罪的因果流程造成法益侵害,共谋者在共同犯罪中的实质贡献由此应被评价为与实行具有等价值性。如此展开共谋共同正犯论既能够为加强相关案件的裁判说理提供支撑,也有助于准确区分主、从犯以实现量刑精确化,同时消除刑法学说和实务之间的对立,将法官裁判时的选择、决断,以及适用刑法的积极姿态等纳入刑法解释的关注视野。     

论不真正不作为犯的实质作为义务

在刑法理论中,不真正不作为犯的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不作为犯的法定义务的研究有形式作为义务与实质作为义务之分,由于形式的作为义务论存在诸多缺陷,因此,对不真正不作为犯的研究已从形式的作为义务论转向实质的作为义务论了。本文通过对德、日两国实质作为义务论的评析,并试对实质作为义务作一探讨。     

行为理论之比较研究——兼论人格行为论的合理性

对于行为与构成要件的关系,存在着"构成要件论"与"行为论"的争议,前者主张在构成要件阶段评价行为,而后者要为行为本身单独构建一个阶层,由于行为概念本身具有消极和积极两方面的机能,为实现这些机能,应当采取"行为论"的观点。对于行为概念,仅在大陆法系中就存在因果行为论、社会行为论、目的行为论和人格行为论等学说上的聚讼,其中,人格行为论由于结合了存在论和规范论两方面的考虑,因而在实现行为概念的各项机能方面显得较为妥当。同时,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由于缺乏专门的行为概念研究,而造成了体系上主客观的失衡和评价对象的缺失,因此,应该借鉴人格行为论的观点在犯罪构成之前确认行为的存在。     

对我国作为义务来源理论的探析

作为义务是不作为犯之犯罪构成要件要素之一，其来源包括形式作为义务来源和实质作为义务来源。形式作为义务来源除我国传统理论中的“四来源”之外，还应当把在特定环境下基于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德的要求引起的作为义务作为我国作为义务的形式来源之一。而且，我国作为义务来源理论应当建立以支配理论为中心、形式与实质相统一的作为义务理论体系，并以此作出对不纯正不作为犯的立法规定。     

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碰巧为真的运气————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及相关错误理解

葛梯尔问题是如何解决知识论上存在的悖论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寻找第四条件的问题;葛梯尔问题的实质在于可错论的合理证明与运气的结合,而非仅仅是推理的前提有误,更非语词的误用。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始终会为信念之碰巧为真保留一定的可能性,运气使这种可能性成为现实;可错论的合理证明原则不可废,否则,怀疑论将不可避免,因此,消除运气的影响就成了解决葛梯尔问题的关键。     

中国法治的发展阶段和模式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治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回顾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不平凡历程,揭示法制改革的现实成就及其面临的困境,总结法律发展的经验教训,在国际比较法学的研究中具有突出的样本意义。纵览中国法制改革的历史阶段及其标志性成就,可以总结出如下八个中国法治建设的模式特征及正反两方面经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机关部门分工负责的协商型法治,自上而下推进的权力主导型法治,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苏联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交织于一体的混合型法治,“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开放型法治,强调理性主义目标规划的建构型法治,先易后难小步快跑的渐进型法治,注重实践不断试验和总结经验的学习型法治,追求公平正义与社会和谐的意识形态法治。     

超越职业伦理： 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

从社会信息交往的整体视角和自律的基本内涵来看,媒体自律的真正基础在于个体道德的自由和觉醒。在社会转型和道德混乱的特定时期,个人被赤裸裸地抛离出来,直面自己的处境,重新思考原初的道德自我,应对他人的召唤。个体的道德觉醒为我们提供了重建社会秩序的基本思路。首先,个体道德为公共生活的建构提供了原初动力。其次,个体道德为社会结构提供了基本评价与调整原则。再次,个人道德判断内含普遍性和公共价值。最后,个体道德总是导向人类共在的整体视野。因此,人们应该持续探询自我道德之源,在此基础上努力创制一条更好的由个人道德通往良善公共生活之路。这也是未来媒介和传播教育的发展方向。     

忠诚于公正： 当代媒体报道的伦理原则

当代中国媒体的报道屡遭质疑，究其原因是当下的社会环境中不同利益主体和不同新闻理念存在剧烈的冲突，新闻报道环境与事件本身的复杂性非常突出，新闻报道的标准及人们对报道的评价缺乏共识。基于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重新考虑忠诚伦理的价值。新闻报道的忠诚伦理有三个原则：忠诚到底，寻找主导忠诚和确认具体忠诚对象。然而，在对“南平杀童案”报道的伦理分析中上述三个原则还不够，人们会在最终忠诚于谁及忠诚于什么的问题上产生巨大争议。上述原则可能难以处理对凶手的宽恕问题，也无法处理未来可能受害者的利益问题。原因在于，忠诚不仅在于具体对象，更要忠诚于特定的道德信念，而忠诚于公正具有最高的社会价值。忠诚于公正是忠诚伦理的第四条也是决定性原则。基于公正的社会正义感为记者的忠诚和职业行为确定了方向，也将促使新闻媒体承担更多责任，在更加多元的信息环境中证明自己的价值。     

中国传统法学实践风格的理论诠释————兼及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孕育

中国传统法学根植于法律实践中,它虽然不构建一种系统化的理论体系,但却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和思想旨趣。中国传统法学的理性基础不是科学理性,而是实践理性,因此传统法学不追求客观性的标准答案,而是探求解决问题的合理性路径。这种特质决定了传统法学的实践风格,这种实践面向包含了善的目的性追求与法律实践智慧。中国传统法学乃是当代中国实践法治观与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生成的思想文化前提。法治是一种行动,通过行动塑造法治,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行动纲领。     

法律事实辨析

法律事实是依据法律规范能够引起特定法律后果的事件和行为 ,但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与判决中的法律事实是两个极为不同的概念。作为规范的法律事实是指社会生活中有关权利义务关系的行为和交往规则 ,是一种社会事实或制度事实 ;判决中的法律事实则是依据程序和证据规则认定的生活或自然事实 ,具有二重性。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与客观事实相竞合 ,否则裁判事实作为一种事实判断就是一个伪命题 ;另一方面裁判事实必须符合规范事实 ,否则裁判事实即使符合客观事实 ,但在法律上它也只是一个无意义的命题 ,不能作为权利义务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依据     

认知语言学对西方哲学的贡献

虽说西方哲学在各个时期都为主流语言学派提供了理论基础,但后者也常为前者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如索绪尔和乔姆斯基就曾为西方哲学输送了新思路。已成为当代语言学主流的认知语言学派,一方面吸取了西方的体验哲学理论,另一方面也为体验哲学的建构起到了奠基性作用,同时也为西方哲学（特别是语言哲学和后现代哲学）提供了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例如“隐喻认知论”、“图式范畴论”、“SOS理解模型”、“事件域认知模型（ECM）”、“识解观”、“概念整合论”、“认知过程”等,这些都大大充实了西方哲学的相关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哲学的纵深发展,值得我们深入挖掘和认真思考。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

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哲学基础是实践哲学。实践哲学在人类思想史上有着多样化的表现形态,中国法治实践学派正是要挖掘多种实践哲学的思想元素,丰富自身的哲学内涵。实践是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核心概念,具有多样化的思想维度。它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维度,并蕴含了“中介化”的实践论思维方式;它还具有道德的维度,同时体现了自由自觉的创造本性。实践概念蕴含了自身的世界观立场,实践世界观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克服了物质世界观的绝对性和教条化,在肯定普遍的同时高度强调了“个别”的本体论意义,这对形成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自主性理论至关重要。实践概念内在地包含了实践智慧,实践智慧是产生于普遍与具体之间的行动智慧,同时包含了智识、德性与能力等多重维度。关于法的实践哲学将引导中国法治实践学派的理论设计与实践谋划。     

有限性与有效性： 基层社会治理中传统乡规民约价值的扬弃与再造

作为一种本土化的社会治理资源,传统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仅承担着政府“有形之手”的治理功能,而且发挥着市场“无形之手”规范引导与“第三方力量”组织协调的重要功能,是维护乡土社会良序美俗和社会稳定的“地方法”。但是,随着我国市场化、城镇化发展的不断加速和乡土社会秩序重构的加快,传统乡规民约面临着治理理念落后、合法性不足、治理效果日渐式微、手段单一落后、治理效果不具通约性等现实困境和治理限度,严重阻碍了乡规民约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价值与功能的发挥。为此,扬弃和再造传统乡规民约,推动乡规民约与时代精神、法律规范、基层自治和政府治理等现代治理文明有效衔接,积极回应当下我国农村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变化,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四种老龄化理念及其政策蕴意

在老龄化问题研究中,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成功老龄化和生产性老龄化,这四种理念具有不同的内涵。在结合地方养老服务创新案例分析四种老龄化理念的相互关系及其政策蕴意的基础上,运用“生活质量-社会质量”视角,评估健康老龄化和成功老龄化在提升老年群体生活质量方面的效用,探讨生产性老龄化和积极老龄化对提升社会质量的意义,从而深化人们对各种养老理念的理解,将老龄化的问题延展至老年照顾之外的参与和增能方面,丰富养老政策的内容和内涵,为发展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政策路径。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史学贡献及对地方当代史编纂的启迪

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近年来被提到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地方当代史编纂与一般史志编纂相比，有其鲜明的个性，其编纂工作难点颇多，存在争议的方面也很多。马克思经典著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蕴含的唯物史观及其卓越的史学贡献，尤其是“现实的历史叙述”法、“时事入史”法、“唯物主义历史总结”法，对解决地方当代史编纂工作中的诸多困惑颇有启迪意义，为解决地方当代史“述”和“论”的辩证关系、现时资料能否入史、地方史的社会功能等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和经典范例。